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167节

蔡绮洪面不改色说出这样一句话来，简直让林时爽不知道回答什么好。会场内的其他与会者，也都脸色怪异，大概都觉得蔡绮洪讲话如此“不害臊”，尺度确实是太大了……

还是林淮唐站起来，点着头说：“燈途同志提出的复员工作方法，我个人认为是极好的。国民武装部应该到华东大区来，成立一个华东大区的分部，来掌握复员军人的个人信息、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确保将来重新动员的需要……除此以外，我是认为，军人复员以后，党的任务应该是立即把这一批复员军人组织起来，投入到新工作中。”

“新的工作？”姚雨平问道，“日本有在乡军人协会，就是把退伍军人组织起来，在乡间配合政府展开各项工作，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一下这种模式？”

“不，日本的在乡军人协会，是把基层政权委托到不分阶级的退伍军人手中，这与我们党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是完全矛盾的。不分阶级的委任基层政权给人家，放在中国的乡村具体环境里头，绝对是一种灾难。”

林淮唐看向林时爽，示意他来讲一讲两人此前讨论过的事情。

林时爽慢悠悠讲道：“我和君汉之前有过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讨论，军人如果不复员的话，政府不能解决饷粮问题，革命军人生活没有着落，自然会引发各种兵变问题。但是复员以后呢？多数军人实际上生活还是没有着落，政府发给的一点点遣散费用根本不够生活，结果不过是把本来应该由政府解决的复员军人生活问题，转移给复员军人自己来解决而已。”

林时爽说：“社会党如果要掌握军人复员以后的个人信息，要继续维持与复员军人之间政治上的联系，我们就不能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军人复员以后的生活着落问题。否则革命军人被党的政策要求复员，结果复员以后连饭都没得吃，党难道还能够要求人家在我们需要的时候，重新被动员起来，重新参与到党的革命事业里来吗？这是什么做法？是把人家当成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娼妓吗？便是娼妓，也是要付给嫖资的。”

在林淮唐看来，目前同盟会在财政压力下实行的裁军政策，完全就是对辛亥一代革命军人的背叛。甚至因为留守府财政困难的问题，黄兴不仅主张士兵退伍以后不领遣散费，而且还主张为了解决国家财用困难的问题，要求退伍士兵把自己大半年来的光复饷积蓄，都以爱国捐的名义捐给政府。

这简直就是白嫖以后，还要让人家自己付房资，如此背叛基本盘的程度，简直快要赶上我不下岗谁下岗的工人最光荣时期了。

“林书记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庄文统又低下头，很无奈地说，“现在要裁军，不就是因为军饷困难吗？我们社会党的财力，虽然较同盟会富裕一些，但真要长时期维持这么多军队，肯定也支撑不了多久。没有钱，如何解决军人复员以后的生活问题？”

林淮唐答道：“这就是社会党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办法是有的，我们主张立即组织大规模的垦屯运动，以垦养兵、以屯代军，以此解决军人复员以后的生活着落问题。”

姚雨平讶异道：“但是垦屯需要土地，需要耕牛，需要种子，这些都要花钱，而且还是很高的价钱，政府的财力真能解决吗？”

刘师复也说：“土地问题是最大问题，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虽然没收了一批官地，但官地多用来平均分配给了本地佃农，没有剩下多少留给复员军人的份额。何况即便真的优先将官地分给复员军人，我们的官地数量也是远远不够的。”

林淮唐说：“苏北一带，东至黄海，西至范公堤，南起吕四，北至陈家港。按方声洞在扬州和淮安缴获的材料来看，总面积不下于1700万亩。这一地区也是两淮古盐场所在地，前清时朝廷为了保证苏北沿海的盐业生产和盐税收入的稳定，禁止开垦种植这里的土地，它们只能用于放荒蓄草，刈草煎盐，土地浪费情况极为严重，我们如把苏北沿海地区的滩涂地完全利用起来，即便其中只有十分之一能够用作耕地，也能获得多达近二百万亩的耕田了，绝对能够应对垦屯开发的需要，收获所得更能用来解决复员军人的生活着落问题。”

自宋建炎二年到清咸丰五年，黄河泛淮期间，巨量的泥沙使江苏海岸线迅速向大海推进，形成了大量的滩涂之地。以盐城为例，黄河长期泛淮期间，南宋时大海离盐城东门桥不到二里。明朝宣德时，盐城已距海十五公里，明末盐城距海达三十多公里，清朝乾隆年间盐城已离海五十多公里了。

可见其海岸线向东推进的速度之快，而形成滩涂面积之大。大量淤涨而成的滩涂，为垦殖业的进行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方声洞率领第二师占领苏北一带以后，当地原有的两淮盐务衙门的生产完全停顿，革命军整理盐务衙门材料时，便发现了这一大片被抛荒已久的土地。

按照林淮唐自己一部分地理知识的回忆，苏北沿海海岸带具有季风海洋性气候特征，气候温和湿润，南部和北部的年平均温度，都在十四五度左右，全年无霜期日也非常多，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充足的雨量也能使得滩涂区内土壤含盐量逐渐减小。

如此看来，苏北沿海滩涂区土地资源相对丰富，气候条件适宜，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

第十二章 复员战争（五）

原始盐业生产的衰竭是苏北沿海滩涂农业开发的前提。盐业生产衰落原因主要为随着滩涂面积日益增大，位居腹里的场区因潮汐罕至，土淡卤轻，茂草日盛，盐产量逐渐衰减。

如淮南中十场，清嘉庆年间，角斜、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草堰、刘庄等十场，共煎盐80万引，而到清末的光绪年间，十场仅有三十多万引,短短八十年间，产量就下降了65%以上。

而且两淮盐场的煎盐方式在林淮唐看来非常落后，成本又高，劳动生产率低，并且盐的产品质量差，销售价格也低。苏北制盐采用的是几千年一贯制的煎煮办法，无法与晒盐技术竞争。至清末也只有吕四等少数盐场的一部分采用板晒的技术。

按照第二师缴获的江苏盐垦材料来看，淮南盐区制盐成本高于淮北晒盐的十五倍之多，同时淮南煎盐所用烧草数量可观，每灶一亭其蓄草供煎之地，须十亩甚至数百亩，更是本重利薄，极大地浪费了土地资源。而如果改为种植粮棉，财利远大于煎盐，还可以大大帮助解决复员军人的生活所需。

更何况两淮灶民的逃亡，也导致从事盐业生产的人员减少，也直接影响盐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党从清江浦衙门缴获到的材料里就表明

“……近年淮南盐产额奇绌，时时脱档，虽由海岸东伸，潮远卤薄，然草荒价贵，实为祸源。灶丁方困苦无告，豪猾又争垦荡田，两害相乘，灶丁逃亡多矣。今草一担，值钱五百文，需两担草煎一桶盐，而商人每桶盐只给钱九百文，人非至昏极黑，孰甘折阅从事者，毋怪煎丁之废煎也……”；“……灶丁受商虐，其状至惨，吾历诸场，见灶民裸居而草食，胫肘生盐霜皆成腊肉，问其何以不衣布食谷，则日商人层垒盘剥而克扣之，日给粮钱数十分耳。盖范堤邻近之民，役力于灶下者，无不同此荼毒。自盐商视之，曾不若犬豕马牛矣。”

如果能够改盐垦为粮棉的垦屯农业生产，则大部分盐丁、灶丁也可以摆脱盐商的人身控制和极重盘剥，不仅凄惨生活可得到极大改变，而且生计情况势必大大转好。

林淮唐接着分析道：“近年来上海民族纺织工业发展很快，对于原绵的需求非常高，若在苏北滩涂区展开粮棉生产，市场是有保障的。何况前清的盐务官厅被我们用武力消灭以后，苏北滩涂地一千多万亩土地便成为无主之地，我们要利用这片土地，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给予原本生活在上面的灶民一定补偿，并且解决这少许灶民今后的生活着落。”

江苏省境内的土地地价相对较贵，昆山一带地价在三十元左右，苏北地价则低很多，但亦需要十几元钱，按银洋一元作铜钱六吊来计算，苏北一般地价亦在六七十吊钱以上。

而若给予灶民补偿费用，并解决其今后生计，按林淮唐的计算，换算为分摊在每亩土地上的话，等于每亩土地花费三吊钱而已。

林淮唐说：“……按我们的计算，开发滩涂地虽然需要额外投入更多耕牛、种子、农技、水利和农机的开发费用，然而农业开发的大头始终是以土地地价为主要支出项目，在这一项上，若开发苏北滩涂地，支出可以减少到一般情况的二十倍以内，整体计算下来，实行垦屯开发的性价比是极高的。”

林时爽也补充道：“过去清朝对两淮滩涂地有禁垦令，无非是为保盐业生产而已。但现在两淮的盐业生产，是以极其落后的生产方式，占用了过多数量的土地，而且大部分收入都被盐商占有，剩下收入则由于条约限制，要用于偿还辛丑条约的赔款，即便我们利用革命军截留盐余，所剩也没有多少。与其这样，不如大刀阔斧改革两淮盐政，把大部分土地腾出来，用作粮棉垦屯生产，一千八百万亩耕地，取其十分之一数值的耕地，也能完全解决复员军人生活之需了。”

来参加执委会扩大会议的人中，还包括了第三师师长杨若钧。杨若钧是林述庆的部下，镇军出身，籍贯就在苏北的盐城，比其他人更熟悉苏北滩涂区的自然条件。

杨若钧直言：“书记长说得很有道理，但我还有一个问题。据我的了解，苏北沿海滩涂区很大一部分土地，都是近几百年间涨出来的，大概因为成陆时间很晚，所以地里往往含有很多盐分，这种滨海的盐渍土地这能用来种粮植棉吗？”

林淮唐解释说：“杨师长这问题问的很好，过去几百年来都没有人尝试过在苏北大规模开发耕地，并不是因为历朝历代的人就傻，而是当时确实还没人想到有什么成熟的办法能够解决土壤盐渍化的问题。这是一个科学问题，是一个工程技术性质方面的问题，过去几百年间中国人在工程技术和农业技术方面，缺乏足够的科学进步，所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今天不一样，我们能直接从海外引进学习外国人的科技成果，我可以向杨师长保证，现在的科学技术完全可以解决苏北滩涂区的土壤盐渍化问题。”

“……我们要在垦区实行土壤改良，实行围垦。筑堤、开河、建闸是解决防潮、防洪、排涝、淋盐的主要方法。我们需要修筑外堤、里堤与格堤，用以保护垦屯农田受海潮的侵袭。农田都按地形，规划为区、排，配之以区河、排河。大小河沟与建立在海港的涵闸组成水系，用来发挥降低土壤盐份和排泄等功效。”

说话间，工党原来的领导人徐启文也好像想起了些什么，他突然提道：“是了，以前朱志尧曾和张謇合伙办过一家公司，叫做通海垦牧公司，就是在盐城大丰一带垦荒。好像当时通海垦牧公司，就是用多建堤、沟排水排盐的办法，解决了土壤盐渍化的问题。”

林淮唐顿首说：“对，虽然我们坚决反对张謇的反动政治主张，但是张謇开办的通海垦牧公司，已经证明了这条开发苏北滩涂区的路子，是完全行得通的。我们要做，就要在张謇的基础上，做得更好、更完善，规模也要更大得多。”

“……江苏北部淮南盐区，产盐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就“有海盐之饶”。宋真宗时，淮南，通州利丰监、泰州海陵监、楚州盐城监年产盐达上百万石之多，以每石五十斤计，折合也有七千万。但是南宋以后后，黄河夺淮经苏北境内入海，大量泥沙淤积，海涂日扩，潮汐不至，卤气渐淡，范公堤西亭场纷纷废置或东移，场灶产量大减。

明清以后至我们民国，苏北海岸线东延迅速，随着海滩的不断增扩，引灌海水逐渐困难，昔日配煎草荡，产盐之所，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上游洪泽湖、淮河经常溃决发水，大水过境，淡流冲洗，以至范堤以西原有煎灶逐步撤并，盐产量不及历史上产盐高峰的六分之一。

到此地步，我们还有必要去保卫两淮这种极其落后的盐业生产模式吗？其实前清已有不少人看出放垦势在必行，但他们缺乏相关的科学工程技术认知，想不到成熟廉价的土壤改良方式，但我们既然已经掌握了改良土壤的科学办法，就应该承担起彻底改变苏北落后面貌的历史任务来。”

林淮唐用力说道：“前清时，沿海草荡荒滩的使用权是相当复杂的，这也是前清不能实行大规模垦屯改革的原因之一。淮南各场煎亭草荡使用权，有商亭和灶亭之分。商亭就是盐垣及其附属的煎亭草荡均属垣商，而灶亭则煎亭属垣商，灶荡使用权为灶民私有。

但去年辛亥革命时，经过第二师在江北一带的扫荡，多数垣商或被公审处决、或已放弃土地逃走，今年我们以华东国大的名义重新核查各亭产权和使用权的时候，也不见有垣商回到本籍认领灶亭。

所以我们的条件就比前清好得多，只需要解决灶民的生活问题，而不需要面对垣商的挑战。废灶兴垦，我们面临的问题主要便只有安抚灶民生活这点，而后上千万亩土地，即可作为我们解决军人复员以后生活着落的途径所在。”

方声洞第二师此前在江北极为过激化的行动，是马日事变的诱发因素之一。但从结果来看，方声洞当时将两淮大部分垣商和灶董，从肉体上直接消灭，就使得现在社会党要实行废灶兴垦的时候，几乎不需要面临什么阻力了。

第十三章 复员战争（六）

“废灶兴垦，种粮植棉，这是解决一般复员官兵的主要渠道。我和阿文核算过一遍，仅此垦屯一项，就能安置不下数万户家庭。”

林淮唐侃侃而谈：“除此以外，大家还记得吗？《激进社会主义ABC》里，我写到过社会主义下的农业经营模式。这一次我们废灶兴垦，在江北一带发起大规模垦屯运动的时候，便可以将书中的社会主义农业经营模式进行具体的实践。社会党和华东国大政权，可以集中财力投资国营农场，再以国营农场作为经营的中心，向周边垦屯的农户展开合作化经营模式——比如向周边垦屯农户出租农机和技术服务，贩售种子等等。”

社会党的朋友之中，最了解农场经营的肯定是陈嘉庚了。他在新加坡经营农场，可是获利极巨。但陈嘉庚虽然有权旁观社会党全国一大的会议，毕竟不是社会党真正的领导层人物，所以并没有参加这次执委会扩大会议。

但是跟陈嘉庚关系亲密的兴闽银行总经理黄少通，还有出身南洋商贾之家的蔡绮洪，两人都对着林淮唐鼓起掌来。

黄少通是社会党的财经专家，他连连点头说：“江北垦屯的中心是国营农场，外围则是我们安置的复员官兵。由复员官兵组织低级别的劳力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自负盈亏。国营农场的农技、农机、水利，则为他们提供有偿服务，这样来提高他们的农业生产能力。”

蔡绮洪跟着补充说：“还有江北本地的老百姓，也可以囊括进来。江北总农会应当协调江北土著农民，鼓励他们组织初级合作社，然后与国营农场及复员官兵合作社共享农资和产品的供销网络。”

林淮唐放声大笑：“对，就是这样，如此我们也可以通过国营农场为核心，带动江北周边地区，走向初步的农业生产合作化。”

在民国元年以前，在辛亥革命之前，确实，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阶级概念、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等等的名词，是不为中国革命者所熟悉的。

但是先锋队这么长时间，可不是一直闲着的。根据陈独秀汇报的总结报告来看，仅仅是在民国元年即1912年这三个月来，中华书局便又多卖出去了一万一千多本《激进社会主义ABC》，而这比起此前先锋队及其附属组织，还有北伐军，免费分发出去的大量宣传材料，数值又显得小许多了。

可以说在先锋队约半年的努力宣传之下，且不说现在社会党之外的党外人士，对这些社会主义相关的概念名词了解如何。最起码，在社会党的内部，相当一部分党员是比较清楚这些概念的，对于中央委员会甚至执委会这种级别的核心领导人来说，那就更是熟稔于心。

所以林淮唐这番大论“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供销网络”的话，并没有引起与会委员们的困惑。相反，大家听完林淮唐、蔡绮洪、黄少通三人的讨论以后，反而是被激发起非常强烈的热情来。

在辛亥革命刚刚取得重大胜利的民初时代，即便是不曾存在过先锋队与社会党的那条历史线上，民初革命者们的思想也是五花八门的，其中并不乏社会主义相关的思潮。

这时中国的革命者，对于欧美正在流行的革命思潮，基本是缝合主义的照单全收，也因此，即便是如林淮唐这样，公开提出国营农场、农民合作社的政策来，也不会引起多少人的震惊。

要知道，康有为和梁启超还想着中日合邦，孙中山还想着民国首都应该迁都到伊犁去，哪怕是被后世认为最为务实保守的袁世凯，也一度搞过衣冠复古运动，想要在几年时间内就完全复辟汉服。

至若同盟会一度希望将满蒙出售给日本，换取革命经费，立宪派一度希望将西藏出售给英国，换取变法经费，这些后世看起来简直越来越离谱的事情，在当时竟然没有遭到多少人的质疑，也并未引起多么大的震惊，于中亦可见到民初政治思潮上的开放、包容与混乱。

在这个中国历史空前绝后的政治思潮混沌时期，林淮唐就算是把合作社的政策直接提出来，也不至于说就会立刻引起资产阶级的全面反扑和围剿云云。

说白了，1912年的中国，地主阶级当然是有很多的，但能理解社会主义思想“危险性”的资产阶级，才不过刚刚开始发育，未曾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飞速发展阶段，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实在尚不成气候。

“合作社对咱们来说不是新鲜东西了。”林淮唐指着刘师复说道，“汕头工会的莫纪彭同志、林君复同志，很早就在汕头工人中间开办了消费合作社，用来稳定物价。汕头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工人们各自投钱来开一个平价商店，那我们在江北也可以组织农民这样做。”

“先协调农民发展互助组。”林时爽也拍手道，“农民们先在个体经济基础、家庭经济基础上自愿互利，互换人工或畜力，共同劳动。这种事情其实农村本来就很常见，农忙时邻里互相帮忙，就是互助组的雏形，社会党的任务就是将这个雏形制度化，并且将它进一步发展成初级合作社的雏形。”

“就是这个道理。但我们要切忌一点，不能图快、图多、图高级，苏北的经济基础比较差，农业的生产要素主要还是劳动力，我们不能拔苗助长，要靠国营农场的模范作用带动互助组自然发展为初级合作社。”

林淮唐也很清楚，民初中国的经济基础极差，农业生产高度内卷化，农民又过密化到了完全依赖劳动力投入才能维持生产利润的地步，这种经济基础，还是只有实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刺激生产积极性。

另一条历史线上的中国，最后又回到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生产的状态，这便是原因。

民国的农民早已陷入过密化陷阱，普通农民在精耕细作中单位劳动生产率反而越来越低，也就是说扣除个人必要消费之后积累越来越低，再加上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的剥削，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积累来添置生产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农业生产模式高度“内循环”，比如土地积肥靠粪肥，完全依赖劳动者自己，结果恶性循环，越来越过密化，所有人的生活条件都持续下降。

这样在彻底打倒地主之前，即便社会党掌握政权，并且以政府财政作为外部投资，也不可能普遍建立合作社。因为农民在完全没有积累的情况下，他就不可能对合作社这种需要一点点先期投入的东西感兴趣，哪怕初级合作社的先期投入已经是非常低了。

第十四章 复员战争（七）

所以林淮唐的想法，就是社会党不直接强制农民普遍建立合作社。而是由社会党自己首先利用“复员战争”的机会，通过复员官兵来组织国营农场，给农民示范社会主义未来，并且还能给周边农民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

例如说国营农场可以向周边农民提供农业技术的有偿服务，技术指导、新品种推广、良种选育等等，国营农场的农业机械设备，也可以以比较低廉的价格租给农民使用——当然林淮唐估计江北土著农民短时期内也不可能会使用这些设备，所以最好就是直接向江北土著农民提供有偿的代耕服务。

其余如国营农场修建的水利设施，同样可以给普通农民提供很大便利，国营农场的总渠还可以向农户自己开的新渠放水等等。

总之这种模式是大有可为的，关键投入也不算太高昂，社会党的先期投入主要还是花在国营农场上面，而国营农场的收入完全归社会党支配，这样性价比就比直接组织农民建立合作社要好得多。

等到国营农场的经营卓有成果时，这时再以国营农场为中心，向农民提供供销合作服务、农贷信用合作服务等等，便能解决地主垄断交换和金融的问题了。

将来复员官兵一部分将直接成为国营农场的农业工人，另外一部分则分配给他们废灶兴垦的土地，进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考虑到复员官兵与社会党之间十分密切的联系，林淮唐认为等到时机成熟时，首先由复员农户组织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而且这样，社会党便能对江北相当一部分的农业生产做总体规划，以便各块土地都能根据土质的情况和特点，种植当地最适于生长的谷物、蔬菜和经济作物，按林淮唐估计，棉花生产将是今后江北农业的主力之一。

而清末民初最普通的小农经济，都是纯粹的单干户，要求他们去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棉花作物，或者要求他们采取更科学的农技，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中间环节消耗的金钱和时间，绝对要比社会党提出的新模式多得多。

肥料方面也是这样，保持土壤腓力的主要源泉就是肥料，国营农场可以养更多牲畜，因而能够得到数量更多、渠道也更多元化的粪肥，农场本身使用之余，还能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出售给周边农民，这个价格要低到苏北一带已高度内卷的小农亦能承担的范畴。

牲畜方面国营农场的优势就更大了，几个大的牛棚猪圈，无论卫生条件还是生产效率，都比几百个小的牛棚猪圈高许多倍。而且国营农场还可以进行小农根本想都不敢想的良种选育，种种优势根本是一下说不完的。

“社会党现阶段，还没有实力也没有条件消灭中国的地主阶级。这样，在不发动全面的土地革命以前，我们就要先从国营农场和附属初级合作社这些方面展开工作。”

林淮唐说着，又扫了一眼台下所有人的神情。不过这一次，大部分人的神情均相当自然，似乎并没有因为林淮唐这一句“消灭地主”而感到有什么不对劲。

但这也不能说明什么，更不能代表社会党的领导人们都一致认可今后要消灭地主了。

毕竟同盟会的纲领里头，也有平均地权呢，难道同盟会的高层就真的一致认可今后要平均地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