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261节

“段芝泉负我、段芝泉负我！”袁世凯看着徐世昌送来的那份战报，声音顿时变得像是头受伤的野兽一般，“一虎一狗都没用，芝泉负我，芝泉负北洋！”

徐世昌收敛着自己的情绪，只说道：“山东战役败于段、曹不和，亦因华甫不能尽力援鲁……但现在不是清算功罪的时候，滕县之溃以后，济南、兖州尚有二、三万北军劲卒就地据守，红军未必能够立时北上，局势也还有可资调度弥补的余地。”

袁世凯是老谋深算的人，他的情绪断断不至于因为徐世昌带来的这条消息就完全失控。他这番怒吼，多少也有表演的成分在，无非是要甩锅给段祺瑞等人，也是说明袁世凯对段祺瑞、冯国璋的不满确实越发强烈。

他的恼怒之情十分明显：“菊人，让聘卿来总统府商议军事。”

徐世昌却回道：“现在这种时候，正是需要团结人心的时候，是否该请宋教仁来？”

袁世凯凝视了徐世昌一阵，不知道他心中在想些什么，最后终于松口说：“……好，请遁初来，也把松坡叫来吧，我们是该同心同德了。”

滕县之战，北军大败，北洋军第四师、第六师、第十师三个师成建制被红军消灭，再加上此前被红军击溃的张敬尧旅，还有另外一大批民团武装，北洋军政府仅此一战即损失可战劲兵达五万人之多。

这还不包括现在在山东形势危殆的第三师和第五师！

目前北洋军在全国范围内和红军旗鼓相当，这一场失败却很可能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如果放任华东野战军继续消灭第三师、第五师，那么这之后无论华东野战军这一战略兵团转向哪一个方向、哪一个战场，那一个方向、那一个战场上的北洋军都将面临迅速崩溃的危险。

袁世凯也是军旅出身之人，他深知当前局势的厉害之处，因此哪怕他对国民党、进步党怀有极深成见，对自己的权位更有一种堪称偏执的固执，此时也只能选择团结北方各势力来共渡危局了……

袁世凯长叹一声：“芝泉误民国！两倍的兵力优势，三倍的军械优势，这头虎怎么就打输了呢？他连香岩都不如！”

袁世凯用人时如珍宝，弃之时则如敝屣，徐世昌心想的是段芝贵算什么东西？还能和芝泉相比吗？不是总统重用段芝贵这种幸进小人，又怎么会搞得北洋上下真正能打的一批军人心灰意冷呢！

段芝贵出镇张家口督军以外，他对于社会党的那只草原骑兵第一师还不是好几倍的兵力、兵器优势？结果打到现在，快要半年的时间了，战场从绥远一直转移到宁夏，又从宁夏打到陕甘，听说草原骑一师都快和白朗合流了，也没见着段芝贵获得什么值得一提的胜利。

好歹段祺瑞在滕县之败以前，于山东战场还是屡战屡胜的。

“现在什么事情都先不要多想吧。”徐世昌缓缓说道，“救山东为当前时局第一要务。”

第八十九章 巨头会议

北洋军的山东兵团经过滕县一役，已经让红军打得七零八落，仅剩下第三师和第五师分别据守济南、兖州二城而已，其中第三师所困守的兖州城，更已经处在了红军的团团包围之下。

拯救北洋军在山东的残余兵力，就成为了现在袁世凯最主要的工作。

但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让他感到忧心忡忡

那就是段祺瑞的下落。

济南方面、兖州方面，均已向北京致电说明了两师目前面临的极艰难的军事情况。而第三师的师长曹锟就在他呈递北京的电文中，向袁世凯告了一状，将滕县败绩的原因归结于段祺瑞刚愎自用、徐树铮不能容人两点上。

而段祺瑞在山东北洋军大溃败的前夜，曾利用滕县火车站的电报局给总统府打去一电。电文声称由于第三师擅自撤退，这才造成山东北洋军的全线溃败，失败责任当然应该由曹锟、吴佩孚两人负责。

袁世凯是老于军事之人，不需要蔡锷、王士珍等人提醒，他光是自己看看段祺瑞和曹锟两份截然不同的电报中种种用兵细节，就能推测出滕县战败的真相必然是由于曹锟的擅自撤退。

可偏偏，现在的问题是段祺瑞、徐树铮下落不明，大军溃亡无遗，反而是曹锟的第三师成为了山东战场的顶梁柱……

这种时候，恐怕不是向曹锟问罪的好时候。

袁世凯闭上眼，靠在太师椅上，不知道是怒还是叹：“曹仲珊……人人都说他是个老实人，他怎么能做到这地步？”

曹锟老实不假，第三师到山东以后，每战攻必在前、退必在后，一直是山东兵团的主力部队，承担了远多于友军袍泽的作战任务。滕县大战时，第三师更是一力包揽下来整个兵团的主攻任务，与红军以攻对攻，不仅丝毫不落下风，而且几乎实现了将华东野战军击溃的目标。

可段祺瑞和徐树铮又是怎么对待曹锟的呢？

只因为第三师不是那群安徽人的同乡，不是他段祺瑞的嫡系，就把劳苦功高、战绩卓越的第三师扔下来等死。曹锟再老实，他也不能老实到替别人去送死，事情到此地步，除了做狗急跳墙之势以外，也别无他法。

总统府花厅内一片寂静，那些人高马大的卫士们此刻也都缄默不语，谁也不敢跳出来此时触袁世凯的霉头。

很快北洋方面的要人，徐世昌、梁士诒、杨度、王士珍……还有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等人，都匆匆忙忙地走进了总统府。

接着副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宋教仁，还有陆军部长蔡锷等非北洋团体的在京重要政治人物，也纷纷赶到。袁世凯原来还命徐世昌最好将孙中山、黄兴两人也一起请过来，好向外界表明北京政府团结一致的气氛，但据说黄兴抱病在身，孙中山也以照顾黄兴为名托辞没来。

孙、黄两人的婉拒，一开始就给这场制造团结会议的巨头会议笼罩上了一层十分不祥的阴云。

总统府内气氛森严，警卫从胡同口一直排列到花厅前，五步一岗，人人荷枪实弹。宋教仁作为国民党的唯一代表，他刚一下汽车，就感到扑面而来的沉重压力。

“松坡也来了啊。”

宋教仁看到蔡锷静静地站在总统府大门前，蔡总长的神情有些茫然，他的喉疾好像又严重了几分，声音低沉暗哑，说话间不时发出难听的咳嗽声。

蔡锷见到宋教仁后，嘴角才浮现出一丝微笑：“时局很困难……万一不慎，咱们都将做历史的罪人。”

宋教仁来总统府之前，也通过国民党在各地的政权和基层组织掌握了一些关于山东战场的消息情报，他一问就问到重点：“段祺瑞有下落了吗？”

蔡锷摇摇头，从段祺瑞、曹锟、靳云鹏等人先后致电北京以来，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天一夜时间，陆军部同济南已经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兖州方面则由于电报线被红军切断，暂时还没有一手消息，但可以确定第三师尚固守扬州城。

只有段祺瑞等人……应该说是整个济南剿总的司令部，现在都没有一丁点声息。

“滕县到两下店之间，陆参两部估计应有二万左右溃兵。”蔡锷分析道，“段祺瑞如果还在作战，他有可能是收拢了溃兵，在邹城一带就地据守。当地没有电报局，又被红军包围，或许因此我们才联系不到段司令。”

蔡锷说的是北洋军政府最想见到、也最乐观的一种情况，但实际上的情况呢……宋教仁只想想都觉得害怕，如果山东兵团已经在事实上被红军消灭，这场解放战争的实力对比就马上要发生重大变化了。

“李侠如在安庆即将告胜。”宋教仁低声说，“安庆一破，鄂赣联军顺流直下即可东取南京，当年曾国荃即由此破天京，如今李烈钧未尝不能克复南京，戡乱之战胜败难料，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蔡锷听着宋教仁这番话，面上微笑，心中只是觉得时代早已变化，即便鄂赣联军攻破安庆顺流东下，就真能给战场带来决定性变化吗？

两军对垒，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从这段时间的战事来看，蔡锷好像已从红军身上学到了一件事情——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远比什么都更重要。

蔡锷明白这一点，宋教仁却并不明白。

现在国民党内部已经为山东战场的事情吵翻天了，有些人认为滕县之败至少也证明了红军战力不下于北洋军，国民党还应该继续和北洋军政府合作吗？那样将导致国民党继续流失至关重要的青年支持者。但也有不少人以为，北洋军的这场失败，将使国民党在军政府内的地位大幅度抬高，毕竟滕县之败以后，李烈钧兵团的力量就更显得至关重要。

这两派意见悬殊，冲突也很激烈，而作为国民党元老领袖的孙中山和黄兴两人，却都在这时候置身事外。

黄兴是真的病倒了，他本就对国民党和袁世凯的合作满怀疑虑，自国会宣布戡乱以来，黄兴的身心就长期处在沉重的压力与自我悔恨的交织中。他身体本来就不怎么好，黄花岗之役时黄兴就受过不轻的伤，在香港医治良久也没有彻底根除，近一段时间由于精神上的压力日益增大，他的身体终于完全垮掉，现在只能住在医院里，即便想支持国民党脱离北洋军政府，也是有心无力。

至于孙中山……

宋教仁对孙中山是越来越看不懂了，他知道孙中山不喜欢袁世凯而更青睐林淮唐，是民国二年以来国民党与社会党之间激烈的武斗，以及社会党对各地方社会贤达名流的残酷迫害，才使得孙中山最终赞成国民党与北洋的合作。

但孙中山自打抵达北京以来，又一直没有就新国会、新政府一事表态过。

他在政治上就好像已然死去，绝不能说是一具殭尸，但确实已经丧失了自主的生命力和活力。孙先生现在每天就在医院里照顾黄兴，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到底在支持哪一派？宋教仁也不知道。

之前宋教仁曾私底下主动找孙先生谈过一次，向他询问战事结束以后应当如何处置社会党的残部。

那时候孙中山只是淡淡回答：“这不由我们决定。”

这句话真可谓一语成谶，只是那时候宋教仁想的不由我们决定，自然是由袁世凯来决定。现在来看，也的确“不由我们决定”，因为战争的结果完全可能出现由林淮唐来决定一切的情况。

宋教仁额上冷汗滴落，他神思有些恍惚，走进总统府的时候险些在台阶下跌倒，还是蔡锷扶了他一把。蔡锷又握了握宋教仁的的手说：“先生是总理，将来时局若再生变，先生应多负责任……为此考虑，身体方面健康还是要多注意。”

说完，蔡锷便又咳了一声。

台阶的另外一头，袁世凯则早已等候在那里。这位民国的首届正式大总统，自从国会宣布“戡乱”以来，便深居简出，气度越来越有帝王气象，就是宋教仁、蔡锷等人，未得召见，也很难见到袁世凯的一面。今天袁大总统却出门远迎，看来滕县之战的大败确实给北洋集团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袁世凯也到了不得不倚重非北洋势力的时候了……

第九十章 段祺瑞的旅途

段祺瑞没有想到他会在徐州吃到猪肉罐头，看着铁皮罐头上印制的中文汉字，特别是那一排“徐州第一食品厂”文字，段祺瑞心中对于滕县大战的胜败原因，好像又有了一分更加深刻的认识。

两天前他和徐树铮被曹锟炸桥堵住了后路，连带北洋军山东兵团的两万多名溃兵，一起成为了华东野战军的刀下鱼肉。

段祺瑞不是没有组织过反抗，他和徐树铮在邹城附近曾组织过三条防线。最危急的时候红军的炮弹就在段祺瑞的身旁爆炸，他还能冷静下来，把自己尚能掌握或有过一些渊源的部队都拉起来，试图重新修些工事抵抗红军的进攻。

可是北洋军一夜溃逃惊变以后，士兵早已完全丧失了作战的斗志和勇气，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再战已是无力，段祺瑞的百般筹划组织，结果也不过是被几个营的红军一波突击，便完全击溃。

他心灰意冷之下，终于选择了孤身前往红军阵地，希望能向红军的指挥人员说明停战议和的想法。

段祺瑞走出北洋军溃兵战线的那个清晨，适时下了一场小雨，虽是暮秋，但雨中却没有那种愁风苦雨的气氛，段祺瑞反觉得倍感轻松。

滕县之败的后果如何，段祺瑞也非常清楚，特别是经此一战让他清楚认识到了红军强大的战斗力，北洋集团虽然还有不少力量，但若再继续打下去一定是自取灭亡。

可段祺瑞更清楚袁世凯一定不会罢手，他与袁世凯同样相知多年，袁总统的性格如何，很难有几个人比段祺瑞更了解了。

但不得不说，段祺瑞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分量。

到这地步，他还有同红军谈判的资格？

段祺瑞前往红军阵地的时候，并没有带上徐树铮，而是吩咐徐树铮在后方继续组织溃兵进行抵抗。这一点他做得不算错，因为当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获悉段祺瑞前来请求谈判的时候，陈更新虽然没有露出轻蔑的笑容，但也并没有特别重视，更没有如段祺瑞所想的那样亲自和他段司令见面，甚至引见他跟林淮唐见面。

陈更新只是吩咐前线战士将段祺瑞控制起来，按照阵前起义的待遇照看，但控制的措施要一如普通俘虏的待遇。

不错，段祺瑞除了几个连长、排长以外，任何一个红军的高级指战员都没能见到，便简单直白的做了华东野战军的俘虏。

他除了收到了据说是司令部专门送来的罐头食品，还有一床军用的绿色棉被以外，其他生活方面的待遇就和普通的士兵差不多。有位红军的排长请了一个军医过来，帮段祺瑞治好了他身上被炮弹碎片弄伤的地方，裹起厚厚的绷带以后，这位北洋军政府的前任陆军总长和国务院代总理，看起来也就真的和一名普通士兵没有任何差异。

红军根据国际公法优待俘虏，给段祺瑞的待遇中规中矩，也有专人审讯他，可由于山东方面的重要战事已经结束，后面对第三师、第五师的作战，段祺瑞也不能提供什么有意义的情报，所以审讯他的人其实问的都是一些关于战争犯罪的事情。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关于“烧村”行动的问题。

那些审讯官们问到此事时，便眼泛凶光，可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直到很后来段祺瑞才知道元老华东野战军的兵员，就和北洋军大部分师一样，都是以山东人为主，那几个审讯官都有亲朋好友死在了北洋军“烧村”的肆虐之中。

段祺瑞坦诚回答了每一个问题，他在那几位审讯官杀人般的目光下，一五一十的说出了自己知道的一切情况。从徐树铮如何建议他实行扫荡计划，再到吴佩孚等北洋军中层军官的强烈反对，再到后来他如何表面上拒绝徐树铮的建议，但实则却并没有严令去阻止徐树铮的单方面行动，在徐树铮冒充军令实行烧村扫荡以后，他自己又是如何包庇和纵容徐树铮。

这一切，段祺瑞都和盘托出。

到这时候，他心中并无侥幸，反而因为在俘虏营中所见到的红军军貌，所见到的社会党人在前线埋头骨干的风姿，使段祺瑞心中的涟漪一层荡漾又激烈过一层。

接着他又交代了自己如何处置红军俘虏的事情，段祺瑞确实没有下令杀害红军俘虏，他可以确认北洋军中一部分俘虏待遇相当恶劣，但确实并没有故意杀害俘虏之事。但段祺瑞也承认一部分落到民团手中的红军俘虏，肯定遭到了非常残酷的虐杀，他对这些事情大概有所耳闻，可也并没有出面制止——段祺瑞本有这种能力的。

段祺瑞本以为这场审讯以后，他即便不被立即杀掉，也肯定会被好好整治一番。但结果出乎意料，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他只是被红军转送到后方，不久即被送到徐州。

段祺瑞这才慢慢了解到红军的俘虏政策并非虚言，他们对于战争罪犯也自有一套自己的评价标准，包括国民法院、公审法庭等等各种名目的设施机关，段祺瑞也是在被送往徐州的路上才一点一点了解到的。

他对社会党的想法，对红军的看法，甚至是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认识，都这样一点一点地悄然发生着转变，直到段祺瑞他能坦然而完全的接受来自人民的审判，也坦然去面对自己身上的一切历史罪恶。

在被转送后方以后，段祺瑞就只能通过纸来继续了解外界正在发生的各种事情。这也是他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红军并不阻止战俘营里的北军俘虏读书看报，而且还会主动给俘虏们提供许多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