房穿明末，开局后门通北美 第368节

　　至于以后大崋一统天下后怎么办——那时自然会有更通畅的官道，乃至铁路，让交通变得更加快捷。

　　同时，提升驿传体系的效率也在刘升计划之中。

　　甚至在将来还会用上电报，另传讯变得极快。

　　总之，国家领土广大以至于交通、传讯不便对于统考的影响，在将来的大崋将会大大减小。

　　当然，统考还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考题更容易提前泄露。

　　但这类问题本就难以彻底杜绝，只需做好有效防范就好了，不能因噎废食。

　　确定七省统考之事后，接下来要确定的便是各省举人的录取人数。

　　在明朝，各省乡试录取名额是不一样的，各省录取多少，皆视情况而定。

　　一般而言，南北直隶较多，科举发达之地相对较多，科举不盛之地名额相对较少。

　　但对考生个人而言，其实跟后世高考情况有点类似。

　　比如说在科举发达的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即便乡试录取的举人名额高出其他省分，但因为考生众多，且水平都比较高，所以具体到某个考生身上，其在这类省份更难中举。

　　相反，如广西、云南、贵州这样文教不那么兴盛的身份，虽然乡试举人名额少，但考生也少，而且一般主考官会视当地情况出比较容易的考题。土司出身的考生（少数民族），甚至有加分项！

　　这样一来，假如一个考生水平固定，显然是在科举不发达的西南省份更容易中举。

　　不过大明朝廷对此自然也有对策，那便是严禁考生在户籍所在地之外的省份参与乡试。

　　但这条规矩到了天启、崇祯年间，尤其是崇祯年间，执行得便没以前那么严格了，多出了一些漏洞可钻。

　　于是，在这一时期，少数有门路的南直隶、浙江等地考生，便会到科举竞争没那么激烈的省份去参考。

　　考虑到这些情况，刘升道：“此番朕虽决定七省统考，但毕竟七省文教情况不同，所以举人名额也当不同。

　　即，各省乡试题目相同，但皆单独判卷、列榜，举人名额也各不相同。

　　七省中以南直隶科举最为兴盛，人口也众多，此番乡试朕预备给出101个举人名额。三位爱卿以为如何？”

　　各省乡试单独判卷和列榜是必须的，绝不能因为统一考题就统一排名，关于此事，在明初可是有血的教训。

　　那便是洪武年间引出会试南北榜的“舞弊”血案。

　　洪武三十年二月会试后，因录取的贡生（相当于准进士）前51名皆是南方人，故北方考生不服，认为这场考试存在舞弊之疑。

　　当时已69岁的朱元璋虽在派人调查后，得知这场会试并不存在舞弊，真是当年参与会试的北方举子中没几个出类拔萃的，所以凑巧让前51名都是南方人。

　　可朱元璋为了平息北方考生怒气，收买北方士绅之心，还是将其当做舞弊案来办，并与蓝玉案扯上关系，掀起又一场血案，杀得人头滚滚。

　　事后，他又在夏季亲自主持一次会试，录取的前61名贡生皆是北方人。

　　自此之后，大明会试分南北榜便成了定例。

　　所以，李长文三人对各省乡试单独判卷、列榜皆无异议，主要考虑的是各省举人名额问题。

　　南直隶相当于一个标杆。

　　刘升将南直隶此次乡试名额定位101人，那么其他各省便可定下了。

　　钱谦益首先赞同道：“上次南直隶乡试举人名额也不过130人，大崋如今从南直隶分出了淮南省，陛下此番仍给出一百余名额，南直隶生员闻讯必会感念圣恩。”

　　李长文也觉得没什么问题。

　　于是几个人接着又通过讨论，相继定下其他省份的举人名额。

　　除南直隶外，其他省份举人名额基本都不过百，浙江91名、江西88名、淮南63名、湖南51名、湖北53名、河南42名。

　　整体来讲，给各省的举人名额要比大明天启年以前略多。

　　因为举人、进士大明朝廷给予的优待相对较多，权利也较大，且举人就是在大明做官的门槛，再加上士绅们也不想太多人进来分利，所以大明对进士、举人名额一直控制得比较严格。

　　后世有研究表明，在大明秀才中举比例平均为3.3%，举人中进士的比例约为5%。

　　秀才中举的难度竟比举人中进士更大！

　　刘升之所以没有在这次乡试进一步限制各省举人名额，是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时机差不多时，他便准备确立士绅一体当差纳粮的规矩，废除大明给予秀才、举人、进士的各种优待。

　　当然，并非说大崋就一点不给有功名之人优待了，而是不会以优免役钱、田赋等方式进行。

　　因为这些优待方式，太容易让士绅群体妨碍国家收取税赋了。

　　钱谦益不知刘升在这方面的想法，只一味奉承刘升的大方。

　　李长文却是对此有些了解的，因为最初刘升就想在汝宁、义阳两府直接实施士绅一体当差纳粮之策。

　　只因他劝阻，说大崋尚未一统天下，过早实施此策容易激起天下士绅的激烈反抗，不利于尽快平定天下，刘升才改变主意，准备以后再去做。

　　李长文是知道士绅兼并土、窃取地方官府权利之害的，但也因知道刘升对于士绅的看法，所以此时便没对这看似略多的举人名额提出异议。

　　议完各省举人名额，对于乡试剩下的事，刘升便不过多参与了，准备交给政务院礼部去负责···

　　刘升从文华殿回到奉先殿后，讯风卫副统领安小逢前来汇报。

　　“陛下，王徽一家已抵达南京。”

　　“哦？王徽身体如何？”

　　安小逢道：“王徽毕竟已七十二岁高龄，此前经历闯军追剿，又一路舟车劳顿，来到南京后仍精神不振。

　　臣请大夫为他看过病，只是太过劳累，偶然小恙。大夫已为其开了几服药调养，休息一段时日应可恢复。”

　　刘升听得微微点头。

　　既然王徽身体不舒服，他便不适合在此时召见了。

　　因为王徽对机械物理研究极深，曾制作出利用虹吸原理引水的“鹤引”，其实就是压水机的前身，这种机械刘升小时候很多地方还在用。

　　另外还有风力磨坊、高压水枪、舂米机、水利计时器、自行车等机械。

　　所以，刘升准备将蒸汽机的制作交给王徽来主持。

　　按理来讲，刘升有蒸汽机图纸，拿出随便召集一班子能工巧匠，便能复制出来。

　　他之所以想让王徽负责此事，是因为王徽不仅有根据图纸制作出蒸汽机的能力，更能较容易地明白蒸汽机所涉及的各种知识，将其化为己用，乃至教导给他人。

　　也即是说，主持蒸汽机制作的工作交给王徽去做，获得效益也要比交给寻常工匠大得多。

　　最后，王徽在明白蒸汽机原理的情况下，主持制作蒸汽机，也必然更快、更好。

　　这样一来，大崋便能尽早开始修建铁路！

第358章 欢呼雀跃，感恩戴德

　　当刘升在文华殿会议中定下今秋乡试诸事后，钱谦益、王铎便带领礼部官员忙碌起来。

　　新朝开启乡试，正该广而告知，没有隐秘进行的道理，故而南京及周边的士子最先知道此事。

　　听闻大崋承认大明生员功名，并准备在今秋开启乡试，众生员果然如钱谦益所说的那般，欢呼雀跃，对刘升赞颂不已。

　　按照崇祯时期三年一次的乡试规律，今秋本就该有乡试。

　　倘若刘升不开启乡试，就意味着众生员至少要再等一年。

　　而若刘升干脆不承认大明生员功名，则意味着很多有功名的读书人数十年寒窗苦读所得皆化为乌有，想要获取富贵，便要从头开始。

　　而刘升作为新朝开国皇帝，什么时候开启乡试，是否开启乡试，又是否承认大明功名，其实都可一言而决，没有人能逼迫他。

　　此类事是有史为证的。

　　如大元这样非汉族开创的王朝，一开始便并未行科举取士制度，而是以原蒙古帝国的选才制度为主——其实就是以举荐制度和论家族背景为主。

　　此后元朝在选才制度上争论了几十年，一直到至元二十一年，科举制度才算确定，又等到元仁宗皇庆二年才开始。

　　也即是说，在忽必烈建立大元后，二十几年都不曾开科举！

　　此后大元科举时停时开，在其统治中原的九十几年中，一共只开了十六次而已。

　　那么汉人皇帝就一定会正常开科举吗？

　　这点看朱元璋就知道了。

　　朱元璋起家之初，一直到建国后的前三年，也都用的是举荐制度——这里必须说明是，举荐制度虽然容易任人唯亲，也不够公平公正，但确实是用人的应急之法。

　　如明初号称“浙东四贤”的青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琛、金华宋濂，以及明初比较有名的谋士、文臣范祖幹、叶仪、许元、胡翰等人，都是通过举荐制度出现的。

　　不过朱元璋知道举荐制度的弊端，因此建立大明之后，便开始筹备恢复科举制度，因各种原因，到了洪武三年才得以进行大明首次科举。

　　结果通过这次科举选拔出的人才表现却令朱元璋大失所望。

　　其中北方人因先后受辽、西夏、金、蒙元异族统治，文教凋敝，一些有才能的人根本难以通过科举制度展示出自身能力。

　　南方虽文教稍微兴盛，可那些所谓的才子，大多只擅长做文章、诗词乃至戏曲，并不具备为官治理地方乃至国家的能力。

　　一句话，洪武初年，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并不具备施行科举选才的环境。

　　而且一些举荐制度的既得利益群体，也在暗中阻挠科举制度的恢复。

　　见此，朱元璋只能先在全国各地大力兴建学堂，让平民百姓也能读书识字，通过十几年的时间扩大了科举人群的基础，这才在洪武十五年宣布恢复科举，并在洪武十七年开启了大明第二次科举。

　　但明初朱元璋停止科举十几年的原因，在明末这个年代，大多数士子都不知晓。

　　自然也就不知道，大崋建国后所面临的社会基础与科举环境都与明初大不相同，是不可能突然停止科举的。

　　如此自然也就有所担心。

　　而今听到刘升准备开启今秋乡试的消息，生员们自是欢呼雀跃，感恩戴德。

　　当然，生员们感恩的程度因人而异，大多很有限，或许当将来觉得自身利益受到大崋朝廷政策损害时，他们又会痛恨刘升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