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371节

碉堡中的士兵，不必像过去阵地上的士兵那样坚守阵地直至战死，他们只要有效地削弱进攻者的攻势后就可以退却。那种命令士兵用血肉之躯组成不可移动的阵地的残忍老教条已经被废弃了。新防线的用意就是要做到灵活防守、少消耗人的生命。

新防御体系中第一道真正的防御线离后方相当的远，大约在碉堡群后约1.6公里的地方，这样敌人的迫击炮和轻型炮火就轰击不到了。第二道防御线再往后约1.6公里远，后备部队所处的地方比第二道防御线还要接近后方，这样敌人的大多数炮火就难以造成威胁。一旦前方出现机会，后备部队可以随着发动反攻。

于是，新防御体系很有弹性，其设计目标是把敌人吸引进几公里深的屠杀带，此时的后备部队已经全无传统后备的含义，而是一支打击力量，一旦发动进攻的敌人出现力量衰竭的情况，后备部队马上出动最大限度地攻击敌人的弱点。

这就是鲁登道夫为西线制订的1917年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有许多优点，但是存在一个短期风险——协约国有可能在德军撤退中发动进攻。这个风险很大，所以鲁登道夫也有些迟疑，最后还是命运干预才催促鲁登道夫下定决心。

2月初，德国人截取了一份从意大利外交部给彼得堡的电报，解码后才知道这是一份重要电报。这份电报给了德国人一个坏消息，不过这个坏消息并非意料之外：英国人和法国人准备在西线发动进攻。这是一次巨大的进攻，比索姆河战役还要大，有100多个步兵师参战。但是，这份电报也告诉德国人一个好消息，一个确实很好的消息，这次大进攻不会在4月份之前展开，这给德国人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德国人不仅能完成建筑新防御工事的任务，还能完成调兵遣将的任务。德国人甚至有时间培训士兵如何使用新的防御体系。

兴登堡战线以战壕开始，但是战壕里没有士兵把守。战壕有3米深，3.5米宽，是坦克的陷阱，是步兵可怕的障碍。战壕后，大约有5行带刺的铁丝网，每行铁丝网都有约1.5米厚，两个人那么高，行间距有18米。其后是碉堡，每个碉堡中有两挺机关枪。在碉堡之后，就是第一道防线，它给予进攻之敌火力打击，这道防线比碉堡要危险多了，因为它由地下的蜂窝状的暗室、暗道组成，上面覆盖着约6.5米厚的泥土，大炮也难以将其摧毁。再往后，在敌人的炮火轰击不到的向后倾斜的山坡上有两排大炮。至此，防御战的水平被提高到一个新层次。

法国方面则出现了重大问题，使得法军几乎只是在完全坐视着德国军队的后撤和兴登堡防线的组成。

在去年年底，法军主帅霞飞由于未能组织好凡尔登战役的防御工作，这位马恩河的英雄、受尊敬的巴黎拯救者被调到战争内阁担任一个挂名顾问。为了安抚他的支持者，也为了防止他和他的支持者抵制和抗议，他获得了法国陆军大元帅的名誉。接替他做法军总司令的人，不是他有能力的副手卡斯特劳，也不是实际战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福煦，也不是有极高能力、极高敏锐力的贝当，因为前两人都是天主教和贵族色彩都太浓厚，不被共和党人主导的法国政府所喜，贝当则是由于他目中无人的性格总是搞不好和同僚的合作。

新总司令是法国的新恋人罗伯特-尼韦勒，他自封为战争天才，因为他认为自己把凡尔登从一场悲剧转化为一个法国的胜利。

但实际上尼韦勒的才干很有问题，他在1916年和1917年初发起的一系列进攻没有任何战略意义，纯粹是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而已。

只是，尼韦勒的进攻虽缺少任何真正的意义，却为接下来的战争带来一个不吉祥的象征。这个象征，被许多人忽略了。法国士兵再一次拿自己的血肉之躯对抗机关枪，向德军的战壕冲过去，他们又在像绵羊一样咩咩哀怨了。那哀怨的声音在四周回荡。咩，咩，那是即将被处死的人悲惨的控诉之声。未来将会有战斗，还会有阵地的得失，但战士们的哀怨声才是未来的真正象征。“

第四十三章 易货交易 “

德国军队正在紧锣密鼓地重修构筑兴登堡防线，协约国联军也因为中枢换帅的缘故暂缓攻势，在西欧从阿尔卑斯山脉一直延伸到北海的堑壕线上，几百万军队终于拥有了一个喘息的时间。

成千上万的机车头喷薄蒸汽，运输着以百万吨计数的庞大物资，几千辆几万辆的汽车被动员起来，就连巴黎的所有出租车都投入战场，或者运输辎重或者干脆直接运输兵员，让熊雄和公使馆的其他中国工作人员见证到了一幕真正的战争画卷。

“光这些汽车和机车头，我们中国就不知道还要多少时日才能赶得上啊。”

虽然红军在两次胶东战役中已经秋风扫落叶般痛快地击败了日本侵略军，在全世界面前都证明了中国已不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公共殖民地国家。

但和欧洲战场上爆发的这一切冲突相比，围绕青岛展开的作战，简直渺小的有些可笑，即便是和欧洲战场上最不值一提的罗马尼亚战役、塞尔维亚战役或希腊战役相比，在兵力、兵器规模上，也相差甚远。

两支各拥有几百万士兵的庞大军队，都短暂中止了大规模攻势，1917年的头几个月整个西线战场都没有发生严重的流血事件，协约国集团和同盟国集团好像都在收紧力量，等待着打出最后的致命一击。

双方民众的生活也每况愈下，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最后节点，即便来自中国的货船还在不停停靠在诺曼底的海港上，也难以喂饱愈发饥饿的法国人民。

担任这一届法国内阁国务部长的盖得陪同熊雄走在卡昂的码头上，法国近代化的港口设施也给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都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如此庞大的港口吞吐量，仅仅一个港口就可能超过了中国目前所有港口的货物吞吐量。

“战争还在继续。”盖得忧心忡忡道，“每天仍然有数以百计的士兵被杀，他们甚至不是死在什么攻势里，士兵们的死就像是预先设定的日常程序似的，每天双方无意识的胡乱炮击和枪击杀死许多人。士兵们每天晚上都要在前沿阵地走动，许多人被对方杀死，这样的血腥事件已经繁多到让所有媒体和议员都麻木了。”

盖得和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一起走过卡昂码头附近运输货物的窄轨铁路，熊雄注意到不少法军士兵没有像刚开战时那样穿着色彩鲜艳的蓝色上衣和红裤子，他们都无精打采，衣着随意，有些人甚至穿着不知道从哪里抢来的平民便装，胸前的风纪扣全都散开，许多人半蹲在角落里，还有人一屁股坐在重要的枪支和弹药箱上。

熊雄还没来得及皱起眉头，就已经有好几名带着圆形高筒帽的法军军官赶了过来训斥那些纪律散漫的协约国士兵。

但军官们严厉的口吻也毫无用处，大部分士兵只有挨了骂的时候才勉强挪动一下屁股，等军官离开以后便又重新坐回到弹药箱上休息。

盖得见状，似乎是有些担心法国军人在中国代表团面前露怯，他便赶在熊雄等人走上前去，拉起一名懒散的法军士兵低声说：“我的朋友——你们都是爱国的军人，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集体不被普鲁士军靴践踏，你们要振作起来啊。再坚持坚持，到今年年底，战争一定能胜利。”

一位拿步枪当拐杖用的残疾士兵笑道：“部长阁下，我们走不动，德国人有太多机关枪，我们走不过去。除非上头能把战壕和铁丝网都清理干净。用那什么……坦克？索姆河出现的铁皮大水箱。”

另一位戴少尉军衔的军人没有同盖得握手，他只是扫了一眼盖得身后的中国代表团，冷冷道：“全欧洲的白种人都在自杀，把上帝赐予我们的这个世界腾出来送给蒙古人。”

士气的定义是愿意主动作战的心态，包括荣誉、忠诚、欲望、好奇心……但在这场大战中，这些正面因素只维持了几个月，1914年8月份大打出手，到了年底基本上第一波战斗部队的士气就用完了。圣诞节停战就是士气耗尽的标志——士兵意识到自己是人，不应该这么无意义的去死；同时也发现对方士兵不是恶魔，可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可以坐下来一起抽根烟开联欢会。

战争爆发之前的时代被称为“漫长的十九世纪”，它的漫长不在于时间的尺度，而在于阶级的尺度。

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煤矿、钢厂、蒸汽机和铁路，大大提升了欧洲的生产力，这个时代虽然出现了大工厂，出现了新型的工业城市和铁路枢纽，还有新兴的资产阶级，但总的来说，从农业时代继承的统治集团还控制着国家。国家的大政掌握在国王和贵族手中，军队里的将军基本都是代代相传的军事世家，富豪要么是贵族出身，要么通过联姻给自己搞一个贵族身份。

第一次工业革命固然推进了教育扩张，在城市集中了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制造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潜力，但同时也加强了旧统治集团。在工业没有扩张到全国之前，城乡二元化恰好分裂了被统治阶级，城市暴动可以用农民兵镇压，农民造反可以用城市的大炮轰过去，城乡的贫民不会因为同一个政策造反，就给了旧统治集团左右逢源，组织一支可靠雇佣军的可能。这就是旧秩序。

在调查童工问题的时候，有些调查委员公开宣称童工让底层的人民避免堕落，给儿童找到了合适的去处。工业城市的人均寿命只有20岁左右，受教育阶层却认为穷人吃不上饭，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这个认识不仅仅用来设计社会，甚至还可以公开说出来不受指责。

在政治秩序上。此时全世界已经有了几十个议会，但清楚地来讲，当下除了中国以外，偌大的世界还没有出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国家。

中国的国民大会制度虽然采取了法团主义的设计，在选民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选举权也有差别，但在1917年的世界已经算得上是最广泛、最普及的选举权了。

哪怕是英国、法国和美国，女人、穷人、没受过教育的人、少数族裔也往往被开除在选举权之外，被选举权则还要严格，全世界都认为公然歧视一部分人的制度很合理，认为少数富人和贵族统治社会是最正确的社会规则。

大战则正在摧毁这一旧秩序。

盖得忍不住教训着士兵：“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争，是全法国人的战争，纪律呢？维持纪律！”

另一位神情散漫的士兵握着步枪站了起来，他只是朝盖得说：“阁下，这是您的战争。”

世界大战逼迫统治集团扩军，把一支团队分散在全国，负责对内镇压的小规模雇佣军改造成世界大战的总动员军队。工人和农民被编到一起，驱赶到国外作战。堑壕战吞噬了几百万人命后，和平成了底层最大的渴望——这次他们不分城市农村，第一次拥有了共同的政治诉求。统治者以国家的名义让他们作战，恰恰让他们思考：什么是国家？

同时总动员也改变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现在所有工人、农民的手上都拿起了枪炮，数年的战争还锻炼了他们的作战能力，这几百万的军队现在听从政府的号令去杀戮堑壕对面素未蒙面的德国人，随时也有能力朝着巴黎进军。

试想，德法前线的这几百万被统治阶级自己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一旦产生什么想法，巴黎难道能够抵挡得住吗？

盖得愕然，未及他反应过来朝士兵们大吼大叫起来之前，马塞尔加香就坐着一辆小汽车赶了过来。还有另外好几名法国外交部门和贸易部门的官员也和加香在一起，他们手上拿着写满文字的贸易清单，为了争取到更多物资，法国人决定给中国开出一份更优越的条件。

熊雄把目光从纪律散漫的法军士兵身上收了回来，他和那几位法国官员握手，以熟练老道的法语说：“先生们，中国的粮食、猪鬃和桐油都足够便宜，而且我们不需要法国支付高昂的利息，只要用法国人淘汰下来、不需要了的旧设备交易就可以。””

第四十四章 集体化路线 “

中国和协约国的易货交易条件对英法来说已经非常优越了，中国一点都不在意这些机器设备的老旧程度，就算是落后一代甚至两代的生产线也照收不误。

对于关系到协约国集团军工生产能力的关键设备，诸如冶金工业、有色金属采掘和化工业的生产线，中国则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是要求从协约国购入纺织、农副食品加工、制革、造纸和日用品行业所需的成套生产设备。

双方自然一拍即合，在产业需要上可以迅速形成互补。

林淮唐带领社会党掌控全国政权，虽然也有了三四年时间，社会党整个发展则有六七年的时间，但以晚清以来中国如此孱弱的工业基础，中央革命政府至今尚不能完成第一期五年计划的编制表。

中国各方面的工业基础都还十分薄弱，煤炭、钢铁、化工原料和电力的生产供应都严重不足，这些行业在当前欧战正酣的时刻，其生产线和机器设备的价格日益高涨，实非中国目前所能大规模投资的类别。

因此，中国的工业发展计划在短期内不得不围绕一系列为农村合作化运动服务的项目展开。

这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就是使得地方上出现了一股浓厚的农业社会主义倾向，地方农会的政治地位也在快速上升，甚至在某些地区出现了农会能够乡国大委员会，甚至是能够和县政府叫板的情况。

这种权力倒挂的情况，和中国目前广大农村地区尚且存在的宗族结构相互影响，也正在逐渐形成一种威胁到社会党政权稳定性的力量。

只是在当下来看，全国上下人民都还沉醉在欧战的经济景气里面，天津、青岛、上海和广州的港口每天都有从欧洲回来的货轮到岸，卸载下一船接着一船价格极为低廉的成套设备，这些设备很快又会通过铁路运到内地，其中三分之一集中在几个较大的新兴工业城市，余下的三分之二则多为内陆地区的农村合作社消化。

这固然使得农民的生活质量迅速提升，但也使得经过土地革命再分配以后的农村地区开始重新涌现出一大批富农阶层。

同时，国家的重工业发展也一直没能如林淮唐设想的那样走上快车道发展。

欧战景气在侧，国际上钢铁、煤炭也是有价无市，价格越来越高，在中国却出现了农业发展快于工业发展的倒挂现象。

工业发展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总资本投资和消费的比例问题。

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提高消费所占的比例，要快速发展工业，则必须提高投资所占的比例。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当工业化还不能直接反扑到人民的日常消费时，高投资、高积累，也就意味着对消费的压制。

至于投资资本的来源，一靠对外掠夺、二靠对内压榨，对外掠夺与中国无关，对内压榨的话光是靠没收土豪劣绅的浮财实在杯水车薪。

因为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中国，所有资产都不如土地这样资产有价值。但土地革命就意味着社会党人已经从土豪劣绅手中夺取了土地，并且已经把这些土地重新分配给了中下层的平民百姓，仅有少数土地被用于组织国营农场，算是一定程度进入到了工业化的资本阶段。

对林淮唐来说，现在要加速工业化，似乎唯一的选择就只有通过国有化、集体化的方式，将土地从自耕农的手上再重新剥夺回来。接着以农村统购统销的方式，压低粮食征购价格，将土地生产的剩余价值都以极低廉的方式集中到政府手上，以此作为资本进行投资，实现痛苦的超速工业化。

这也是当前刘师复和李大钊等人主张的工业化道路。

刘师复在书记局的会议上，已经好几次提出这个问题，他的语气越来越严厉，除了强调地方上已经出现了农业社会主义的苗头、出现了农会事实上夺权的情况，甚至还开始直接批评林淮唐，说“书记长有些优柔寡断”了。

这在社会党内可算得上是石破天惊的一件事。

书记局其他成员都很感吃惊，林淮唐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均独一无二，没有任何人能够挑战，甚至不能望其项背。虽然林淮唐常做自我批评，也常常提出党内的同志不应该总是对他的想法完全遵从，应当提出更多不同意见大家多做讨论和辩论，但像刘师复这样把批评的矛头直指林淮唐身上，在社会党内还是头一遭了。

到后来，由于林淮唐的反对，书记局上迟迟没有通过刘师复主张的农村由合作化直接跨越式发展到集体化的政策决议，刘师复甚至干脆称病，连续两次缺席了书记局的会议，就算有事情刘师复也只是派他的秘书李立三给林淮唐带话过来。

林淮唐看到李立三送来的备忘录时，摇着头苦笑起来：“这个刘书生，他肚子里是开了家钢铁公司，主意比谁都硬，立三你回去和师复好好说，告诉他事不过三，再闹下去中央是要用党纪来处分他的。”

李立三给林淮唐送来的备忘录上，除了刘师复写的应当加速进行农业集体化的建议以外，还包括了中央政府应当加强地方工会的领导地位，避免农村里的封建宗族势力利用农会这一工具夺权等等提案。

林时爽看了一眼备忘录后，也和林淮唐说：“刘师复这是把工会的地位看得比党的地位还重要啊？要我说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地位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一味提工会就不太好了喔。”

刘师复在备忘录里写的是地方上的党组织，相当一部分也受到农村封建宗族势力的渗透影响，只有工会还比较“纯洁”一些，所以他认为必须要提高工会的领导作用，才能避免农民习气、小农主义的负面影响。

这一点自然就令现在分管党务和组织工作的林时爽感到大有问题。

在书记局内林述庆只关心军队的问题，他本质上对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没有太深研究，更不是社会党最核心的黄花岗起义参与者，所以总会控制着自己的话语权。

蔡绮洪在参加革命以前曾在印度和南洋都投资过橡胶种植园，算得上是半个资本主义农场主，他对农业工作比较了解，在农村政策问题上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刘师复的大规模集体路线。

蔡绮洪很干脆地说：“师复种过几天的田啊？他是个没下过乡的书生，说难听些就是五谷不分，我就不认为师复对农村问题能有什么发言权。照他那么搞，我们今天光是推进农村的合作化就已经千难万难，只有在山东、淮海和福建这几个省合作社建立的比较多，其他地区老百姓肯自愿参加合作社的人就太少了，照师复的干法，要比合作化再进一步直接搞集体化，还要把土地从农民手上重新收归国有，我怕闹得天下大乱全国造反是小，饿死个几百万人是大啊！”

“燈途，你的意见？”

“现在这样就很好啊，我们还是要主张农民去发财，农民要先发财致富，工业化不能剥夺农村，而是要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发展农村市场容量，农村富了，那么工业自然而就会发展起来，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师复要揠苗助长一定会出大问题。”

林述庆突然插一嘴说道：“自然而然的发展是很好，但一个自然的周期是多长？赶得上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发起全面战争的时间吗？””

第四十五章 人民公社模式 “

“对。”这也是林淮唐所考量的问题，“在解决日本于南满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前，我们的任何政策实施都不能说是外部环境如何高枕无忧。”

在工业化路线上，林淮唐当然倾向于刘师复的农村集体化和超工业化路线，这毕竟是被历史已经证明了卓有成效的办法。

问题在于，外部环境是否允许社会党现在就实施跨越式的超工业化政策？

和历史上的中国不同，1917年可没有一个国力强盛的苏联给林淮唐带来一揽子的156个项目援建，中国如果采取超工业化路线，那就不是历史上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情形，而只会是像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痛苦挣扎的情形。

更何况此时的中国工业基础，远比历史上1928年苏联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工业基础差得多，国际环境上虽然有欧战带来的利好，但情况也绝不如苏联赶上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外部融资和技术引进环境好。

被历史证明了成功性的路线还有另一条——那就是历史上中国在中苏分裂以后实行的人民公社路线。

人民公社不等于统购统销，也不等于工农业剪刀差，甚至实际而论，人民公社更接近工农业剪刀差的反面，单就农业税而言，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税的比例其实一直在下降，在正常运作时期最高为1964年的9.61%，最低为1980年的4.05%，平均为6.83%，这个数值绝对谈不上达到工农业剪刀差的程度，更谈不上达到了压榨农民和农村来搞工业化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