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307节

为达到上述目的，日本处心积虑，积极图谋中日合办汉冶萍。

第一次中日合办案的正式提出与实施是在辛亥革命期间。辛亥革命期间，日本乘南京临时政府财政竭蹶之机，强迫孙中山接受日方提出的所谓中日合办汉冶萍案。合办案后因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而流产，但盛宣怀与日本仍达成了一个以合办为基础的善后协议。

袁世凯上台后不久，汉冶萍公司因资本缺乏绕开袁世凯政府，直接私下与日本密谋一千五百万日元的大借款，遭到了北洋政府的干预。该合同最后在日本的支持下虽强行通过，但日本已意识到向汉冶萍贷款的风险性。

另一方面，在辛亥革命期间，汉冶萍公司面临鄂、赣地方当局的接收，所有权受到严重威胁；同时受到战争破坏，汉冶萍急需资金恢复生产，而当时能解决的只有北洋政府。故而1912年汉冶萍公司主动向北洋政府提出官督商办和国有申请，虽未能成功，但也可见趋势对日本妄图实现彻底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是很不利的。

黄少通说道：“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八幡制铁所对大冶铁矿极度依赖，所以日本一直图谋通过合办直接介入汉冶萍公司的生产和管理，以保障其原料供给、贷款安全和利息收入。

解放战争胜利以后，日方也好几次用是否承认我国新政府为条件，提出了三种所谓的合办方案，中央财经委员会方面认为中央政府现在必须以强有力的果断手段，加强对汉冶萍公司的控制权，否则我国最大的这一钢铁基地，就还有落入外人手中的风险。”

对合办汉冶萍，日本拟定了多种方案，主要内容是将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变更其组织，成为中日合办股份公司。

新公司资本定为日元三千万元，中国政府和日本资本家各持有五成股份，即日元一千五百万元。中国政府股份，不得买卖让与；日本资本家股份，仅限于日本人间买卖让与。

新公司的董事定为十一名，其中六名由中国政府委任，五名由日本资本家选日本人担任。由中国政府委任,五名由日本资本家选日本人担任。董事互选中国人一名为董事长，日本人一名为副董事长，中国日本各派一人为常务董事。并且还要任用日本人一名为会计科长。中国政府为收买汉冶萍公司所需资金，以银一千万两为限，由日本资本家贷与云云。

林淮唐说道：“中央财经委员会……嗯还是由央行组织吧，要组织查账团队，用会计核算手段检齐清算弄清楚汉冶萍公司从辛亥革命以后，历年来同日本借贷、股份上的交易往来，一切账目和股东会议记录都要先确保在我们手上。”

第三十二章 超工业化主义

“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所以对于现阶段一切可资利用的工业基础、人员和设备，我们都要尽量多地想方设法加以施加影响，确保将其纳入到中央政府统一的调度规划里。”

林淮唐带有总结性地说：“把民国从一个完全落后的、彻彻底底的农业国，加以整合，在三四年时间内奠定可以进行工业化的投资积累和物质基础，就是我们过渡时期的总任务。”

现在社会党已经成功掌握了民国的中央政权，虽然不少省区还不在中央政府完全的控制中，但是大部分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地方，都已经被政府掌握。所以林淮唐也认为，很有必要在整编备战应付日军干涉的同时，开始准备进行投资积累，为势必将到来的欧战黄金发展期做好物质上的准备了。

他不认为现阶段社会党能把主要的资源都投入到经济建设里，毕竟一方面中日战争是可以预见到的迫在眉睫，军事问题将是最重要的首要问题，另一方面民国现在在交通、能源、教育等各方面的基础也都很差，还没有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的前提条件。

“书记局原来提过要设立一个专门的能源部，还是叫电力部或者能源工业部。但是中央财经委员会不是统计了一下嘛？现阶段中国的能源工业基础，不管是煤炭工业还是电力工业，都实在过于薄弱，单独为此设立一个部，还是有点虚，能源工业部门只好先都划到重工业部下面一起管理。”

林淮唐叹了一口气：“中国的工业基础实在太差了！满清和袁世凯几乎没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反干涉战争又来得急如星火，各方面的情况都很糟糕啊！”

解放战争刚刚结束几个月的时间，各地红军也都还未完全结束军事活动，像华东野战军在控制湖北以后，就正在一边改编主动放下武器的鄂军，一边向四川和湖南施加压力，而华南野战军也同样在向湖南、贵州、广西三省挺进。

地方的割据军阀势力根深蒂固，这种分裂局面也不是短时间就内消除的。一定时期内，中央政府的主要精力肯定还是要集中在国防备战和军队整编这两个问题上。

林时爽连连点头，看起来似乎十分赞成林淮唐的分析判断：“君汉说得多，我极赞成。自从辛亥革命以后，全国烽火不休，战争连绵不断，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受到了严重破坏，古往今来，这种情形下都是主张黄老之术，首先与民更始休息，复苏民力，以后才能考虑大规模投资工业建设的问题。”

“呵。”

林时爽说到“黄老之术”四个字的时候，却引发了刘师复的讥笑。像中央执委会包括书记局成员都在场的严肃场合，刘师复这种表现毫无疑问是极不礼貌而且非常不尊重人的。

但刘师复还是直言道：“正是因为我国处在敌对帝国主义势力的威胁下，而且内部敌人还有相当实力，所以社会主义专政的命运就取决于是否能够最快限度地实现工业化。

工人是最有力量的，过去的历史也都证明了工人群众是我国最有力量的一个群体。只要以严肃的纪律把工人组织起来，那么依靠纪律和无产阶级自身的生产积极性，我们完全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很大的工业建设成就，这样才有力量去应付日本人。”

林时爽不免皱起眉头，但他性情温和、修养极佳，只是淡淡反驳说：“工业发展不能一蹴而就，师复，你不懂得工业的发展要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工农业这两者是相依相成的平衡关系。 农业没有完全恢复元气，农业没有繁荣兴盛起来，工业化哪里有原料和市场？中国不像列强那样，没有殖民地，要发展工业就必须先恢复民力，然后在农村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城镇小工业，如此积少成多，把溪水汇成大海，最后自然而然形成合作社工业的大联合。”

“我完全不这么看！”

刘师复大手一挥，直接站了起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靠剥削殖民地，中国没有殖民地，但中国有四万万的农民嘛！小农经济是最落后的封建形式的经济，中央就应该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小农经济中抽调出来，集中在某几个地区发展重工业。”

不仅如此，刘师复接着还说道：“工人阶级就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主力军——我不是形容工人的重要性，而是说工人就要成为一支军队！劳动群众不应该在全国到处乱窜。他们应当听从调遣，就象红军战士一样，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逃避劳动的人要执行军纪，成绩优异的则发给奖励……诸位，你们了解美国现在正在实行的泰罗制的累进定额办法吗？”

中国社会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靠着林淮唐一己之力强行推动，所以党的领导人有一个普遍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水平都比较低。

像林时爽这样对工业发展有一些自己看法的人，就称得上是党的理论家了。而大多数人要么是像林述庆这样的军人，要么是像蔡绮洪和黄少通这样的管理专家，都不擅长理论的建树。

所以当刘师复这番话说出来的时候，执委们不仅相顾失色均大感吃惊，而且不少人对刘师复提出的泰罗制也是一窍不通，甚至是听都没听过。

林淮唐眯起眼睛，缓缓道：“泰罗制是美国资本主义发明的剥削劳工的一种巧妙形式，是按照工人操作工序和内容的程度不同，设计出来的一套所谓最高效率的标准生产操作办法。

简而言之，泰罗制就是按照劳动特点提出对工人的要求，定出生产规程和劳动定额，还要实行差别工资制，不同标准使用不同工资率，达到标准者奖，未达到标准者罚。”

刘师复好像显得更兴奋起来了一点，他站在众人中央说：“正是因为国防危机迫在眉睫，我们党越是有必要迅速把重工业发展起来。我认为，最起码军事工业是必须立刻集中所有资源来发展的。要把各地的兵工厂设备都集中起来，各地技术工人也是一样，都集中起来搞一个大兵工厂，要像组织红军的军队一样组织工厂生产，要用最严格的纪律和合理的赏罚来激励生产效率。

钱呢，银元之役以后政府是有一些现金，但也还不够，我想还是必须从小农经济中汲取资源。对了，还有就是现在工会的地位不够，应该强化工会对于工业生产的领导地位。”

刘师复说到兴奋处，甚至指着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黄少通说：“重工业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这些部门应该接受总工会的领导。”

刘师复的话说到这个份上，就连林淮唐的神情都渐渐变得微妙了起来——好家伙，劳动军事化、工农剪刀差、超工业化主义，甚至还要求工会接管政府行政管理的职能，这左的，斯大林都没有你凶啊！

第三十三章 工人反对派

超工业化主义的理论基础，来自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基本规律”。

后世，普列奥布拉任斯热在《社会主义积累基本规律》一文中就总结出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靠剥削殖民地，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不得不依赖于对农民的剥削。他在文章中阐述了这样一个原理:“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也愈严重……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愈要被迫依赖于对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剥削。”

这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工农业剪刀差”了，即通过对农民的“经济抽汲”，向农村征收“超额税”来推进工业化的发展，牺牲农业以补强工业，最后再由高速发展起来的强大重工业，向农村提供大量农业机器和拖拉机设备，改变农村面貌，但这个过程中必须以农民一段时间的巨大牺牲为代价。

刘师复会思考出这样一番近乎于超工业化主义的言论，其实并不奇怪。他最初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很早就把克鲁泡特金的文章翻译成中文，理论功底在中国社会党人里属于最高一批了。

而且刘师复长期主持工会工作，上海总工会就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对于工人阶级的特性、工人运动的特质，了解也自然非常之深，因而也就产生了一套他自己对于工业发展的思路。

在后世苏联的历史上，这套剥削农民搞工农业剪刀差来强行推动工业化的思路，已经是屡见不鲜。斯大林时期苏联重工业的高速发展和几次饥荒，都是源于这一思路。

但超工业化主义并非斯大林的独创，最初提出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对派“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成员，后来托洛茨基接过了超工业化主义的大旗，把这一套强行推进重工业发展的理论又糅合进去了一部分自己的想法，例如劳动军事化和效仿美国的泰罗制等等。

有趣的是最早提出超工业化主义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成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后来又因为反对托洛茨基提倡的泰罗制、一长制和厂长个人负责制，转而加入了另外一个党内反对派“民主集中派”。

“民主集中派”严厉反对军事化和过分集中化的一长制，希望在党和苏维埃的各级领导机关上，用委员制取代一长制，也强烈反对生产管理上的个人负责制，强调生产资料集体化的同时，生产管理的责任也应当实现集体化。

不过托洛茨基自己后来的思想，也逐渐和布尔什维克内部的又一个党内反对派“工人反对派”接近，提倡由党和苏维埃抓政治，由工会抓经济，也就是让工会取代政府的职能，成为生产工作的最高管理者。

这一点，就属于是工团主义的倾向了。

苏共早期的历史，同后世大多数人所习以为常的那种先锋党组织还有很大的不同。布尔什维克不是在多达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依靠党领导下的强大革命军队，靠人民战争夺取政权的。

而是靠着带有街头革命性质的一场城市暴动，就夺取了国家机器的控制权。

所以苏共早期，内部根据对于经济建设、工业化路线、党的民主组织形式等等问题的分歧，大约分为了六个拥有不同纲领的内部派别集团，这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了。

刘师复的这番发言，就和后世托洛茨基的一部分思路比较接近，当然他对军事工业方面的强调，又跟托洛茨基有相异之处。

只是刘师复的话，听在中央委员会其他同志们的耳中，那就很有一些石破天惊的意味了。

像蔡绮洪就很是不快的说：“师复同志，你的话有些荒谬了！我们革命党废了多少功夫，花费了不知道多少的心血和精力，这才勉强解放了几个省区内很少一部分的农民。你现在就说什么要想方设法牺牲农民，拿农业的资源来发展工业，这岂非是违背了我们党一贯的救国救民的宗旨？”

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主任黄少通，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反对道：“工会里缺乏专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怎么能承担起领导各工业部门的责任？工会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它以什么名义来领导经济工作？这是要以全国工联来取代咱们党的地位嘛！”

黄少通这话几乎到了诛心的地步，毕竟刘师复自己就是全国工联的最高领导者，如果全国工联取代了社会党的领导地位，那岂不就意味着刘师复取代了林淮唐的领导地位？

话说到这里，还是林淮唐轻轻敲了敲桌子。

“诸君同志，大家有不同意见，都可以批评也可以自我批评嘛。既然社会党提倡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那就应该允许党内在讨论阶段有一些不同意见，我们要让讨论空气更活泛一些、更民主一些嘛！”

他又笑了笑说：“对于师复同志提倡的思路，我暂时保留意见。但我想说的是重工业发展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当下我们党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短则数月、长则半年的时间内，做好应对日本干涉的军事准备。

半年时间又能发展起什么样的重工业呢？到时候就算工厂建好了，又能不能立刻就转化为红军的战斗力呢？所以我的意见是……现阶段中央的投资，还是要倾向整编备战。只有解除外患干涉的风险以后，确保我们国家拥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到那时候再谈工业化投资的问题，才比较适当。”

刘师复看起来似乎还是对林淮唐这番颇有“和稀泥”之嫌的话不太满意，但中央委员会其他同志均赞成林淮唐的意见，刘师复个人的超工业化主义思路，此时在党内还产生不了什么像样的号召力。

“这次会议就先这样……”

林淮唐最后又简单总结了几句，现阶段靠着他个人超高的威望，林淮唐的个人意见还是能够很轻易就成为社会党的统一意志和共识。

但在更长远的将来呢？历史不可能永远由林淮唐的个人意志来裁判，而且他的个人意志也不会永远像过去那样保持正确。

天色渐晚，晚霞也渐渐映满天际，赤红色的天穹里透着浅浅的光亮，照在林宅前的天竺桉上又显出叶影斑斓。中央委员会的会议结束以后，众人渐渐散去，林淮唐最后又和林时爽、刘师复分别讨论一小阵子以后，才目送着他们二人的远去。

“老师……他们吵架了吗？”

林淮唐站立在门槛外，遥望远方。小徽因则从门后探出半个脑袋来，她眼里闪烁星光，脸蛋蹭在林淮唐的腿上，好奇地问出一个又一个问题。

林淮唐收养了林徽因做养女，但他还是更希望林徽因记住她的父亲林长民和叔父林觉民，所以一直都只让小徽因管自己叫老师，并未窃据父亲的称呼。

“他们没有吵架。”林淮唐摸了摸孩子的头，“主义、思想、政策并没有绝对的进步落后或正确与否，即便是最进步的政策若在不恰当的时机推进，也有可能遭致灾难性的结果。所以从来都只有适合于某一时期的正确政策，而没有本身正确的政策。”

林徽因好像完全没有听懂这几句是什么意思，林淮唐耸着肩膀：“徽因，你只要先记住这些话就好，以后慢慢去理解吧。”

第三十四章 铮铮铁骨

林徽因依旧是一副十分懵懂的样子，或许这一切对她来说尚属太早，又或者林淮唐本来就不该对孩子讲述这些遥远的事物。

林淮唐只是轻轻将林徽因抱起，幼小的孩童在他怀抱里好像连一片叶子的重量都没有。北京的暮春时节，还有料峭的微风，吹得两人感到微微发冷，但在他们回到宅中前，便又有一辆马车停在了林宅的庭院外。

警卫们小心翼翼地检查马车中的来客以后，方才放行，允许车内行人通过秘密岗哨林立的街道，梁启超就这样走到了林淮唐的面前。

“任公？还有……这位是？”

梁启超一袭长衫，他在日本生活多年，既没有像黄兴、章太炎那样养成穿和服的习惯，也不像孙中山和林淮唐一样时常穿西式的便装，总有些独立独行地穿着马褂长袍，只有正式场合方着西服。

在他身旁，另有一位唇上无须，看起来约莫三十余岁的同行者，衣着打扮则透着十足的欧风美雨侵染之气，西装革履，头发也是向后梳起背头，一丝不苟的模样。

梁启超伸出手介绍说：“君汉，这位是我们那位自杀总统的高参，宪政奇才杨度杨皙子。”

杨度苦笑：“任公又挖苦我，我上不能劝慰公行宪政、下不能制北军暴行，何谈高参又何谈奇才！”

此前北京事变，杨度曾经深度参与其中，无论是袁世凯的行动还是总社的密谋，亦或者是冯玉祥与蔡锷的兵变行动，中间几乎都有他的穿针引线。

当时的北京还处在军政执法处的白色恐怖统治下，杨度竟然能够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四处串联，他的身段巧妙暂且不说，仅仅是这份敏锐的嗅觉就要令林淮唐都啧啧称奇。

“任公此前几次向秘书厅递条子，原来是为了皙子先生。”

“不、不。”杨度连忙摆手，“是我几次请求任公，任公拒绝不下，这才得到一见书记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