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301节

最初社会党北京党部和北京总工会都承认了这些临时工会的合法性，但是很快大家就发现，这些工会的组织情况不符合社会党的要求。例如相当多临时工会的工会成员成份不纯，如翠花楼饭馆有的会员竟是其他饭馆的股东，以至工会在很多地方站在资方立场说话，清华园职工会五位筹委会委员却有二位是经过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调查，被认为是参与过反革命活动的罪犯。

所以很快北京总工会总结检讨以后，认为今天由于革命胜利，形势的发展，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不要再以农村不放手的工作方式由下而上的建立组织，而应该采取大规模的公开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

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有两个显著特点：其特点之一是全市步伐—致。经过自上而下的建立工会，各区工会工作统一行动起来，便能克服单纯自下而上组织基层工会的一些步调不一致的杂乱现象；其特点之二是快。北京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很快将全市的工人组织起来，也很快协助搭起了多数基层工会组织的架子。如国药、织染、印刷等二十多个行业的工会组织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框架搭建。

自上而下组织的大型企业工会，以及自下而上在小企业、小工厂中组织起来的基层工会组织，这两者都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而至多可以说是社会党领导下的工人群众外围组织。

党对各类工会的领导，依旧不是靠行政命令，而是靠优秀党员以个体身份在工会中起到带头作用来实现的。

这一点当然也是林淮唐从提出组织法团主义模式的国大开始，就特别避免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绝不能让工会成为工人贵族或工人官僚控制的行政部门，而一定要保留工会组织的战斗性。

这一次京师警察厅重拳出击的北京反霸运动，也正是北京各大工会战斗性的一次集中体现。

邓瀚和张皮绠很快就听到外面传来了急促的警笛声，那是一种过去老解放区公安常常使用的军哨，声音特别刺耳尖锐。伴随着阵阵警笛声的，则是大批身穿黑蓝色制服的警察在警察厅外的广场集结了起来。

除了一般的巡警以外，还有许多手戴红色袖套的政保局干部也荷枪实弹地站成一列。

当然，最最吸引邓瀚眼球的，则是那好几队服色杂乱各异的工人群众队伍。

德胜门外的大街就有“徐家五虎”、“魏家五虎”、“黑太岁”一群恶霸，群众称他们是“南黑、北魏、中间徐”。

魏家五虎的头头是从前陆建章那个军政执法处的要员，据说任过什么稽查队长，解放战争期间曾几次纠合匪徒镇压学生运动，逮捕爱国学生，并带打手到处抓兵，借以勒索钱财。

邓瀚听到那几队工人群众，都正义愤填膺的在大喊什么“要吃刘老板的饭，要拿命去换，我们今天拿命来啦！”。

汪爱民把手枪配在腰间，跟着走了出来说：“刘启鳞，是北京包砖瓦工的一个大把头，听北京瓦工工会的调查说，这个刘启鳞从光绪年间就独揽北京的砖瓦行了。他手下豢养着20多个中小把头，形成一套建筑行业中的把头系统，层层进行包工盘剥，从中大发横财。”

北京除了骡马行业和建筑行业以外，在其他行业中也有恶霸势力把持，这一类把头就是所谓的行霸。

另一个声名狼藉的行霸是纺纱厂的把头吴万广，他对工人的剥削更是无孔不入。公司给工人的煤钱，发给工人的工资，全被他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就连已经发给工人们的奖金，有的也让这个行霸要了回去。

一个名叫李国义的人在建筑行业也是一霸，过去俄国在东北修建中东铁路的时候，他就给老毛子骗抓劳工，北京骗招工人无数，去关外甚至是去海参崴做工。开始也是用花言巧语欺骗工人，说吃得如何好、工资也多等等。

当工人们在前门火车站一上火车，他们就把工人锁在车厢里面，车门口还有带枪的打手看守，工人们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不能活动，从北京被押送到关外以后，工人们在工地上流大汗出大力，吃的是白薯干，还不管饱，喝的是凉水，人身自由完全被限制，中间不知道死过多少人，李国义却因此发了财，现在在北京拥有好几家当铺酒楼，还在天津那边投资有一家面粉厂。

“这些恶霸……今天即便工厂倒闭，亦要他们把钱还给我们。”

这几队工人群众，大部分都是社会党的党员和北京总工会的中层干部，在各基层工会里发展出来的积极分子。行霸把持各行各业，掌握着庞大的潜实力，如果突然将他们全部逮捕绳之以法，那么北京市面必然会陷入到更大的动荡混乱之中。

也是因此，这些行霸才会有恃无恐，在红军进京，并且社会党开始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管齐下的办法组织各大工会组织的时候，依旧在肆无忌惮地欺压群众、暴敛横财。

他们就是觉得自己是北京市面的定海神针，绝没有人敢动他们，否则北京就要乱起来。

有的行霸据说更是在茶馆一类的场合，公然说什么“老袁想整顿市面想搞我们，他就垮了台，劝林书记长好自为之，不要走老袁的死路”，俨然把自己当成什么重要的政治势力了。

警察厅一声令下，数不清的公安干警即在工人群众的向导下，猛扑往城区内各大市场，菜霸、粪霸、砖瓦霸、建筑霸、骡马霸……各行各业的行霸均为重点打击对象。

除了一般的行霸以外，其余许多黑恶势力、会党头目，还有与北洋集团、宗社党复辟武装关系不清的一系列反动分子，均在打击之列。

毫无疑问，这又将是一场对北京人而言印象极为深刻的群众战争。

第十九章 接管中国银行

前门地区集中了大量银行建筑。其中位于西交民巷的就有大陆银行、保商银行、中国农工银行等等总部。大陆银行的建筑宏伟壮观，是最早一批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的西方古典建筑。

大陆银行位于西交民巷东口，之所以将地址选在这里，因为当时的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一带已开设了许多家银行，是北京金融活动的中心。大楼设计和主体施工由国内著名的基泰建筑公司负责，地下库的安装由德商禅臣洋行技师和基泰公司工程师钱翼如共同指挥施工。

这座古典主义立面的建筑物，就屹立在前门附近，看起来一如此时欧陆流行的大楼一般。

大陆银行的装修富丽堂皇，其顶上用假梁分割成井字，其中镶嵌拼花玻璃，在每个梁的交叉点上悬挂吊灯，营业厅内还有壮观的大理石及汉白玉柜台、梁柱、楼梯、台阶，室内所用各种设备、家俱均系特定制做，并带有大陆银行英文缩写标记；许多立柜、角柜、酒柜等都是按照楼房及室内面积、体积特制的。

营业厅旁的经理室、客厅等也都很豪华，大部分是镶嵌地板、硬木护墙，用大量石膏花饰。室内并有壁柜、皮椅、壁炉等固定装修。二楼以上的办公室也基本相同，只把地面换成水磨石，没有固定装修而已。

至于大门和门外的装修更是独具匠心，两扇黄铜大门是在国外定做的，每扇门和门梁上都铸有醒目的行徽，楼顶设有钟楼，钟也是进口的，全部用电控制，楼内有一座和普通座钟大小相似的母钟，连接着楼内及钟楼的几个子钟，钟楼的四面各有一个钟，都是圆形的，每个钟直径都超过一米，远看近看都很吸引人。

但大陆银行和旁边的中国银行——也就是前清时的户部银行和大清银行——相比，建筑物便又逊色许多。

宣统三年度支部因大清银行身为中央银行，而原有西交民巷房屋颇嫌狭隘，左右均系民居、铺户，难于原地扩建，奏请拨户部街吏部旧署新建大清银行。此议虽获准，但随着清王朝的被推翻而告吹。

民国肇造以后，大清银行改制为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就在沿用西交民巷原有建筑的基础上，改建了中国传统建筑基础上受西洋建筑风格影响的早期折衷主义建筑，富丽堂皇处虽然不如大陆银行，但整个简洁古朴的设计，显得可靠稳固，同银行的身份相称，亦更显出大国气度来。

社会党人进入北京以后，中央财经委员会和兴闽银行总部的各种机关、人员也纷纷北迁。原来担任兴闽银行总裁的黄少通，也被调入北京，他一身西装乘坐小汽车来到中国银行在北京的总部，望着那扇气质庄重、外形考究精致的大铜门，挥挥手叹道：“中央财经委员会……前来接管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还没有形成后来常用的那种办公室包围营业大厅的平面布局，它的营业厅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厅，金库即在同层的后面，中间要经过有天窗的夹道，远没有后来银行布局那么严密。

黄少通带来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和兴闽银行的一大批会计人员，总数约有二三百人之多，几乎是调集了广州、南京、上海等地金融和财政系统的精华。

他们有条不紊地分队进入中国银行之中，原来中国银行总部内的许多官僚职员都大惊失色地站了起来啊，有的人想要出面阻拦，但跟着便有许多政保局干部也跟了进来，他们全都配有手枪，一下就把中国银行的职员都震慑住了。

“你们是什么人？！”

中国银行总部内的好几个洋人大班，都操着一口很不流利的中文怒吼了起来。这些洋买办以英国人为主，黄少通原来就是在英国读的计量经济学，他用一口地道的伦敦东区土话懒懒回答道：“先生们，诸位阁下，很不好意思，我们是代表中国新政府前来接管央行工作的……”

他从怀中掏出一份文件，淡淡说道：“这是中国政府与英国公使馆达成的谅解协议，请阁下一阅，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就请让开吧。”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各地大清银行相继停业，在上海组织大清银行总清理处，办理结束事宜。但是1913年，袁世凯为了避免中国银行的控制权落入林淮唐手中，所以又策动参议院决议公布，将大清银行改称“中国银行”，总部迁回北京。

中国银行是民国名义上的中央银行，也有代理国库、承汇公款、发行钞票等权力，而且还是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只是财力不及有铁路稳定收入的交通银行雄厚。

但也因此，惯于使用权谋之术在部下中搞平衡的袁世凯，就把稍次一些的中国银行作为一支可以用于制衡交通银行的势力培育，所以中国银行并不在交通系的控制之中。而且由于中国银行没有经手操办善后大借款等外债款项，所以也没有得到东交民巷外交团的庇护和干涉。

中央财经委员会和兴闽银行已经就接管中国银行的问题，同英国人达成了一份临时性的谅解协议。这次谈判也是黄少通亲自主持，他把接管央行的条款纳入到了社会党人接管北京政府的总条款中，由于总条款的细则约有一千多条，极为繁复，所以英国公使馆方面并没有就每一条细则具体研究，就草率签下了这份谅解协议。

这样，无论是在中国银行总部里占有很大势力的洋人大班，还是对中国银行拥有监督权的海关总税务司，就都没有名义和借口来阻挠社会党的接管了。

剩下那些中国银行的职员们，眼见就连过去一向气焰嚣张的洋人大班都束手投降，当然也不再敢于反抗社会党的接管了。

黄少通在十多名兴闽银行经理的簇拥陪同下，直接走到中国银行总部的总办办公室，一脚将大门踢开，挥手道：“对全行财务进行会计核算——所有账务，全部清查一遍！”

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准备可谓严密十足，黄少通一口气调来近三百名会计人员，就是要确保能够一鼓作气将中国银行彻底纳入到社会党人的控制之中。

而这之后，社会党新政府就将以中国银行为北方地区的据点，对交通系进行一场金融大反击了。

黄少通冷冷一笑：“接管中国银行以后，要立刻对北京金银、金融市场展开整顿……我倒要看看梁士诒这位五路财神爷，我们社会党人不需要动用行政命令和暴力机关的力量，咱们就靠金融策略来掰掰手腕，让我瞧瞧北方这些财经人士有几分本领吧！”

第二十章 银元之战

中央财经委员会接管中国银行总部的同时，位于天津的几家外国银行在华总部：汇丰银行、德华银行、麦加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花旗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和华比银行，均在同一时间收到了大量外汇兑单，总价值估计高达一千万元左右。

这几家外国银行总的资金，按照兴闽银行的估算应当在三亿元左右。但这是几家大银行的资金总额，并非其短时间内可以动用的流动资金规模。所以当这波一千万元的外汇兑单，几乎在同一时间出售以后，天津外汇市场的汇价立刻便拦腰斩断，出现暴跌之势，亦使汇丰银行为首的八大在华外国银行注意力，均集中到了天津外汇市场上，其流动资金也都纷纷投注于此。

次一日，由中央财经委员会、北京临时卫戍司令部和京师警察厅联合派出的大批监督代表，迅速进入到北京和天津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外的其余较小银行，对其要求暂停营业一天，实行会计核算审查，要对这些银行过往账目全部进行一次重新审核。

北方金融市场顿时风声鹤唳，各界均认为社会党将通过行政手段强推兴闽票的办法，解决银元风潮，于是乎银元贴水价格不跌反涨，大批投机商也跟着迅速跟进，京津金银市场也陷入畸形繁荣之中。

位于西交民巷的中国银行总部里，黄少通已经做到了总办办公室的那张太师椅上，他面前码放着一人高的账目文件。除黄少通以外，办公室里还聚集了二十多名会计人员和他一起在做审查。

“交通系在金融界的潜实力的确强大，其可以动用的现金虽然不可能和我们党中央相比，但中央不可能把用于重建国家和整编军队的资金，全部拿出来和交通系玩零和游戏。”

黄少通沉声道：“但交通系从梁士诒以下，都是一些半路出家的官僚，缺少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和专业会计团队。这一点是交通系最大的弱点，也是中央财经委员会和兴闽银行的团队最大的优势……全国上下，只有我们坚持训练和组建了这样一支规模庞大的专业会计团队。”

黄少通本人就是在英国读的计量经济学专业，实际上脱胎于同盟会的社会党人们，不乏华侨和海外留学生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虽然常常被国内外视为“泥腿子”，可真要论起专业知识来，反而是梁士诒这些官僚出身的金融管理者才更为野鸡。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对京津地区各家中小规模银行和钱庄票号，展开全面核算的同时，刚被黄少通接管的中国银行总部及被社会党人接管的新政府的财政部，同时宣布了《华北大区私营银钱业管理暂行办法》，在审查银钱业资金来源和运用的基础上，采取验资增资的措施，规定缴验现金和认可的财产最少占70%，以不动产和营业用器具作抵交的不得超过30%。

不能完成验资的银行、钱庄、票号，全都要暂停营业资格，而验资合格被准继续营业的行庄则需要向实际上已经接管了中国银行的兴闽银行交存活期存款十分之一的存款准备金，定期存款也需要交存二十分之一的存款准备金，并按同一比例保持付现准备。

此一举措推出以后，市场上的流动性骤然减少，作为硬通货的银元价格也自然进一步上涨，投机商的狂欢也达至更高高潮。大量验资困难的行庄，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向外国银行求助，希望通过借款渡过危机，但由于天津八大外国银行此时都受到那波一千万元外汇兑单的影响，流动资金都用来稳定外汇市场，少有银行主动借款给这些中小规模的行庄了。

此外，由于黄少通从南方带来的那支久经考验、实力强大的会计团队，这些行庄绝无可能依靠胡乱拆借，或者依靠利用汇票、支票、本票等票据来粉饰账面。

大概同一时间，京师警察厅发起的反霸运动也波及到了北京过去十分繁荣的金银首饰行业。在基层工会和金银首饰工匠们的帮助下，一大批弄虚作假的金银首饰业行霸被逮捕，约有三十多家首饰店暂时歇业。且，被整改后的金银首饰店，都被规定，除了出售制成品以外，不得私相买卖金银，也不得直接向个人收兑金银原材料，如此市面上的银元贴水价就持续上涨，投机交易也更显频繁活络。

金融市场上，无论是外汇市场、外币市场还是银元和各类纸钞兑换劵的市场，流动资金都海量涌入银元投机市场，或者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暂时无法流通。这样，唯一有能力帮助小行庄的，自然就只剩下交通系了。

梁士诒位于天津租界的洋楼公寓前，顿时又车水马龙起来，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全是京津一带数得上号的行庄绅商。

这些小行庄无不把交通系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梁士诒本人则一面对近来一段时间华北金融市场的持续性震荡感到惊异，另一面却又对无数行庄绅商的主动来投感到信心满满。

他和同为交通系干将的原清华学堂监督周自齐，谈笑道：“京津金融界是一场大地震连着一场大地震啊，子廙，你怎么看？”

周自齐也淡淡一笑：“红军军事上胜过北洋，但金融上，我看尚不及北洋十分之一的手腕。他们进京才几个月时间？就闹得天怒人怨，银元兑价已经翻了好几番，再这样闹下去，林淮唐从前敢为人先闹革命聚起来的那点人望，肯定是要散尽了。”

梁士诒微微颔首：“我们和社会党也不是仇敌啊，这样，子廙，你帮我拟一封私人信件电给林君汉。告诉他，如果政府财政方面实在困难，那么我愿意先以私产帮助政府解决一部分银行挤兑坏账。并告诉林淮唐，我是愿意出山帮他整理金融的，什么财长之类的不要也可以，诸如财政次长或者中国银行总裁一类的名义，都是很好的。”

梁士诒很清楚自己手上无兵，不可能真的对抗刚刚打垮了北洋军，正如日中天的红军。但他认为交通系执中国金融界牛耳，社会党没有交通系的帮助，绝不可能顺利解决新政府的财政问题。

他的要求也不多，无非就是两条——第一条条件就是要社会党保证交通系在新政府中有一席之地，第二条条件则是要把中国北方几家大银行中，唯一一家不受交通系控制的中国银行交给梁士诒掌控。

梁士诒摇着折扇说：“我们与社会党人，亦不过皆为爱国之同胞，所争者不过政府财政政策具体之差异耳。交通系于林淮唐的国家大政并无异议，我想只要让林淮唐明白这点，新政府实在没有和我们继续僵持对立下去的必要。”

他又说道：“目前关税余额和盐税余额两大款项，俱在外交团手中。这两大款项是解决新政府财政问题的关键要着，只要林君汉愿意与我们合作，交通系一定为新政府力争提出关余、盐余余额。”

梁士诒信心满满，他相信京津金融市场动荡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新政府一定是毫无办法了，银元价格和市面上的流动性都到了如此情形，林淮唐难道还不服软吗？说到底交通系和红军之间没有什么血海深仇和根本性的矛盾，只要林淮唐允许交通系在新政府有一席之地，梁士诒是愿意跟社会党人合作的。

只是梁士诒还不明白——在新的觉新时代和人民政府中，是不需要交通系这样一群旧买办的。

而不清除这群旧买办，林淮唐就不能实现财政和金融上的彻底革命。

第二十一章 只有投机商受伤的世界

“为稳定物价，防止私商投机，贯彻中央对私营银钱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现颁布暂时管理办法……”

正当交通系不断放款维持那些小行庄营业的时候，由于社会党新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银元价格在这两天内又上浮数倍之多，这就使得交通系所放之款，都很快跟着进入了银元投机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