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292节

目前中国的海关依旧处于列强控制之下，因此社会党的新政府用于控制外资输入的制度及政策性工具其实还是相当有限的。

“社会党组织的新中央政府若想要实现中国的富强，那么没有建筑在近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西方技术，就只能是空谈而已。半年多以来的战争，已经使得中国的国民经济不堪重负，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和国民的生活水平，新政府普遍认为我们急需从外国引入最近的技术、设备，并且在一个时期内也不排除外国资本的输入。

至于更具体的关余、盐余问题，新政府将在中国全国大致实现稳定以后，再同外交团进行交涉。

等到社会党在北京组织完成新的中央政府架构以后，我们会向外界公布新政府在租让制下的具体的租让条例。”

租让制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大体上是中央政府将一些暂时无力经营和开发的企业、矿山、农场、森林等租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利用他们的资金、技术、设备，以便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又可以用来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

社会党上下都很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现阶段的中华民国其无论是外资控制的买办工商业，还是民族资本控制的民族工商业，规模都还极小，效益也还都很低，整个无产阶级和工人队伍的数量也是惊人的低。

以如此少的无产阶级，以如此弱的工业基础，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很困难的。所以社会党一直以来都秉持工农联盟的立场，即将属于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群体也纳入到统治阶级中去，如此看来，在社会党直接控制中央政府以后，就还不得不把一些能够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体都纳入到执政联盟中来。

也就是说，在一段时期内而言，笼络旧势力的统战和维稳手段依旧是必不可缺的。

林淮唐此刻向众人侃侃而谈的所谓“租让制经济”，就是社会党准备向外界展示他们愿意接纳一部分旧势力的信号。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一段时期”而言。

以民国目前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林淮唐提出搞“租让制经济”，实际上就算对比后世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都只能算一种倒退。毕竟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俄，租让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活动范围狭小而适度，是从属的经济成分；在全社会起领导作用的仍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

但现在的民国，即便是社会党社会改造最为有力的粤东和福建地区，都尚不存在成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即公有制下的经济成分）。无论是分田后的自耕农，还是政府控股的银行、工厂和国营农场，这些都还只能算作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至少在土地这一项中国目前最大资产实现大规模的公有化以前，民国的主要经济成分都只能算是小农经济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

在此条件下，谈论外国资本的输入或租让制下可能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扩大，也就毫无意义。

第一百六十章 反干涉的准备

林淮唐在马厂火车站的一番演说，基本上就把社会党一两年内的政策明明白白说了一个清楚。正如他过去一直以来所标榜的那样，社会党人没有必要对自己的意图和理念遮遮掩掩、躲躲藏藏的，一切问题就应该光明磊落地直接讲出来。

具体的行动上社会党人可以采取策略性的斗争办法，但在理念方面，林淮唐是坚持认为绝不能以所谓的“斗争策略”来做掩饰的。

这是关乎于革命初心的问题，容不得一丝“策略性”的变化。

不过林淮唐说得如此直接，听在那些欧美外交官的耳朵里，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少洋人或者默默记下林淮唐的话，或者掏出小本子开始记录下一些他们认为比较关键和重要的信息，“社会党有一番理想主义的改革理念”、“新政府公开表示了欢迎外国资本的输入”、“新政府似无排外倾向”、“即将到达北京的林主席表现较天真”……总而言之，即便林淮唐把社会党的一切政策、理念明明白白讲了出来，该傲慢的人也始终只会继续傲慢。

这对彼时的民国而言，又不知道是一种帮助，还是另外一种羞辱了。

林淮唐摇摇头，他在马厂休息了一阵时间，又接待了好几批从山西、奉天等地赶来的代表团，然后便在唐绍仪和外交团陪同下换乘专车前往天津。

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天津，所以中央警卫旅也不能继续保护林淮唐进入天津城区之内。但变通的办法自然也有，过去袁世凯可以靠警察的制服来让军队换一种名义进入天津，社会党人当然也可以重新效仿一遍。

红军中本来就设置有公安总队的编制，社会党很快就知会了唐绍仪，表示红军将派遣公安总队接管天津警察局的一切人员和机构。之后中革军委下令从中央警卫旅中抽调出两个营的兵力，改编为天津公安总队，即可以光明正大开入天津，并继续执行保卫林淮唐等中央领导人的职责了。

外交团方面对社会党的小动作，总体上也是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毕竟新政府刚刚向外国表示了如此“开明”、“友善”和“包容”的态度，那么外交团也就没有必要在细节上同新政府斤斤计较——特别是在目前他们尚未物色好一个新代理人的情况下。

应当说日本在首都革命中拙劣的表现，也为社会党的新政府接管北方权力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外部环境。那些欧美国家的公使们，现在几乎是把百分之二百的精力都拿来针对日本人了，自然帝国主义势力对于社会党掌控中央政权的杯葛机会就大大减少了。

特别是社会党虽然几次公开表示，是社会党在北京的地下组织于事变当天刺杀了宣统皇帝溥仪。但欧美列强，特别是英国、德国、俄国这三个君主制国家，都出奇一致地坚持溥仪是死于日本人之手，且还坚持用这个理由对日本百般施压。

英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并不是无法在事后慢慢回过味儿来，逐渐发现最有可能杀掉溥仪的对象就是红军。

但从这几个国家自身的外交利益而言，英国和日本虽然缔结有日英同盟的条约，但这一条约的主要目的是旨在针对俄国在东方的扩张，现在英国和俄国之间已经签署了英俄协约，英、俄之间的矛盾被大大缓解以后，日英同盟的重要性便急剧下降，此时日本人对列强在华一致原则的破坏，当然会引起英国的极大的警惕。

对俄国人而言，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对俄国在华势力的持续性侵犯，一致以来就使两国关系极度恶劣，现在好不容易获得一个能够参与围攻日本的机会，俄国人自然也不会放手。

至于德国人，德国对社会党政权绝无一丝好感，但是德国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威廉二世个人的兴趣，威廉二世在北京事变刚刚发生时，即以极为辛辣露骨的语言攻击日本人是当代黄祸云云，现在要让威廉二世再收回这些话，岂非是打皇帝的脸？

“少川先生啊，你现在还认为北京方面有资格和社会党进行地位等夷的谈判吗？”

林淮唐从马厂前往天津市区的一路上，都由唐绍仪相陪同。两人聊得还算投机，林淮唐在这群北洋官僚面前并没有隐藏自己的意图，反正“一段时期”内社会党还是要统战部分能够参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旧势力，所以笼络这群人亦尚有必要性可言。

唐绍仪默然不能对，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他才摘去了一直戴在胸前的那枚勋一位徽章，苦笑道：“汉公此来，手提数万大军，兵锋所到之处北方何人能够抵挡？是我书生意气，想得幼稚了。但北方的北洋残部势力盘根错节，新政府如若希望在短时间内就稳定全国的形势，那么我站在个人角度上出发，还是建议汉公对北洋旧部采取怀柔的手段，那些什么战犯惩处的说辞，不是要逼人和社会党顽抗到底吗？”

林淮唐自顾自的笑了起来，社会党人在南京拟的那份战犯名单里头并没有唐绍仪的名字，但北洋军政府的高官大员基本都被囊括其中，包括冯国璋、阎锡山、张凤翙……一大批现在尚握有兵权的封疆大吏或统兵的师长，没一个人能逃出名单之列。

“我这有句话还是请少川先生帮我宣传宣传吧，我们红军初拟战犯名单的时候，就曾说过，若名单上的人物能够及时举兵起义、反正投诚，那么国民就还有原谅你的余地——这句话就请少川先生为我带去给想听的人听一听吧！”

林淮唐说完，便向跟在他身边的那一大群北方代表挥了挥手，又笑道：“对不住诸位朋友咯，鄙人公务繁忙，无暇会客，诸位代表若还有要事相商，就请先和我们中央秘书厅的谢主任联系，恕我不能久陪啦。”

林淮唐婉拒了唐绍仪想邀请他到天津英租界总督府饭店用餐的提议，也回绝了外交团那些领事馆们的邀请，而是带着从中央警卫旅中抽调出来的那两个营公安部队，直奔天津警察局而去。

中国最早的警察制度即起源于此时，当时还叫做天津巡警总局都统衙门，民国肇造以后正式名称则改为天津警察厅，而各省相继设立的警察机构，也都是向天津聘请教官，上海、安徽、江西、湖北以及东北三省效法最为明显。

天津巡警总局的第一任局长是曹嘉祥，第二任局长则是林淮唐的老熟人赵秉钧，所以警察厅内不出意外充斥一批旗人和地痞无赖，当然也包括了不少天津警察教练所训练出来的较合格的警官。

按林淮唐的要求，两营公安总队很快就接管了天津警察厅，中间并没有发生任何武装冲突，大部分巡警在红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根本无心抵抗，而原来警察厅的领导绝大多数人早已逃入租界，不知所踪了。

所以社会党不费吹灰之力即控制了天津的巡警力量，并很快将天津警察厅改名为天津公安厅，由那两营公安总队对天津巡警队伍慢慢实行改编。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北京了。”

中执委书记局除了林淮唐以外，还有林时爽和林述庆两人也一起到了天津，所谓的社会党“三林”又一次凑到了一处，足可以见得这次社会党对于掌握民国中央政府的国家机器是多么充满信心了。

北京在望，林淮唐还是忍不住同林时爽讲道：“我们这次进京赶考啊，要参考好李自成的例子，是绝不能失败了。”

此时林淮唐用文抄公名义发表的《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两部书，在社会党宣传部门的大力宣传和行销下，在全国都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林时爽和林述庆都是很认真读过这两部书，因此他们对李自成进京的看法，自然是不会简单局限于什么农民军领袖进城了便迅速腐化堕落云云的程度。

林时爽直接说：“李自成进京不能站稳脚跟，最终失败有三大原因，一是不能怀柔好吴三桂等关宁军阀集团，二是不能充分集中军事力量以制服清军，三是在北京实行的拷掠政策固然很好地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阶层的气焰，但时机上很不恰当，结果给自己树立了过多的敌人。”

林淮唐大笑：“阿文读书真是认真。”

林述庆道：“君汉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书记局此前的会议上大家也都讨论的很清楚了。在当前阶段，我们还是要用统一战线来怀柔一部分旧势力。”

林淮唐微微一叹：“我知道党内有些同志很难接受这种做法，但退一步进两步是我们在革命的具体斗争中必须采取的一种策略。诸君同志都很清楚，欧战在即，到那时候就再没有什么外交团来限制日本的行动了，什么列强在华一致原则也将完全成为空谈。所以现阶段我们必须尽量快的稳定下全国形势，对旧势力只能先采取统战手段，用以应付迫在眉睫的日本干涉战争。”

林淮唐仰起头来，天津上空的浮云且卷且舒，北方冬天寒冷的气候让社会党高层这群南方人多少很有些不适应，但那浅灰色的地平线却又对林淮唐充满了吸引力。

“北京之后……青岛，或者是在关外，也可能将是在整个山东，我们要做好一年内或半年内应对日本干涉军的准备！”

第一百六十一章 反对布朗基主义

凛冽的北风摇撼着北京，像要把整个大地翻个个似的，用嘶哑、放肆、粗野的喉咙一声高过一声地吼叫着。这时，开始下小雪了。一层薄薄的白雪，像巨大的轻轻的羊毛毯子，覆盖在街道与屋顶上，闪亮着寒冷的银光。

晨间，崇文门附近的电灯亮了，晶亮的雪花在路灯下显得更亮，使人觉得更冷。

太阳微微探出头来，幽蓝幽蓝的天穹却显得更冷了。呼啦啦猛烈无比的寒风劲吹而过，街道两旁树木上的枯叶也不住摇曳起来，很快，伴随战马的嘶鸣和火车汽笛的呜咽，一队又一队穿着红军浅黄色棉布军装的战士走进了北京城里。

他们都戴着那顶镶嵌有红色五角星瓷徽的灰青色八角军帽，肩扛钢枪，小腿上打着白色的绑腿布条，塌两层底的黑色布鞋或是带有金属马刺的、锃亮发光的长筒马靴。

红军战士的步枪以德国的1888式委员会步枪也就是老套筒，还有汉阳兵工厂仿造老套筒生产的汉阳造步枪为主。

走在最前列的步兵战士们，手上的钢枪都已上好刺刀，阵阵寒光在冬日晨间映满全城，霎是骇人。

在队伍两侧，则是长长的骑兵队列——红军骑士们的军装和步兵相仿，也都是浅黄色的棉布冬装，但统一踏带有金属马刺的皮质马靴，同时肩膀上还披有一条可以充作斗篷使用的白色披风，腰间则配有西北红军改进、发明的新式马刀“君汉刀”。

四辆小汽车在红军队伍的中央朝前驶去。

“是君汉先生来啦……！我看北京将太平咯。”

“听说少川先生还在天津，怎么回事？这和谈到底是成了还是没成啊？”

“林主席都亲临北京了，谁还管唐绍仪在哪呀！”

“红军的派头可真大，这队列、这气势，难怪北洋军打输了仗，完全就没得比嘛。”

“今后咱国家的首都还会在北京吗？我可听说社会党那帮人全是南方人，如果要迁都去南方……唉，咱中国历史上定都南方的朝廷，可没几个长寿的，按我说，就还是在北京最好。”

“甭管定都哪里，有眼力见儿的爷们儿都该看明白嘞，今后是林淮唐要坐这天下了。听说他才二十五岁，真是年轻得过分，这二十出头便能做得了开创之主，古往今来又能有几人呢？”

“嘿……这可难说。当年李自成进京也是这般风风光光，谁料得到几十天后李闯就要亡命西蹿呢？”

“嘘！不要命啦！让政保局那群红袖套听到，你脑袋是不想要了吧！”

……

四辆小汽车上坐的就是社会党中执委、中革军委和南京国大的主要领导人，北京市民素来关心政治，听说林淮唐本人终于到了北京，当然呼啦啦全挤了过来，将崇文门四面拥堵的人山人海，市民们交头接耳，也在不断讨论着社会党将在北京实行怎么样的善后政策。

大部分人最关心的，除了有关于林淮唐个人的八卦以外，就是迁都问题了。

南方政府的主要成员都还留在南京，并没有悉数北上，但中执委书记局和中革军委的主要领导人又都全来了北京，所以各界也暂时搞不清楚社会党究竟是打算定都南京，还是会继续沿袭北洋政府的做法，保留北京的首都地位。

北京数九隆冬的一阵小雪，迎接着林淮唐的到来。

从东交民巷中狼狈走出来的国民党政客们，现在也正以极尴尬的神情，等待林淮唐的到来。不管是原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还是向来反对社会党革命纲领的汪精卫、林森等人，现在内心都深感惴惴不安，毕竟他们都参与过国会纵火案和戡乱动员，严格来说都对社会党人进行过迫害，恐怕很难逃过战犯的指责。

除了国民党人以外，一直被袁世凯软禁在瀛台的黎元洪，这位泥菩萨也终于被冯玉祥释放了出来，重获人身自由。

黎元洪经过瀛台之劫后，心态反而变好很多，他算是看明白了自己和民国政治舞台上的这群强人完全没有可比性。何况共和党的官僚政客们，又大多数死于北京事变之中，元气大伤，所以黎元洪的心气便小了很多，他没有继续逞强使用副总统的头衔，更没有借口袁世凯自杀的名义去做什么代总统，而只是在胸口挂了一张北京市民代表的纸条就来迎接林淮唐了。

再来，便是蔡锷为首的进步党了。

北京事变这场大灾难，除了宗社党和日本人要负主要责任以外，蔡锷和杨度的勾结，也是这场祸乱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

蔡锷和杨度算是计算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的典型例子，不过还是应该坦诚的承认，蔡锷和杨度策划的兵变计划是相当周全精致的，若非社会党横插一手，最后蔡锷完全有可能击败宗社党，同时又从袁世凯手中夺取北方政府的主导权，那样他再去和红军议和，自己的地位便大不一样了。

但现在进步党算是满盘皆输，蔡锷不仅因为逼死袁世凯而收获了大量北洋旧部的仇恨，而且自己希望夺取北京政权的计划也完全失败，到头来连一毛钱同林淮唐谈判的筹码都不剩下了。

不过蔡锷比国民党人强的地方也体现在这里，当他意识到自己和社会党的实力及政治地位上存在的鸿沟差距以后，没有继续死要面子地妄图维持一个对等对话的姿态，而是迅速服软，承认了新政府的权威地位，也下令麾下的南苑新军部队完全接受红军的领导和改编，并且将自己在总统府里缴获到的大量文件，悉数移交给了社会党人。

蔡锷知道自己也在社会党的那份战犯名单上，所以他来参加欢迎仪式时就连军装都没穿了，完全是一副戴罪之人的模样。

这一点，确实比事到如今还在试图维持总理派头的宋教仁，强了很多。

最后，便是淳和、李大钊、冯玉祥、吴佩孚……这些人了，也是现在北京政权的真正控制者。

冯玉祥已经公开了自己社会党同情者的身份，北苑驻军也早已表示将完全接受社会党北京临时党部的领导，所以这两部分力量在林淮唐抵达北京以前，就已经在西城区搭建起了北京市民政府的一个临时框架，李大钊以北京地委书记的身份，任行政上的实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