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367节

去年，在西北国大委员会副主任马福祥的提议下，中央革命政府又把甘肃省一分为三，宁夏、青海分别独立建省，并且补选了当地的国大代表。

这股边疆建省风潮，很快也扩散到了蒙古地区。

在广义上的内蒙古地区，清末民初时本来就已经设置了绥远、察哈尔和热河这三个特别行政区，但还没有建立起比较正式的行省建制。

在马福祥的建议下，经全国国大委员会和中央革命政府的批准，热察绥三特区也分别独立建省。但在外蒙古地区，在解放战争胜利以后，红军才在库伦和乌里雅苏台两地驻有少量卫戍部队，地方上依旧不时有分裂武装冒头叛乱，这次为了应对俄国革命可能给边疆地区造成的动荡和混乱，中央又从热察绥三省调兵进入外蒙地区，顺道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要彻底解决边疆的设省问题。

有过去林淮唐经略蒙疆的基础在，红军要彻底控制外蒙地区难度其实不大。设省的建制规划，则是以全国国大内一些蒙古族国大代表的要求为准，将外蒙古地区参照热察绥三省的旧例，西部划为科布多省，下辖科布多和乌梁海等地区，东部则划为库伦省。

虽然国大代表是按人口选出，但多设省份，还是可以增加蒙古族国大代表在全国国大上的话语权，所以蒙古族的同胞们当然更支持目前的热察绥库科五省方案。

但和内外蒙古地区比起来，新疆虽然早在左宗棠入疆平叛时即已设置行省，但现在的形势却比蒙古五省复杂得多。

最起码的一点，红军早在解放战争以前即已踏足外蒙，但直到如今还只有很少数的红军部队驻扎在靠近甘肃省西部的哈密等地，尚没有任何一支红军的大部队驻扎过迪化等城市，更不要提伊犁和南疆地区了。

辛亥革命时，新疆革命党人杨缵绪、冯特民、李辅黄、李梦彪等人为响应辛亥革命，在伊犁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伊犁军政府。但后来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伊犁军政府也逐渐被旧官僚出身的杨增新篡夺实权，新疆军政大权从此落入老官僚杨增新的手里。

民初时新疆各地割据势力繁杂，当年跟随左宗棠部湘军进入新疆发展的哥老会势力首先被杨增新以银弹战术瓦解，哈密的割据势力也被杨增新用哄骗的办法消灭。

当林淮唐经略蒙疆之时，也曾经有一部分库伦叛军在沙俄政府的支持下攻入阿尔泰地区，杨增新率部抵御库伦叛军，也为国家统一立下一定功劳，但同时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但中央政府的社会革命政策开始波及西北地区之时，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许多遭到政府打击的反动劣绅纷纷逃向新疆，投入到杨增新的羽翼庇护之下，这样杨增新又成为了阻碍国家统一和社会革命的割据势力。

在河西走廊通往东疆的必经之路上，有一个地名叫做星星峡，星星峡并非峡谷，而是隘口。当年林则徐遭贬由此入疆，后来左宗棠则是怀揣当年林则徐绘制的新疆地图，率6万湖湘子弟，由星星峡入疆收复西北边陲的失地。

如今在林淮唐的命令下，又有一支红军部队踏上了西向的征途，成千上万的红军骑兵和大量马车、火车都聚集在星星峡附近。

在反干涉战争中正面击溃了日军骑兵的西北红军头号战将胡景翼，现在又担负起了率军西进，巩固中央对新疆省控制的重大任务。

除了胡景翼以外，马福祥的儿子马鸿宾也跟在红军西进的队伍里。马福祥一系的马家军部队不同于坚决和中央作对的甘马、青马，积极响应中央政策，也接受了社会党派出的政治委员全面改编，已经从一支封建家族军阀部队转型为了真正的革命军队。

胡景翼的另一位副官邓宝珊少年时曾应募新疆新军，投入新军标统杨缵绪部下，被指定为士兵中的司书。1910年时邓宝珊经新军协统部书记官金伯韬介绍，与伊犁同盟会负责人冯特民相识，得以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时新疆新军发起伊犁起义，革命军与清军协统王佩兰的部队在伊犁以东精河、沙泉子一带展开了激战。邓宝珊属右翼攻击部队，战斗中指挥官不幸阵亡，邓宝珊当即挺身而出代理指挥，守住了阵地，又率部迂回到敌人后方实行突袭，一举击溃清军。此役结束，邓宝珊因作战英勇和献策奏功受到嘉奖，调升为参谋。

只是杨增新在袁世凯支持下上位以后，千方百计分化和镇压伊犁革命力量，革命党人冯特民、李辅黄等惨遭杀害，邓宝珊也上了缉捕名单。他感到在伊犁已势难立足，这才设法从沙俄领事馆取得护照，经霍尔果斯取道西伯利亚，绕经东北、京津等地返回甘肃故里，依靠早年间和胡景翼认识的关系，投入了红军的怀抱。“

第三十二章 外蒙建省 “

在林淮唐结束蒙疆经略使的任职以后，当时纵横外蒙古平定了库伦叛乱的红军草原骑兵也紧随其后南下。此后草原骑兵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又大放异彩，纵横长城内外，席卷西北，以一师之力撬动了整个大西北战局，最后还联合陕军等地方武装吃掉了段芝贵兵团这样一支北洋军的大部队，对红军解放西北地区立下了莫大功劳。

解放战争结束以后，西北兵团的多数主力部队都被调到山东附近整训备战。像胡景翼指挥的红军第一骑兵师就在两次胶东战役中接连击破日军骑兵部队，又一次在对外国战的战场上大放异彩。

但西北地区特别是内外蒙古大量卫戍部队的南调、东调，也就导致了红军在内外蒙古、陕西、宁夏、甘肃等西北边陲省份的力量大幅削弱。

尤其在内外蒙古地区，伴随着关内地区一系列土地革命和清匪反霸运动的展开，不少反动分子和叛乱武装在红军铁腕镇压下于关内地区无处可走，只好逃亡关外。

他们和内外蒙古地区的一些马贼合流以后，就使林淮唐经略蒙疆以来逐渐安定下来的西北边疆形势重新动荡了起来。

直到反干涉战争结束以后，林淮唐才腾出手来，从关内地区又抽调了一批红军赴塞上剿匪，跟着东三省和大西南地区也纷纷展开剿匪运动，一口气从1915年年初剿到现在1917年年初，整整两年时间，大量红军战士披荆斩棘、饮冰卧雪，这才重新巩固了中央革命政府对内外蒙古地区的控制力。

去年，在西北国大委员会副主任马福祥的提议下，中央革命政府又把甘肃省一分为三，宁夏、青海分别独立建省，并且补选了当地的国大代表。

这股边疆建省风潮，很快也扩散到了蒙古地区。

在广义上的内蒙古地区，清末民初时本来就已经设置了绥远、察哈尔和热河这三个特别行政区，但还没有建立起比较正式的行省建制。

在马福祥的建议下，经全国国大委员会和中央革命政府的批准，热察绥三特区也分别独立建省。但在外蒙古地区，在解放战争胜利以后，红军才在库伦和乌里雅苏台两地驻有少量卫戍部队，地方上依旧不时有分裂武装冒头叛乱，这次为了应对俄国革命可能给边疆地区造成的动荡和混乱，中央又从热察绥三省调兵进入外蒙地区，顺道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要彻底解决边疆的设省问题。

有过去林淮唐经略蒙疆的基础在，红军要彻底控制外蒙地区难度其实不大。设省的建制规划，则是以全国国大内一些蒙古族国大代表的要求为准，将外蒙古地区参照热察绥三省的旧例，西部划为科布多省，下辖科布多和乌梁海等地区，东部则划为库伦省。

虽然国大代表是按人口选出，但多设省份，还是可以增加蒙古族国大代表在全国国大上的话语权，所以蒙古族的同胞们当然更支持目前的热察绥库科五省方案。

但和内外蒙古地区比起来，新疆虽然早在左宗棠入疆平叛时即已设置行省，但现在的形势却比蒙古五省复杂得多。

最起码的一点，红军早在解放战争以前即已踏足外蒙，但直到如今还只有很少数的红军部队驻扎在靠近甘肃省西部的哈密等地，尚没有任何一支红军的大部队驻扎过迪化等城市，更不要提伊犁和南疆地区了。

辛亥革命时，新疆革命党人杨缵绪、冯特民、李辅黄、李梦彪等人为响应辛亥革命，在伊犁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伊犁军政府。但后来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伊犁军政府也逐渐被旧官僚出身的杨增新篡夺实权，新疆军政大权从此落入老官僚杨增新的手里。

民初时新疆各地割据势力繁杂，当年跟随左宗棠部湘军进入新疆发展的哥老会势力首先被杨增新以银弹战术瓦解，哈密的割据势力也被杨增新用哄骗的办法消灭。

当林淮唐经略蒙疆之时，也曾经有一部分库伦叛军在沙俄政府的支持下攻入阿尔泰地区，杨增新率部抵御库伦叛军，也为国家统一立下一定功劳，但同时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但中央政府的社会革命政策开始波及西北地区之时，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许多遭到政府打击的反动劣绅纷纷逃向新疆，投入到杨增新的羽翼庇护之下，这样杨增新又成为了阻碍国家统一和社会革命的割据势力。

在河西走廊通往东疆的必经之路上，有一个地名叫做星星峡，星星峡并非峡谷，而是隘口。当年林则徐遭贬由此入疆，后来左宗棠则是怀揣当年林则徐绘制的新疆地图，率6万湖湘子弟，由星星峡入疆收复西北边陲的失地。

如今在林淮唐的命令下，又有一支红军部队踏上了西向的征途，成千上万的红军骑兵和大量马车、火车都聚集在星星峡附近。

在反干涉战争中正面击溃了日军骑兵的西北红军头号战将胡景翼，现在又担负起了率军西进，巩固中央对新疆省控制的重大任务。

除了胡景翼以外，马福祥的儿子马鸿宾也跟在红军西进的队伍里。马福祥一系的马家军部队不同于坚决和中央作对的甘马、青马，积极响应中央政策，也接受了社会党派出的政治委员全面改编，已经从一支封建家族军阀部队转型为了真正的革命军队。

胡景翼的另一位副官邓宝珊少年时曾应募新疆新军，投入新军标统杨缵绪部下，被指定为士兵中的司书。1910年时邓宝珊经新军协统部书记官金伯韬介绍，与伊犁同盟会负责人冯特民相识，得以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时新疆新军发起伊犁起义，革命军与清军协统王佩兰的部队在伊犁以东精河、沙泉子一带展开了激战。邓宝珊属右翼攻击部队，战斗中指挥官不幸阵亡，邓宝珊当即挺身而出代理指挥，守住了阵地，又率部迂回到敌人后方实行突袭，一举击溃清军。此役结束，邓宝珊因作战英勇和献策奏功受到嘉奖，调升为参谋。

只是杨增新在袁世凯支持下上位以后，千方百计分化和镇压伊犁革命力量，革命党人冯特民、李辅黄等惨遭杀害，邓宝珊也上了缉捕名单。他感到在伊犁已势难立足，这才设法从沙俄领事馆取得护照，经霍尔果斯取道西伯利亚，绕经东北、京津等地返回甘肃故里，依靠早年间和胡景翼认识的关系，投入了红军的怀抱。“

第三十三章 西出阳关无好人 “

胡景翼在陕甘一带绿林江湖的人脉极广，除了邓宝珊以外，还有不少当初跟随左宗棠入湘但前些年被杨增新卸磨杀驴的湘军和哥老会子弟后代，也都和胡景翼相熟，其中一部分人在杨增新堵塞阳关试图割据新疆时，还主动穿越河西走廊投奔红军。

这群人和邓宝珊一样，都非常熟悉南疆、北疆地区的地理形势，其中也不乏有人同新疆本地的伯克王公旧贵族存在多年交往的关系，所以此时也跟随红军西进。

血色残阳覆盖着孤立黄沙之中的玉门关，一队队红军骑兵在黄土间穿心而过。远处自晚清以来逐渐被弃置的卫城衰朽、颓败、形销骨立，犹如历史留下的遗骸，城垣背后拖拽着的宽厚身影，尚呈现着决绝的苍老和凝重，令胡景翼、马鸿宾和邓宝珊等人回忆起这些断壁残垣都是当年左宗棠入疆平叛时遗留下的兵站和据点。

“听说杨增新在把新疆省会从伊犁迁到迪化以后，就在都督府的辕门前高高挂起一道横幅，写的是西出阳关无好人。”

邓宝珊立马祁连山前，山巅的云横卧于千年白雪之上，几只苍鹰从星星峡中飞了出来，绕着关隘飞翔、盘旋，然后便带着啼血般的哀鸣消失在苍莽的云烟之中。

黄沙白草无语，风声消隐，只有几只雪狐匆匆地踏着梅花碎步，蹙进红军阵列旁的红柳丛里。

“西出阳关无好人吗？”胡景翼手持马鞭，有些默然，“杨增新这句话不无道理，晚清以来，愿意西出阳关千里迢迢到新疆做官的人，又有几个人是为了经营我中华的边疆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他们一到新疆为官就变本加厉盘剥百姓，想的都是在一任官上尽快赚饱私囊便赶紧回关内去，说是西出阳关无好人也不为过。”

“但时代已经变了。”

红军进军新疆的西征兵团，除了胡景翼原来带的骑兵第一师以外，还从由张凤翙所部陕军武装里改编了两个师的新部队，都由胡景翼统一指挥，兵团政委则由胡景翼的老战友张默出任。

张默说：“发动伊犁起义的同盟会革命者们就已经和旧时代的官僚有不一样的地方了，杨增新自己是旧官僚出身，便一味以为所有新生的革命者都和旧官僚一般陈腐，这才说什么西出阳关无好人，其实哪有道理？现在时代浪潮已经冲击到新疆的面前，杨增新闭关自守、抗拒中央，已经罪不可赦，是林主席和中央政府念及他多年来维护边疆统一的功劳，这才对他怀柔，杨增新却把中央的怀柔当成了红军的软弱和无能……”

红军队伍继续向前踏过星星峡，中国社会党虽然采取宗教自由的政策，并不限制国家公民信仰宗教，但若要入党或是参加红军，便不得信仰任何宗教。

所以马鸿宾的父亲马福祥就是因此没有入党，马鸿宾本人倒是在仕途和信仰上很爽快地做出了选择。马鸿宾的另一个兄弟，同样在宁夏马家军中颇具实力，地位举足轻重的马鸿逵，便是由于瞻前顾后，没有积极主动放弃宗教信仰争取入党，这才丧失了兵权，随着红军大举进入宁夏地区以后，不得不完全退出军界。

马鸿宾部下的马家军旧部，也是由于宗教信仰的问题，在红军整编的过程中出了大大小小不少“意外”，抱团暴动叛乱的事情也很不少。

但马福祥、马鸿宾父子均坚定支持中央，所以到现在也没有闹出什么大的纰漏来，只是宁夏马家军的部队几经整编裁撤，到此时进军新疆时便只剩下了两千条枪、三千匹马了。

不过马福祥得以升任中央革命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地位和被从云南调入北京任职的唐继尧相同，其实也是林淮唐对其非常的优容了。

毕竟在解放战争前后，唐继尧身为云南都督，实力、地位和国内的威望，都远远高于仅担任过宁夏护军使的马福祥。

至于马鸿宾，虽然他麾下的宁夏马家军由于宗教信仰的问题被裁撤到了仅剩下两千多人的程度，但他自己则升任为入疆第一兵团下辖骑兵第二师师长，麾下被裁撤的宁夏马家军兵员，多数也被社会党政府在银川设立的工矿企业吸纳消化，解决了出路，生活也有了着落。

这就比抗拒红军，最终被彻底消灭的甘肃马家军、青海马家军结局好得多。

马鸿宾跟着队伍一起前进，参加红军以后的改变也很不小，环境和教育对人的潜移默化有时候是很让人想不到的。特别是在红军内部整体上官兵一致、吃苦耐劳的大气氛下，像马鸿宾这样的公子哥儿也很难不受感染，更何况解放战争前后的一系列战事也早已令他明白了红军的力量，战争的锤炼早使他和亲兄弟马鸿逵那样的恶少愈发不同。

荒原上那深陷于泥土中的昆虫残骸，是几个世纪以来干涸了的化石遗址。褐黄色的烟雾火燎的痕迹，也见证过左宗棠的西征大军，涂抹着鸟粪陈旧斑驳的裂缝和路旁斜倚的几株红柳，又伴随着红军的整场征程。

“杨增新没派一点部队到哈密这边来吗？”马鸿宾有些迷惑，“司令、政委，你们怎么看？从哈密到迪化，一路上苦旅千里，万一有个什么问题，咱们回家都难啊，要不要先在哈密这边休整休整？至少建立一个大的兵站。”

西域苍茫，天狼星寒凉的光芒永远照耀着这一片山河大地。祁连山下是霍去病奔驰过的古战场，一想到这点，胡景翼的热血便免不了又沸腾起来。

玉门关的土墙之外，西北以北的漠野中——鄯善、婼羌、且末、于阗、龟兹、车师、高昌、月氏人、楼兰人、突厥人、匈奴人、丁零人……多少个民族在这片黄沙中起起伏伏，留下痕迹，又倏忽间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真正强盛的时代能将步伐企及西域，也只有企及了西域的时代才有资格稳定强盛的殿堂。

就算是满清那样腐朽的政权，也会由于远征绝域的功绩在青史上拥有一席之地，而今天新时代的赤色旗帜就要由我们这些人来插到长年积雪的帕米尔高原山巅，这又是何等的荣耀呢？

胡景翼毫不犹豫地说：“兵贵神速，从河西走廊到迪化何止千里？杨增新又自以为解放战争以来，他虽然抗拒中央、割据自守，中央当不至于在此时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控制边疆地区，所以才对哈密防务如此轻视。但随着形势继续发展，等杨增新注意到西征兵团入疆的决心以后，他肯定会集结兵力甚至是利用边疆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来阻挠红军前进……正因如此，我们更要抓紧时间，在杨增新反应过来中央是要迅速彻底地解决新疆问题以前，就前进至迪化附近。”

大漠边关，从星星峡到迪化沿途是如此的荒凉，古时候繁盛如斯的丝绸之路早就不知道荒废成了什么样子。胡景翼大胆前进，同时也就意味着西征兵团稍有不慎，就可能丧失归路。

前进容易，但如果进退维谷呢？马鸿宾也很担心到时候红军还能否顺利退回甘肃省。

邓宝珊信心满满，扬起马鞭说：“我当年应募新疆新军，就是一步一个脚印从这里跋山涉水走到伊犁去的。伊犁可比迪化远得多！笠帅放心，我肯定能带大伙顺利走完这趟路。”

红军内部官兵之间的称呼，按林淮唐的要求要么直接称呼某某同志，要么就是以职务称呼，如胡景翼身为西征兵团的司令员，就应当直接称呼胡司令员。

但这毕竟还是1917年的时代，清朝的统治终结也才不过六七年的时间而已。虽然中国社会党的政治教育工作正在以空前速度改变着这时代中国公民的精神面貌，但长久以来的尊卑之别习惯依旧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彻底根除的。

林淮唐自己尚且还常常被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为“汉公”，在红军内部，特别是许多这两年来才从军阀武装整编过来的新部队里，或者是一些像胡景翼、邓宝珊这类江湖气比较重的老战士里，很多人还是会沿用清军、北洋军那样“某帅”的尊称来称呼军队首长。“

第三十四章 风起玉门关 “

风从玉门关吹来。

杨增新不是新疆人，甚至也不是甘肃、陕西人，他的老家在云南，距离自己脚下割据统治的这片土地还有千里之遥。

1911年关内闹革命的时候，杨增新作为爱新觉罗皇室的忠臣，也曾和陕甘总督升允谋划过把溥仪接来新疆闭关自守，做着在这片乾隆帝为满洲人保留的“自留地”上中兴大清的美梦。

杨增新当然是汉人，但在他的旧观念里，他和爱新觉罗氏的君臣之分远高于他们之间的夷夏之防和民族之别。清室退位以后，杨增新又受到袁世凯的拉拢和扶持，在袁世凯的帮助下杨增新才把辛亥年时伊犁起义的那帮老同盟会杀的杀、捕的捕、赶的赶，使新疆军政大权完全落入他一人手中。

袁世凯对他有知遇之恩，但当北洋军在关内地区土崩瓦解的时候，杨增新却又并没有为袁世凯出过一兵一卒。

如今，他想的只是保住自己土王爷的地位，最好能安享晚年罢了。

至于杨增新死后？洪水滔天，又关他什么事！

风从西域那边吹过来，暮色中，各种各样的影子在动。祁连山的影子、苍崖云树的影子、沙丘和荒草的影子、匈奴人和汉军的影子、喇嘛红衣和回回白袍的影子、穹庐似的毡房蒙古包的影子……还有这几年来被杨增新铁腕镇压的那群伊犁革命党人的影子。

影子纠缠着影子，影子压着影子，连绵起伏，像流水般在黑暗中游弋动、飘移。这位年过半百的老都督在迪化的督署中醒来时，隐约就能听到那些影子背后的声音，仿佛是沙场上的鸣镝，仿佛是鼙鼓羌笛的哀怨，也仿佛是万千饕餮怪兽发出的呼啸。

“中央……林淮唐有发来什么新的电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