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357节

同样在北京参与市政改造工程的刘师复，也是一副被晒至皮肤黝黑的模样。他本来身体就不大好，干瘦得很，再这样被晒黑好几层以后，又穿得一件短袖汗衫，看起来真是又黑又瘦，比一般工人都显得憔悴劳累。

“北京的皇城和道路改造就是这次城市改造的重点方面嘛。”

北京的皇城位于内城正中﹐周长9公里多﹐宏伟高大。民国以来，皇城毁坏严重，大规模改造主要体现在城墙的部分拆除和城门的增辟上。北京皇城的正南为大清门，1912年改为中华门；皇城东南为长安左门﹐西南为长安右门，1912年拆除﹐仅剩门阙﹐俗称三座门。右侧开辟南池子门、南长街南端开辟南长安街门、府右街南端开辟灰厂墙门以及南河沿、翠花胡同、宽街、厂桥、五龙亭等处皇城便门﹐打通了皇城四周的交通。

此外东安门，还有东皇城根、北皇城根，都在北京事变时遭到复辟叛军的严重损毁，已经残破不堪，所以这次也一并拆除，仅保留下太庙以西直到北新华街一段的皇城城墙。

城墙的拆除和城门的增辟使皇城内部街道与外部街道连为一体，形成了内外城众多新的交通干道，解决了内城居民的出行问题。皇城内部从中华门到天安门之间的道路显现出来，形成一条全新的南北交通主干道。

另有长安左门到长安右门之间的道路被命名为觉民路，其东为东三座门大街，再向东为长安街；西面为西长安街大街﹐再向西是府前街，又向西是西长安街，这几条街道是北京内城东部与西部的重要通道。

此外，许多明沟也在这次市政改造工程中被一并改为暗渠，形成新的道路。如大明濠、虎坊桥以南的沟渠和长安街以北与东安门以南之间的御河，都被从明沟改为暗沟，然后在上面重新铺就了崭新的柏油马路，开辟出了大量的新道路来。

前清的北京虽然号称京师，但是道路还是以土路为主，长期频繁的行走车辆，又得不到整治，道路崎岖不平，非常难以行走。

所以皇城的城墙虽然雄伟壮阔，但在刘师复、李大钊这些人眼里，古老的城垣更多起到阻碍交通的作用，他们都有雄心壮志，要以最豪迈的手腕拆除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把这座古老的帝京改造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工业大都市。

不过这种观点，当然也有反对者。

反对者除了一些前清士大夫、留欧的古典派建筑师以外，也包括了不少国际纵队的志愿者和青岛德国侨民里受到政府聘用的建筑顾问。

他们希望较多保留北京那建成至今已有五百年的雄伟城墙，希望把这种具有独特魅力的城墙和城门保留下来作为别具风采的景观。

战争结束以后，刚刚转到北大担任法学系副主任的李卜克内西就感叹：“欧洲人无法想象有哪一位城市设计师会使用城墙、城门来作为交通的一部分，为了通行而让车辆穿过城墙城门或绕道环行。打个比方，如果这些城墙都完整保留下来，每一座雄伟的双门塔楼都是环行交叉路口的中心和新建的宽广街道的焦点，那么巴黎、罗马、伦敦、华盛顿以及圣彼得堡只能对此充满嫉妒而别无他法。”

关于是否要保留城墙的问题，在中国还引起了更大范围的争论。

老派的旧官僚和文人认为这样做破坏风水，有的商贩则认为拆除城门的工程将可能影响到他们的生计，不少市民也担心拆除城墙时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拆迁会劳民伤财，但更重要的争论还是发生在那些真正够水平的建筑设计师之间。

建筑师们之间关于是否要拆除城墙的争论，已经在进一步演化为了城内派和城外派两个完全相反的首都建设方案。

城内派顾名思义，就是在北京城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旧城改造，拆除城墙、拓宽道路，以蛛网形式继续向外摊大饼扩大北京市区和工业用地的范围。

城外派则希望保留古城墙，在北京郊区建设一座全新的双子城，这样一张白纸重新作画，既可以保留古都独特的景观，也不需要因为旧城改造的缘故进行大规模拆迁，效果当然远超于城内方案——唯一的问题，那就是城外方案要从零开始建设新城，需要的人力物力也远超城内方案。

双方的争论相持不下，甚至发展到了所有中央部委职员、北京市民和小商贩都参与其中竞相激烈争论的地步。

最后还是林淮唐亲自拍板，决定暂且将两个方案一起搁置下来，先不要做太多的讨论，对于城墙问题，则是敲定了皇城城墙一定要拆除，但北京城的老城墙先不要动这样一个折中方案。

不过林淮唐的态度，也在北京市面上引起了种种猜测。流传最广的一个传闻，那就是说中央革命政府的高干大员们多是南方人，林主席也不适应北京的气候跟生活环境，所以这才迟迟不出台落实首都建设方案，原因很简单嘛，因为中央还想着把首都迁去南京呢！

除了南京以外，武昌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地点，也有不少人揣测着中央说不定将迁往大武汉去呢。

甚至于徐州、广州和上海，也都有定都传闻。

确实，中央革命政府成立以后，虽然完成了全国国大的正式补选，但由于国家戎马倥惚、战事不断的缘故，全国国大这一中国目前法定的最高权力机关，不仅还没有正式确定国家首都在哪里，而且就连国号、国旗、国徽和国歌的方案，也没有正式确定下来。

眼看着战争都结束了这么长时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欧洲列强深陷战争泥潭之中，日本人又刚刚被打痛，美国对中国目前的态度也比较友好，和平安定的日子不就在眼前吗？

这种时候还不尽快将这些国家大事确定下来，那就别怪老百姓们七嘴八舌地讨论起种种传闻来嘛。

李大钊也和刘师复谈了谈北京市面上流传的各种谣言，有的越说越离谱，让刘师复都忍不住大摇其头：“怎么还有人说今后只有官老爷们才配在北京城里住，老百姓都只能去城外找个地方猫着，然后每天来给官老爷们上工？真是越来越离谱了，还有什么拆皇城害民的说法，真是胡说八道啊。你说北京老城墙拆了影响可能很大，这皇城根在从前是你寻常老百姓能往来穿梭的地方吗？更何况皇城根年久失修, 破烂不堪，我看拆了也就拆了。”

但刘师复想了想，还是又说道：“首都问题关系甚大，比较复杂，书记局开过几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守常啊，你是知道的，书记长他的意思就是咱们现在百废待兴，要先把人力物力集中到出口创汇方面，要把握住现在有利的国际外贸环境。所以啊，其他要用到钱的方面，书记长的意思便是能省则省，省不了的也先拖个几年。”

第六章 黑色金属

关于首都，还有国旗国号这些问题，林淮唐并非没有做过具体的打算。只是他内心的野望如此深远，一切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必须解放全世界才能解放自己，那么北京或许便不适合充当这样一个革命国家的首都。

不是说北京的封建残余更多，而是单纯从地理上考虑，北京仅仅适合作为一个兼具关内外地区的国家首都，它的辐射范围也仅限于前清遗留下的版图。

如果林淮唐的理想不仅是局限于清朝国力最强盛时的版图呢？

那么除非是仅仅向北延展红旗映照的范围，否则无论赤旗继续向东方突破海滨之限、向西方穿越崇山峻岭与广袤沙漠，还是向南方直到南十字星飘扬的土地，北京所处的地理方位局限性就都非常大，无法起到中心枢纽的作用了。

国号、国旗的考量也是如此。

虽然全国军民似乎都已陷入了“和平狂热”里，但在林淮唐自己看来，暂时被冠以“中华民国”这个名字革命国家只是处在一个极为短暂的过渡期里，整个国家的体制、形态、法律、统治范围和人民都还远远没有到达可以确定下来的地步。

民国，尚处于革命的动态之中。

所以，至少要再花费四五年的时间……如果欧战的情况没有太大变化，那也就是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只有彻底打败日本收复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国土，并且彻底改造东亚地区目前的国际秩序以后，林淮唐以为那才是重新确定国号、国旗等具体问题的恰当时间。

这些考量，才是中央革命政府之所以没有出台首都建设方案，也没有对北京进行超大规模改造的最重要原因。

但即便如此，新政府对北京市政的种种改造，即便在这一年来的时间内，也依旧超过了过去清朝时期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总和。

市政建设包括能源供应、交通道路建设和供排水系统。

北京供热方式长期以来采用火炕、火炉，1886年北京的俄国道胜银行首先采用锅炉供暖。此间各国使馆，北洋政府旧议院机关等先后引进锅炉房，安装暖气设备。

但是锅炉供暖的初期，技术和设备大多进口。直到去年年底开始，才有中央拨款设立了北京公共汽炉公司，开始成规模的自行生产铸铁锅炉，散热器和水暖零件。

北京最早的公用发电厂，也只是1906年时才开始正式对外供电营业的前门西城根发电厂。也就是说北京的整个公共供电历史，到今天为止都还不满十年。

民国元年的时候，西城根发电厂虽然经过了三次扩建，装机七台，总容量也只有三千千瓦左右，但即便如此北京的供电能力放在整个中国，也就仅次于青岛、上海、徐州和天津而已，甚至还超过了汉口和广州的发电能力，特别是西城根发电厂使用的两台一千千瓦机组，还是华北地区首次出现的低压汽轮发电机组。

由此也可见到，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之落后，已经到了何等程度。

社会党入主中央以后，先后从徐州和青岛多次借调发电设备，今年年内才刚刚建成石景山发电厂，总装机容量为西城根发电厂的四倍左右。但是要供应今后北京的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所需，那不把装机容量再提高五倍、十倍的规模，一定不够。

至于新式的柏油马路问题，那北京过去的情况就更令人难堪了。

作为大清朝和民初的首都，直到社会党入主中央以前，北京城区内竟然连一条柏油路都没有！这不仅比传统的“上青天”三大一线城市落后，而且还远远不及在革命政府治理下飞速发展的徐州。

直到去年北京市政府才开始以王府井为示范区，开始进行道路修整，铺设了北京的第一条沥青道路。为了规范改造建设道路，北京特别市市政府将道路规定为5等6级，并有不同的路幅标准。路面基本为碾压的石渣路，砌有路牙，并设排水沟。西长安街、前门大街、西单等地都陆续改修成柏油马路。

到民国四年也就是1915年下半年时，北京内外城道路沥青、水泥混凝土、石碴和水泥灌浆石渣路面的总长度才堪堪接近一百公里而已。

至于供水问题，过去北京供水长期采用地下水和自然河水，自来水供应始于1910 年3月20日京师自来水公司的正式供水，但排水、供水系统的管理混乱以及北京周边自然河水的匮乏，都使得北京的用水依旧大成问题。

刘师复和李大钊开始主持皇城改造工程以后，北京特别市市政府对北京内外城的所有沟渠都进行了详尽的全面调查，市府的工程人员甚至发动群众力量，向许多乞丐进行询问调查，这才终于制作出了北京完整的主要沟渠分布图，使市政府有办法按图索骥对其进行疏浚和维护。

除了地下水系统以外，北京最大的沟渠——护城河，也在这次皇城改造工程中顺带进行了重新的疏浚、修复和维护，很多护城河水系上重新修筑了许多明沟、暗沟、龙须沟等。

在林淮唐看来，目前中央革命政府的执政方针就是一切问题都要围绕出口创汇展开。但如果仅仅是出口一般的原材料或者初级加工品，那么对于中国利用欧战景气迅速发展经济、奠定一定工业基础的目标，就没有多大意义。

出口创汇，还必须是以相当程度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才行。但哪怕只是来料加工，也必须要求中国首先在工人素质、基础设施和能源供应方面，拥有最起码的基础才行。

所以现阶段社会党在和平时期的任务，就是要攻克这三大难题。

工人素质的问题还好些，充满革命热情因而朝气蓬勃的工人群众完全能够升任目前的生产工作。即便有许多更复杂的技术问题，那么来自全世界各行各业数以千计的国际志愿者，以及德国人在青岛留下的那数千技术类侨民，也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解决这些问题。

只有基础设施和能源供应是实打实的问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是依靠革命的热情就能凭空变出道路、运输工具、用水和电力的。

欧战正酣，钢铁价格暴涨，中国必须具备更强的钢铁生产能力，那才能真正分享到欧战景气带来的红利。

除了钢铁以外，作为原材料的铁矿石价格也在不断上涨，以目前的出口情况来看，仅以徐州一地的钢、铁生产能力已经是严重不足。

宣化附近的龙关县一带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就由瑞典籍顾问安得生博士实地勘测，发现了龙关铁矿和烟筒山铁矿，再加上中央政府已经在石景山投建了规模较大的发电厂和将军岭的石灰岩采石场，永定河的用水也十分充足，又有京绥线、京汉线等诸多铁路由此经过，所以中央财经委员会一开始就提议在石景山投建一处规模较徐州更大的钢铁冶炼工厂。

即石景山钢铁厂，也就是林淮唐记忆中的首钢。

第七章 工厂委员会

石景山炼铁厂所处的位置，正好位于西长安街的延长线上，距离天安门大约17公里。炼铁厂西南部，是纳山西桑干河和内蒙古高原洋河之水奔袭而来、绵延600多公里的永定河，中部和东南部，则是永定河冲积扇形成的夹带残丘的平原，也就是后来的西山南麓。

正所谓“东临帝阙，西濒浑河”。“帝阙”即为紫禁城，“浑河”即为永定河。

石景山的山麓烟雾缭绕，从英国、法国和美国进口的大批炼钢设备在天津靠港以后，便立刻被窄轨列车送到这里，开始进行安装。

黑色金属的冶金工业正在这座古来青葱的山上酝酿着，厂区破土而出，一座座炼铁炉、热风机等设备依次被组装起来，此外还有更多里程的铁矿石运输窄轨铁路专线朝外延伸，把三家店将军岭的石灰石、六河沟的焦炭、烟筒山的铁矿石，都连接到了石景山的钢铁厂里。

二百五十万吨的炼铁炉、热风炉、机器房、水塔，都在短短数月时间内拔地而起，好几座一百多米的丘陵也被从红军中调来的工兵营用炸药彻底炸平。

石景山的左右是一个总容水量超过六千万加仑的蓄水池，山后则是缓缓流淌而过的永定河，在河边还专门修筑了一架规模庞大的抽水汞，内设发电机两架用于抽水入清滓池和总蓄水池。

石景山钢铁厂的熟练工人大部分都是从徐州调来的，但年轻的新工人则多是直隶省本地人，新旧交替之间大家因为口音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的缘故，免不了也会发生一些矛盾。

但这还算小问题，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发生在工厂委员会方面。

组织工人监督工厂，是生产领域工人创意的健康现象。在政治领域组织政党活动、在雇佣关系领域组织工会、在消费领域组织合作社、在文化领域组织俱乐部，均属于类似的工人创意，但这几者都容易被人接受，付诸实行以后的效果也很不错。

只有实行产业民主，由工人民主选举工厂委员会的事情，在石景山钢铁厂里引发了大量争论。

工人监督工厂？工人管理工厂？他们真能做好这些事情吗！

从青岛雇来的那几位德国侨民顾问就很觉得诧异，他们认为工人如果拥有了监督工厂的权力，那么工厂委员会实际上就相当于是董事会、股东大会一样的存在，将成为一个工厂最高的决策机关，工人们岂非想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这样还会有人好好做工吗？厂子恐怕很快就会垮掉。

但也有反对的意见，例如斯巴达克团出来的那几位“洋兄弟”，包括正在总工会工作的饶勒斯都认为“对企业的准确与持续运转，工人比业主更感兴趣，私有老板仅考虑自身物质与政治私利。与他们的独断处理相比，工人监督的存在更能保证工厂的高效率运转”。

饶勒斯甚至还提出来，工厂里不能仅有监督委员会，还应该有管理委员会，工人应当依靠民主方式直接对工厂实行管理。

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实行全国性的产业民主，也就是饶勒斯、李卜克内西，当然还有中国社会党党内的刘师复等人倡导的“全国性工人监督”。

刘师复最近除了负责北京内城改造的工程事务以外，空暇时间他就会往北大和总工会跑。这个身材枯槁但总是热情万丈的工作狂，现在跟饶勒斯、李卜克内西两位第二国际的名人打得火热，经常一起喝着茶讨论产业民主的问题。

他们三个人，有时候还包括李大钊和罗莎卢森堡，经常在北大食堂的大门边上，摆几张条凳，放两壶茶水，就能聊上一整天。

刘师复的德语很差，李大钊的法语也好不到哪里去，但这几个人连比划带讲，居然也能把大家的意思交流个七七八八。

“工人监督。”刘师复是素食主义者，他一边喝茶一边剥花生说道，“现阶段我们在中国还没能力把所有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企业全部国有化、公有化或者集体化，但是我们可以用全国性工人监督的办法来控制住这些资本主义企业。”

他说着说着，就站了起来大笑：“这不是随意试点，而是应有组织进行，要按计划有条理进行，预防与全国经济生活发生割裂。”

李卜克内西评价道：“这是全国性计划经济的先声，今后中国所有的经济生活，从农村经济到工业、贸易与运输，都要服从一个总体计划。工农群众的选举代表将确认上述计划，并以相关实施机构的身份领导落实工作。”

其实在第二国际以及中国社会党的党内，大家对于工人监督究竟是局限在“监督”范围，还是要扩大到“管理”范围，至始自终都存有极大的争议。

不过刘师复在所有人的道路上，还要更往左前进好几步，他有些意犹未尽道：“企业内部的工人监督机构是各厂的工厂委员会，那么劳动市场呢？劳动市场的监督机构应该是工会。工农阶级已经接管了国家机器，那中国社会党接下来就必须要让工会接管劳务市场，不然我们党就没资格说我们代表工农群众，更没资格自称是什么革命政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