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305节

……这种命令主义作风，最恶劣的还有用打骂捆押来完成任务……对施用肉刑及殴打群众的干部，要重新进行教育……至于广大新干部则主要是没有或者缺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认为又不是为自己，强迫命令是合理的……

……有不少的人认为北洋统治时代的办公人员，哪一个不欺压群众，因此现在这样做已经好得多，并不算怎样了不起的一回事。真正是本质不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坏分子，还是少数……

……不守法纪，乱没收、乱摊派、贪污腐化，藉公肥私的干部都要严肃处理……组织不纯，敌我不分，虽是极少数，但也值得严重警惕……部分新解放区甚至于老解放区的县、乡、村政权，为反动势力和封建势力所掌握，这一部分才应当作为反奸运动的重点工作……

……在目前工作任务繁重，乡村干部少而弱的情况下，采取三级干部会议形式，密切结合当前主要工作任务，进行整顿，是最好的办法……结合土改整党工作，及经过农代会各代会，积极发扬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教育干部，密切联系群众，重视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并采取各种有效办法，如地委以上领导机关有计划的深入下层检查工作，监察工作深入农村，实际体现在领导工作中去巩固扩大和群众的联系……

……以及向群众宣布，人民有权对政府任何人任何事提出批评建议，及要求检查任何干部的权利，并可以提出撤换某些违法乱纪的分子……同时，认真严肃地适当处理一些确为群众所不满违法乱纪的分子，并向群众公布，及对群众批评采取报复打击的行为，则毫不姑息地予以纪律制裁……

……在以土改减租为内容的群众运动中，配合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审慎地清洗混入党内的破坏分子，及不可挽救的蜕化分子，并大批提拔在土改减租等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这样才能保持党的纯洁，从根本上改进党与群众的关系……”

这份中央指示，一看用字和文法，方声洞就能断定指示中的主要内容，一定是林淮唐亲笔撰写的。指示内容用比较严肃的口吻批评了方声洞在广东的过火行为，但也并没有将他一棍子打死，可以看得出来中央对方声洞还是比较回护的。

更重要的是，《指示》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一套更完善的清党整风工作办法，而且还是要把清党整风和巩固社会党在乡、村基层的政权两项工作，都结合起来开展。

这样的做法，当然就比方声洞的一味乱杀，好得多。

方声洞不得不表示：“……我完全服从中央指示……但是夷白，你们国民党也应该按照同等的标准来做清党整风的工作！”

廖仲恺终于颔首说：“国民党如要继续生存下去，这是理所应当必须要做的事情。”

第二十八章 年轻的党

广东方面激荡的血腥之气，在党属机关报的报道下，也影响到了北京的政治气氛，直到林淮唐公开出面，在北京福建会馆会见海外闽籍华侨代表团的时候，发表了一番“约束清党”的演说以后，京津一带暗流涌动的政治氛围才又趋于和缓。

对于方声洞，林淮唐也只能大摇其头：“子明用心很好，但他的性格有太过于暴烈的一面。他现在做了华南野战军司令员也就罢了，还插手广东、福建两省的省政，很有一点南天王的味道嘛！我刚看到中央秘书厅的文件，说方声洞还推荐他哥哥方声涛做参谋总长？这不是裙带关系嘛！”

林淮唐在颐和园附近的私宅，本来就只是林长民住在北京时的别院，林家人只有在要去京郊和香山一带度假修养的时候，才会住在这里。

所以房屋建筑并不多么大，毋宁说部分空间还可称逼仄狭小。两层楼的总面积也不算太大，从前林长民一般只带夫人和女儿居住，现在则除林淮唐、林徽因两人居住以外，还要供警卫、司机等人的居住，房屋大小就显得很是不足。

本来中央秘书厅还准备给林淮唐安排几位秘书和机要人员，也因为他的私宅住所面积太小而作罢。

不过林淮唐也是一贯坚持认为，他自己是很没有必要配秘书的——因为没有任何秘书能跟得上林淮唐的工作强度和工作效率。

现在小小的“林公馆”内，又挤满了许多重要的中央领导和他们的随行秘书、机要和警卫人员。室内空气顿显浑浊，失语的小徽因嘟起嘴巴，看起来很有一点不开心。

林淮唐摸了摸养女的脑袋，温温柔柔地低语：“徽因，回房间画画去，好不好？”

他的语气里没有平常那种毋庸置疑的自信，也没有那种不容任何人置喙的霸道，平和中透着一点温和，听在在场的另几位中央领导的耳中，大家均不禁流露出一分既尴尬又欣慰的神情来。

众人好像在尴尬之余，也庆幸着林淮唐身上除“神性”以外，尚有其他正常人性情的存在。

“在战争时期，野战军司令员有这样的权力是很有必要的，但和平时期还这样做，子明就有些缺乏党性了。他今后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权力？我没有把握。”

林淮唐对方声洞的批评，已经提及到了方声洞缺乏党性的部分，对一名社会党党员而言，这无疑是最严重的质疑。

但在场的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包括了中组部和中央秘书厅的要员们，大家却都有些不以为然。因为自始至终，林淮唐对方声洞的回护也都是非常明显，又有谁不知道方声洞自从黄花岗起义开始，就是书记长最坚定的铁杆支持者呢？

如果不是过往一次次高高举起板子却轻轻落下，方声洞也不会行事过激到今天这地步。

见众人都没有提出其他的批评意见，林淮唐自知大家心中的想法，不免苦笑：“子明性格太粗暴，他性格上的这个缺点，在我们社会党人内部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同非党人士交往，我还是希望大家表现得再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而较少任性一点。”

中央秘书厅主任谢逸谋从旁插嘴说：“书记长，除了方老总的事情以外，国民党方面宋教仁先生一直想同我党开一次会，还有任公……任公也是几次提出过这个想法。”

林淮唐挑眉道：“宋遁初？现在国民党清党改组还没有结束，国民党的新中央执行委员会也没有结束，宋教仁连国民党的执行委员都不是，他要以什么身份和我们进行会议？荒唐。”

“至于任公，这样，中华书局不是准备在北京创一个叫《新青年》的新刊吗，也邀请任公参加，到时候我们以私人身份简单谈一谈，不要以两党对话的形式来搞，就以私人形式先搞一下子。”

国民党、进步党两党现在都深陷清党风暴之中，其原有实力都已经遭到了沉重打击。但在林淮唐看来，社会党对他们的要求绝不能算是党同伐异，正相反，清党运动不是要消灭国民党和进步党，而是要将这两个业已朽坏的政党改造为真正健康的进步政党。

这不仅完全不是一种党同伐异的行为，而且是对国民党、进步党来说有极大好处的做法。

宋教仁、梁启超都想和社会党谈一谈，无非是想给国民党、进步党“多留一分元气”，或者是想保释某几个要人。

但对林淮唐而言，梁启超还可以见一见，如果梁启超有什么要求，那么社会党也是可以考虑一二的。毕竟梁启超在解放战争前后都坚决支持进步阵营，其本人又是现在进步党法理上的党魁领袖。

宋教仁呢？

他在解放战争前后，可以说是已经完全站到了反动阵营上了。而且从法理角度来讲，宋教仁现在一无政府的职务，二无国民党的职务，甚至在清党运动完全结束以前，宋教仁还有没有国民党的党籍都是两说呢！

宋教仁凭什么、以什么身份来和社会党谈话呢？

国民党现在的法理领袖，可不是孙黄宋，而是一贯和社会党深度合作的廖仲恺。

事实上若非林淮唐考虑暂时保留一个国民党，对革命事业来说更有益，那么廖仲恺很可能在解放战争刚刚爆发时，就加入中国社会党了。

“党务案可以暂时放一放，卓知，银元一役你们办得好极了，这段时间对北洋集团和交通系官产的接收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前段时间的银元之战闹得北京满城风雨，但最后结局还是以社会党的压倒性胜利告终，京津地区的多数行庄、票号和投机商，不仅陷入惨淡的破产境地，而且由于他们大多以不动产和股份质押借贷，所以最后甚至就连手中控制的钱庄都输给了社会党。

银元之战社会党大获全胜以后，交通系中一个重要的金融掮客蒋济，就在无锡老家被因为投机银元而损失惨重的信成银行总经理沈缦云，收买了一个叫季云卿的青帮流氓刺杀。

消息传出以后，梁士诒还有许多交通系其他许多的政客，都为了躲避债主和仇人的追杀，陆续逃到香港，乃至于是日本是美国，就此淡出政界，影响力也不复存在。

黄少通作为社会党在银元之役中的总指挥，则升任第一届中央政府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有权指导新政府正在组建的财政部、贸易部、重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劳动部……和中国银行的工作。

这里的中国银行，不再是原来承袭自前清户部银行的那个大清银行了，而是由兴闽银行主导合并中国银行以后形成的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央行。

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指导范围如此之广，权力如此之大，也难怪北京坊间已经开始盛传黄少通将是“梁士诒第二”，说他是什么“红色财神”、“经济总理”云云了。

黄少通才刚快三十岁而已，如此年轻，就到了古代所说“人臣极品”的地步，也可见新政府的人员构成是真正以一群充满激情的青年人为主。

林淮唐只有二十五岁，林时爽二十七岁，蔡绮洪二十八岁，刘师复三十岁，陈更新二十四岁，方声洞二十八岁，书记局里年龄最大的林述庆也只有三十三岁。

甚至就连被社会党人尊称为“士云先生”的同盟会元老姚雨平，其实也才不过三十二岁。

还有，林淮唐的老师荪公郑祖荫，社会党里名望极高的渊公何子渊，这两位好像是“老先生”一般的人物，其实郑祖荫也才只有四十二岁，何子渊要大一些，四十九岁，算社会党里年龄最大的一位领导人了，可也连五十岁都还不到。

社会党的确是年轻的，不仅是年轻，而且还是年轻的过分。

第二十九章 接收官产

至于接收官业一事，黄少通很直白地说：

“国家在北京、天津、上海发展电力，因为私人资本由工业基础但无资源，现在我们要建设国防的重工业，要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几个主要大城市的发电量，就必须没收主要的发电厂和电力企业。

接收工作正在开展之中，中央财经委员会也在组织会计团队清点资产。过去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基建方面没有阶段性的全局计划与总的方针，局面混乱，没有按程序进行工作，这种格局各接收部门也正在全力进行扭转。”

目前北京和天津的发电厂，大约三分之一为北洋政府的官产，另有三分之二为官助商办的产业。对于北洋政府的官产，新政府当然可以直接依照转型正义法的发条予以没收，但对于另三分之二的官助商办产业，就不能进行这样粗暴的直接没收。

前一段时间，在公方的督促下，这些官商合办的电力企业，单纯依靠提高电厂工人的觉悟和生产积极性来挖掘生产潜力，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职工觉悟有所提高，倾向于党与政府，资方代理人估计也不会暗中捣乱。然而，这是有局限性的，在私有制的框架下，中央政府对于电厂的规划和发展思路无法顺利实施，因为改造工人以提升生产效率的方法，始终无法代替对发电设备和线路的直接管理和支配。

例如说对于私营电厂的生产物资调配，政府部门和京津一带的军管会方面，都曾提出过由重工业部出资，直接收购一部分私营电厂的发电设备，发电设备拆迁以后，对这些电厂要进行统一的整合规划，使这部分私营电厂的供电纳入到全市、全省乃至于全国的统一调配中。

那些电厂股东，则认为虽然政府对于出资购买发电设备的价格，开的比较公道。但发电厂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在可以预见的情况下，随着全国的重新统一以及新政府雄心勃勃的建设计划，电厂经营一定还会朝着稳中向上的良好方向持续发展。

就像近一段时间一家电厂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声明所言：“……自政府实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以来，我国工业发展甚远，预料不久后更将突飞猛进。供电企业自应作相当之扩展，以资配合。是值政府号召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爰经我公司第42次董事会议提出讨论，一致通过响应政府号召，提高经济效益，配合政府规划，争取劳资两利……”

依旧是立足于私营所有权的基础上。

所以大部分股东，就都很反对向政府出售其所拥有的发电设备——即便政府部门开出的价格，已经高于市价数成。

黄少通说：“北京、天津、保定，还有唐山等地的私营电厂，由于管理不力，停电事故频发，而且因为私营电厂不接受政府统一调配的缘故，导致常常出现部分区域电力过剩、部分区域电力则严重匮乏的问题。目前华北各私营电厂股东，在总的原则上都反对政府的收购。”

这个时候，被林淮唐亲自邀请来北京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和中国银行顾问的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则插嘴道：“据我所知，也有一部分的私营电厂经营状况比较差，他们的股东都急于趁政府高价接盘的机会脱手。”

“嗯……”林淮唐微微点头，“这是一种可资利用的办法。”

黄少通看了陈嘉庚一眼后，方才接着汇报说：“我们现在也在强调公私合营的办法，这些私营电厂本来在前清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就是实行官督商办和官助商办的政策，对于公私合营的接受度颇高。”

其实不少私营电厂自身供电能力都很薄弱，甚至供电路线、设备的修整与扩充工作，也无法独立完成。这大部分都是因为资金所限，现在国内握有最多现金者，则非央行莫属，所以也有一部分私营电厂的股东认为，应当尽快和政府合作进行公私合营，借以获得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来增强本厂的供电能力，好及时赶上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

黄少通接着说：“我们目前实行四种方案，第一种就是对于北洋政府的官办产业，直接采取完全没收的政策；第二种就是对于经营状况较差、股东愿意脱手的私营电厂，按市价收购其发电设备；第三种则是对于经营状况较好、股东有意与政府合作扩大规模的私营电厂，按市价收购其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实行合营……”

“最后一种。”黄少通喘了一口气，他看了看林淮唐和陈嘉庚两人脸色以后，慢慢说，“最后一种，就是对于持消极等待态度的电厂股东，我认为很有必要由促委胡或警察厅出面，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以理服人，劝说他们接受政府的接收要求。”

林淮唐扫视了黄少通一眼，明白他口中“批评教育”、“以理服人”几个字暗藏的分量。

“卓知，这样吧，我有一个建议。”

林淮唐一边翻着文件，一边说道：“对你所说的第四种企业，我看中央财经委员会应该组织会计团队，重新审核他们的资产和一切专营权资格，究否符合法律，其过去的融资和收购兼并过程，又是否有其他违法历史？我想以前清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腐败情况，查一查，不难查出一些问题来。”

他抬起头，跟着说：“目前全国局势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接收方面的工作，应当尽量避免通过行政力量来解决，要多走法律途径，尽量多地通过经济力量来解决。”

林淮唐的意思，就是对那些拒不进行合营的私营电厂，要好好调查一下他们过去在官督商办和官助商办的历史，他们经营期间有没有什么权钱交易？有没有钻朝廷和北洋政府的空子？有没有侵吞官产？有没有逃税漏税？账面的现金拆借信贷有没有过挪用？

林淮唐相信这些企业里，没有几家经营状况特别干净，真要一口气查到底，绝对是家家都能查出问题来，而要如果真有那么几家私营电厂能在满清和北洋治下，干净到这种地步，那林淮唐还真能允许他们继续独立经营。

对于估价和收购设备、股份的问题，林淮唐也不太满意黄少通的处理：“现阶段中央政府掌握的现金愈多，对我们稳定金融、整理财政的好处就愈大，所以非必要的情况，不应该使用现金进行收购。对一般私营电厂，可以通过发行专门的国库券或者债券，来换购其设备和股份，还是尽量少用现金嘛。

还有，估价的问题，即便政府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判断其旧股为私人资本或者官僚资本，但我们还是要做出一个仍有可能将其定为官僚资本予以没收的姿态，这样既不用投入资金，又可以压低私股数额。

政府方面应当做出将采取彻底清算方针的姿态来，要像掌握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一样，使他了解我们心中有数，但不了解究竟有多深，这样不只使我们完全主动，也使其他单位不受太大刺激。我们要做到以掌握的材料使其畏惧，彻底清算达到在估价问题中做到可能限度的让步而实际不进行清算。”

林淮唐不介意中央财经委员会以市价来收购私营电厂的设备和股份，但他担心的是一部分股东趁机抬价，从政府手上套取超额利润。

“估价的时候，政府是必须要有一定策略的嘛，卓知，你们的地位相比那些私营电厂有很大优势，那就要完全掌握主动权，我们不去占人家的便宜，但也决不允许这些资本家占我们的便宜。”

第三十章 公方资本

私方的清估是以对实际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清查为基础的，而政府一方的重估方式，按照林淮唐亲自定下的基调，当然是“在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下拟以账存实有资产为准，各项固定资产净值以实际已使用年限计算折旧数字后，通过协商方式，解决之”。

政府方面按折旧率这一项计算，那么在收购设备等资产的过程中，就可以节省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花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