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353节

随着滇军接受红军的改编以及逐步撤出贵州，饶国梁就即将出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喻培伦则将在红军主力回调内地以后，担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前往昆明解决实力依旧强大的滇军问题。

喻培伦沉声道：“四川各地土豪劣绅和小军头数量还很多，清匪反霸搞下去，减租退押就不能贯彻执行，这些人手上掌控着地租和押金，就有力量抗拒革命的潮流。四川不是有一句民谣吗？农民头上三把刀，租重利厚押金高，在退押问题上我们绝不能让步。”

押金高，是西南地区的一个地方特点。

四川地主的地租分为物租与活路租两种。物租为分租制，一般的是定租形式。几种租佃形式中以定租最为残酷。正租，即谷租，一般地要占常年正产量的八成，甚至有的高到十成，即所谓“满租”。不论年成的好坏，均按租约收租。地租的剥削，不仅表现在租额高，也表现在种类多，还表现在条款的强横霸道，更表现在加租的漫无限制。

农民除了交纳巨额地租外，还要给地主交纳大额的押金。押金，又名稳租、随租、押头等，其数量相当于土地一年年租额或年产量，有时甚至会出现加押而使押金高达年租额的几倍。地主敲取农民押金的目的，是准备在农民交不起租子的情况下，从押金里面扣除。

西南特委鉴于这种情况，颁布了《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内中规定，凡是被划定入地主之列的土豪所出租田地，其租额一律按照原租额减低25%，并且除此以外均不得预收地租或地租以外的任何变相剥削。

但这一项减租，也因为社会党在四川力量暂时不足的缘故，很难贯彻执行。

所以这时候熊克武、喻培伦等人都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退押工作上，减租需要大量干部长期进行细致周到的复杂工作，退押则简单许多，不像减租那样需要长期维护才能形成效果，而是属于让土豪劣绅一次性退给农民全部或部分押金，更容易执行起来一些。

退押工作主要是靠农会进行，虽然四川省的党员数量到1914年年底为止，也只有约一万人，但农会会员的数量却已经高达二百多万人，规模极为庞大。

要组织这群对马恩主义林淮唐思想一窍不通的农会会员，去做复杂细致的减租分田工作非常困难，但要组织他们去索要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押金，便简单得多。

只是熊克武提到退押问题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些迟疑：“这确实是一个具有伟力的广泛的群众运动，但农会会员都缺乏政治训练，中间出现纰漏的情况实在太多，大邑县那次哗变多少也和这有关。”

由于受过完善政治训练的合格干部数量很少，由农会会员主导的退押运动不免出现大量的乱子。例如干部打人的虽然很少，但群众打人、吊人或施行其他变相肉刑的不少，有些则是干部允许或授意的；有些地方干部急于求成，想尽早完成退押后转到土改，因而又犯急性病，滋长了命令主义；有些地方反映，底子厚的大地主损伤并不大，而小地主则底子薄，打得较厉害。

在川西一些地方，还出现部分中小地主由于恐惧而自杀的情况。

喻培伦反驳说：“这次退押，大地主拿出东西太少，中农得利很多。因此，有些地区提议把对地主的政策放宽一些，即允许找些题目使大地主拿出更多的东西。又有些地区提议在中农自愿的条件下把富裕中农得到的果实分一部分给贫雇农。

我看呢，这些意见都有很大问题，对守法的大地主不宜节外生枝，因为这样会使是非不明，政策模糊，容易在政治上引起混乱，而在经济上所得也不会多。至于把富裕中农应得押金分一部分给贫雇农的办法，更属原则错误，这还是想一次就解决贫雇农困难或满足贫雇农要求的思想在作怪。其结果将是在政治上破坏农民的团结，在经济上大大地破坏农民生产积极性，而贫雇农的困难也并不会因此而获得多大的解决。”

第一百三十章 设计

在退押运动当中，获得经济上的果实还在其次，关键在于打压地主豪强的气焰、削弱反动派的物质基础，同时退押对土豪劣绅经济上的打击处在其可以容忍的极限上，既不会太多把本来可以争取的进步有产者彻底逼到对立阵营，也不至于会让反动劣绅混入革命队伍里来。

运动中，西南特委明确了发动贫雇农方针，从退押和惩治不法地主中，适当满足了贫雇农的经济要求，并随着运动的深入，在贫雇农积极动员起来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改造了农会领导成分和农村政权。

这样，也是在为下一步进行土地改革、分配土地奠定一个可靠的动员基础。

只是本来行之有效的退押运动，由于红军主力东调，还是一下子出现了大量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川军频频出现打着反对退押运动旗号的哗变事件。

甚至连有的土匪，也打出什么反退押、反清田的旗帜。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还是今后西南省区最重要的四大任务。”熊克武说，“你们说得对，困难总是暂时的。等到红军主力打回来，等到农会规模进一步扩大，我们在川滇黔三省的群众基础就会改善很多，到时一定彻底镇压反动分子，也要由工人、学生、工商界代表组织支援农民翻身委员会。”

但懋辛点头道：“过去各乡国大委员会成立了成立调查评议小组，可以酝酿确定斗争对象，一切措施其实都准备齐全，就等红军回来，开春以后我们便可以开始行动。”

“刘存厚呢？”喻培伦问道。

熊克武答道：“他还是有些小心思，这点谁看不出来？中央准备调他到淮海省去，担任导淮水利工程委员会的副主任，这样解除兵权，给他留一个优容的位置，结果如何就要看刘存厚自己的行动了！我们就继续加强对川军的改造和控制，现在四川省内，刘存厚的实力虽然还不可小觑，还绝对已处红军之下，如果最后要用武装斗争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们也有办法，就打到底，彻底解决掉刘存厚。”

但懋辛说：“希望他想得明白，这场国战的胜利以后，身为军人，真不该再对新中国存有疑虑了！”

1914年四川省的冬天就处于这样紧张与欣喜并存的微妙平衡中，随着红军在山东彻底战胜日本军队的消息传遍全国各大省区，在冬日第一场雪的白色雪花里，所有人都要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也重新考虑自己对于中央革命政府的态度了。

这是一场空前的胜利，百年来所未有的国战大捷，日本人狼狈地逃离了山东，红军则光荣凯旋，从东北的冰天雪地到川滇的密林山谷，从西北的黄土高原至东南的万里波涛，无论你本来站在红色或白色、进步或守旧的任何立场，到这时候，都至少该清醒认识到一个事实

这老大国家，已经确确实实被林淮唐、被中国社会党掌握住了！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势力能够挑战革命政权的统治。

一个全新的时代，不仅仅是拉开帷幕，而且已经在不少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降临，并沿着惯性开始了至少将延续数十百年的狂飙大突进。

即将到来的1915年也就是民国四年的元旦日，注定将会成为全中国绝大部分国民狂喜乱舞的一个重大日子。胜利的氛围已然满溢在北京城内，市面上都传闻着外交部已经确定了正式日期，来年的一月七日就会和日本人在天津签订一份正式的停战条约。

只是在欢庆以前，政保局的干部们也在行动着，他们将扫除这国家中害人的虫豸，确保胜利的欢庆万无一失，也确保不配分享胜利果实的人，不能到圆桌之上。

一队手臂上带有红色臂章的政保局黑衣干部穿过大街，他们都换上了圆形的头盔，还有大批宪兵荷枪实弹把低调俱乐部所在的街道完全封锁起来，京师警察厅的军警也全面出动，按照汪精卫给出的人员名单按图索骥，开始了大规模的抓捕行动。

这次行动由北京地委第一书记李大钊亲自指挥，他刚刚走出市政府大厅，大门前还悬挂着北京特别市市政府的木牌，上面文字的油漆都尚未干透。

这个刚成立的市政府还是采取委员会制度，社会党人占据了绝对多数，李大钊也担任了市政府主席。所以从这以后，北京就正式成为了辛亥以来中国第二个市级行政区。

第一个市级行政区，当然是上海市民自治市政府。

本来在晚清时实行的地方行政区区划制度，是省——府——州——县四级，其中也有一部分州属于直隶州。进入民国以后，袁世凯把持的中央政府则废除了府、州两级的地方行政区划，这点袁世凯的想法和孙中山类似，因为孙中山也支持废除府、州，实行县自治和省管县的方案。

不过从实际考虑，顾及到行政效率方面，一个省怎么可能管得来那么多县，实际操作中不可能呢仅有省、县两级地方行政区。

所以袁世凯就在省、县之间又增加了道一级行政区，这里他还打着一个削弱地方、集权中央的心思。就是在各省普遍设立道级行政区以后，再推行废省设道的改革，这样就能大大削弱那些隔绝一省的军阀势力。

不过北洋政府还未实行废省设道，甚至就连各省区的道政府都还没有建立起来几个的时候，就被林淮唐率领红军彻底打垮，省道县的规划自然不复存在。

社会党接管中央政权以后，自然就把林淮唐过去在地方上实行的制度推广到全国范围之内。

社会党比较重视县以下的政权建设，如乡、村两级国大政府的精密设计，都是过去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来中国王朝所极罕见的。

但在县以上的地方行政区划设计上，社会党就没有做过太细致的规划——自然，这也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社会党控制的解放区没有那么大，根本毫无必要考虑到这一层。

过去战争时期，林淮唐因陋就简，在省和县之间设计了地区这一级别的行政区，本来地区只能算作一种临时的设置，现在长期以往的积累下来，竟然成为了推广到全国范围的地方行政区划制度。

其实在长远来看，地区这一级地方行政区划，肯定还是有必要进行改革的，只是现在这一问题还不能算作社会党政权亟待解决的最紧要问题之一。

地区是高于县低于省的一级行政区，但它实际上就和清末时的府一级行政区一样，完全就是广域行政区，依旧存在诸如附郭县这样的问题。

毕竟在进入近代以后，特别是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城市才是行政活动的绝对中心。而不管是地区也好，还是府也好，它管理都不是面积较小的单一城市，而是主要管理广阔的乡村地区，对城市的管理靠的还是县政府，但县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又很明显是根本没有办法管理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更无法管理诸如徐州这样的新兴工业城市。

所以为了解决商业大都会和工业城市的管理问题，全国国大的补选结束以后，林淮唐才在国大上提出了陆续设立一系列特别市的提案——首先要把上海、北京、南京、徐州、广州、天津、青岛七个城市，设为特别市，今后再按照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情况，陆续设立更多的市一级行政区，逐渐替换取消掉地区级行政区划。

第一百三十一章 罗莎女士的见闻

胜利的消息传遍了中国，罗莎卢森堡也终于能够在百忙之中喘口气下来，多接触接触她身边所见到的中国群众。

军医院里的条件和欧洲比起来，哪怕是和俄国比起来都还比较简陋，卫生环境相对也较差，伤员数量则多得多。罗莎卢森堡并非专业的医生，但她作为一名护理的精神却十分完备，精力充沛、热情昂扬，哪怕是在寒冬中也能坚持穿着那一身浸满血污的白衣数天数夜。

大部分红军伤员都从前线的野战医院，转移到了位于大后方济南、徐州等城市内的正规医院当中。济南原来有几家德国基督教会开办的医院，此前中德签署的青岛协定内也规定了将这几所医院的所有权全部转让于中国政府，至于徐州，那里在几年前就建设了一所为铁路工人和钢铁工人服务的大众医院，设备相当现代化，医疗人员则都是一些技术绝对合格的中国年轻医生。

国际纵队里也有非常多的医生，他们中很多人就算在欧洲也称得上第一流医生，原先这些志愿者都强烈反对从事医疗的工作，因为在他们看来留在后方医疗伤兵那就是做了懦夫和逃兵，所有志愿者都只希望扛起步枪到第一线去作战。

志愿者们火热的国际主义精神，一点都不弱于被卷入欧战的那些民族主义者，甚至犹有过之。

直到前线彻底停战，并且很大一部分日军士兵开始被遣返回本国以后，这群满怀革命战斗热情的志愿者们才勉强同意回到后方，重新做起医生的本行来。

像这样的医生，主要是来自德国和法国两个国家的教授、老师和职业医生，也有一些来自于智利和古巴的医学生，总人数大概有四百多人，约有四分之三的人都能承担起在中国中等以上学校担任医学教师的职责来。

能力最强的几十名医生志愿者，则被国际纵队的政委何贯中委托，将利用起德国人留在青岛的医院和种种设备，在青岛建立一所具有国际水准的医学院，经费则来自于唐牧协定中规定的日本赔偿款项。

顺带一提，所谓的唐牧协定，指的就是《唐绍仪——牧野伸显协定》。这是由于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对，所以中日两国之间仅形成了一个形态不甚完备的非正式协定，并没有进一步签署一份正式的和平条约，在日本人看来如果签署正式和约，他们对国内是完全没办法交代的，所以最后才通过了这样一个妥协方案。

唐牧协定包括了一份《山东停火协议》、一份《唐绍仪致牧野伸显备忘录》和一份《牧野伸显复函》，为了这个体面的结局，日本政府只得同意将双方原本协商达成的九百万日元经济补偿增加为一千三百万日元，并且还要将日本在汉冶萍公司中拥有的全部股份和债权作价一千万日元一次性出售给中国政府。

这样，光是为了一个面子，日本政府就不得不多支出四百万日元，还把价值不低于数千万日元的汉冶萍公司债权全部清空。

罗莎卢森堡到济南以后工作了没有几天的时间，就又和国际纵队医疗连的同志们赶去了青岛。途中参差不齐的冬日景象与绵延壮观的海岸线之间，穿梭着大量的捕鱼帆船，和平降临以后，中国人民就恢复了他们正常的作息和生活，似乎千百年都是如此，但似乎又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何贯中告诉罗莎卢森堡，这所医学院的名字是由林淮唐主席亲自选定的，叫做世界和平医学院，在这个地球上动荡不安的年份里特别具有鼓舞人心的作用，林主席还调侃说这所学校很可能成为山东省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第一流大学。

尽管被寒冬的雾遮掩着，但是从小湛山的山顶仍然可以俯瞰整个青岛市区。城内的德国国旗已经全部降下，升上了中国人的星轮红旗和黑赤旗，市区内的德国侨民正在被按照家庭为单位，组织到位于中国内陆的徐州、郑州、洛阳和武汉等城市生活。

这些德国侨民里很多人都从事工矿业的工作，其中也有些高水平的铁路和煤炭专家，所以革命政府就按照侨民们的工作经验和职业水平，为他们安排了内陆地区适当的工作，据说有的侨民甚至担任起了正在开发中的内陆煤矿副总工程师的职务。

中国是如此广阔，一路上的经历和所见所闻都让人罗莎卢森堡感到这是一个谁也无法接管的地大物博的国家。

壮丽的大好河山，只能属于中国人民。

由于日本海军已经撤回其国内，再加上德国人把胶州湾的所有权转交给了革命政府。所以罗莎卢森堡还能在港内见到许多中国渔民的小船，有单个船桨的舢板，有挂着四方帆的帆船，还有班轮、货船、炮舰以及轮渡混杂在一起。

当然也有华南海运公司的蒸汽轮船，据说革命政府正在向美国采购更多商船，可能不久以后革命政府还会在天津或青岛在建立一家国营的航运公司。

雾岚笼罩着胶州湾，几条长长的军舰停泊在港口前，每艘船的船尾都挂上了一面革命政府的海军旗——海军旗的旗面上半部分是星轮红旗，下半部分则是横向的蓝白条纹旗。

德国海军的这支快速舰队已经全数以几乎是白送的价格，卖给了革命政府。对欧洲而言属于快速舰队的德军东亚舰队，放在中国，每一条主力舰都已经是破天荒的巨舰了。

那些映照着日光的穹甲，厚重的蒸汽轮机声，被覆盖上炮衣的二百八十毫米重炮，还有甲板上肉眼可见的庞大铆钉，工业化时代最杰出的成就便是这样的一条军舰。

日本的现代海军始于1894年，那时，他们以纵列队形包围了中国新建的舰队，并将其驱逐出鸭绿江。中国海军指挥官是一位年老的骑兵指挥，他安排自己的舰队以横向排列，这样他们就只能使用军舰前部的炮塔来进攻，但中国海军老旧的军舰长期没有得到适当的维护和更新，在那场决定中日两个国家半世纪命运的海战里，中国舰队的战舰全部沉入了海底，结局比日俄战争时的俄国人更为悲惨。

日本直到现在也被欧洲人视为最有潜力的国家，可这次战争正在告诉全世界以国家为主体进行的资产阶级战争即将画上句号，新时代将是一种斗争形态截然不同的世界罗莎卢森堡乘坐铁路火车前往青岛，沿途她又见到了一连串无处不在的坟堆。当然这是一种孝顺的表现，但它占用了本来就不足的土地资源，这些坟堆像是在房屋稀缺的城市中为死者设置的纪念堂，但据说革命政府现在正宣传着新型的丧葬理念。

至少在罗莎卢森堡自己亲眼所见中，几乎所有战死的红军战士都是采用了火葬。

林淮唐主席也曾说过，中国社会党的所有领导干部如果牺牲，都应该采取火葬方式，这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硬性的要求。

等到青岛以后，罗莎卢森堡就遇到了先她一步赶到青岛的老同志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因为在德国国内颇有声望，所以现在临时担任起了青岛德、奥两国侨民安置委员会的主席，负责为所有同盟国转入中立区的侨民安排出路。

除此以外，青岛市区内还容纳了许多中国难民。

第一百三十二章 （再改）国际共运的童

据报道，5月26日国际纵队战士何塞普·爱德华多·阿尔穆德维尔·马特乌逝世，享年101岁。至此，这支为理想和信念而战的伟大军队的战士已经全部凋零，宇文闻之不胜感慨，唯愿世界尚能年轻。

第一百三十二章

虽然在战争开始以前，革命政府就预料到了日军可能制造的种种暴行，也做了大量的疏散工作。但山东省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省份之一，战区内的人口繁多，短时间内不可能全部疏散到后方的安全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