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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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会应该进城吗？

这是一个问题。

农会机关过早地进城，可能不可避免将加速机关办公人员的腐化，然而不进城，以目前先锋队的人力资源规模，又缺乏足够干部人员支撑起总农会下一步的扩张。

好在汕头光复的消息传出以后，作为革命策源地之一的香港，本就聚集了大量受通缉而逃亡的革命党人，这些革命党人获讯以后，不少人便飞快购买船票奔往汕头，襄赞革命。

姚雨平是同盟会里资望数一数二的元老，所以林淮唐特意让姚雨平在汕头开设了一个“革命同志”招待所，发给他经费一千元，专门用于从中挑选合格的骨干人才，用于充实国民军及农会、商会各机关。

姚雨平军事履历丰富，对此略有些不平之意：“光复潮汕大出风头的是陈更新、方声洞，全是福建人，我们广东人是不行吗？只能当个掌柜招待人！”

姚雨平性情宽和，虽有不满，也没有张口闭口“福佬”那种涉嫌地域歧视的词汇，林淮唐对此苦笑解释：“招待来汕党人同志，非士云先生，便只有渊公有足够资望，但渊公年迈，总商会方面又不能全都委于一个我们还不熟悉的高绳芝先生，他实在走不开，这才只能把招待所的事情交给士云先生办理。

一俟此事了结，则疆场征战、用武四方，国民军当然还要借用士云先生的才华。”

姚雨平肚子里牢骚气不少，但他在嘉应州跟林淮唐共同处事的时间也不算短，了解林淮唐的为人，也比较理解先锋队的图谋相当深远。

所以即便牢骚再大，也只是停留在那几句话上。

“莫纪彭和但懋辛今天也从澳门赶来了汕头。”姚雨平又提到，“君汉应该认识他们吧？都是黄花岗起义时的同袍，当时他们和我一样，是从其他地方突围而走，没有跟你一起突围。”

莫纪彭是东莞人，林淮唐对他印象最深的地方是莫纪彭编演过的历史新剧《张家玉会师》、《袁崇焕督师蓟辽》等等关于明末历史的话剧。

但懋辛是四川人，跟喻培伦相熟，二人可谓莫逆之交，当初喻培伦在北京谋划暗杀清廷大臣时，就是跟但懋辛一起合开了“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由但懋辛在外主持馆务，喻培伦在内制造炸弹，后来汪精卫也参与其中，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的炸弹就是喻培伦和但懋辛一起制作的。

自然，林淮唐对但懋辛的印象，更多一部分还是来自后世历史。但懋辛毕竟是川军巨头之一，在民国风波不断的历史中浮浮沉沉，又能完成难得的历史转型，在新中国成立后差不多是旧军阀里仅有的成功转型为新中国高级技术官僚并得善终的人物。

“好极了，怒刚是四川人，也愿意参加国民军的工作吗？我以为他当会回乡去闹革命嘞。”

姚雨平说：“这多亏了喻培伦代为疏通，劝他留下，四川现在革命形势同样风起云涌，可但怒刚是咱们黄花岗起义的同僚，熟人众多，还是直接在汕头参加革命更为方便。”

黄花岗一役，诚如孙中山先生后来所言，是同盟会集结其大部分精华的亡命一击，参与者几乎人人都可谓是旧中国罕有的精英人物。

林淮唐重重点头：“黄花岗的战友们，士云先生正应设法将他们都请回汕头来，大家一起参与革命，一起光复广东。”

有这样一大批人抵达汕头协助工作，林淮唐也能暂时渡过干部匮乏的难关，用黄花岗的战友同僚们顶一顶，也用这批旧中国的精英人物，先把农会讲习所、军官速成班、军士训练队、政治干部训练班的架子都搭建起来。

农会讲习所，目前是由潮梅总农会负责，教员是由农会机关的工作人员直接兼职，生源是按照林淮唐的要求，以“决心于农民运动，并无他项异想”、“不事奢华而态度诚恳者”、“身体强壮能忍苦耐劳者”、“无家庭生活重大之牵累者”、“不收田主及绅士的子弟”为主。

所以农讲所的学员，基本上就是潮、梅一带的贫苦农民子弟，也有一部分工友、店员和普通青年学生。

农讲所的教材是最大的问题，由于潮梅总农会机关本身的农民运动经验都很欠缺，多数教材都是林淮唐自己一人熬夜写出来的。

总农会的会长蔡绮洪看完这些教材后，实在不敢相信这是林淮唐花了十几个通宵写出来的东西，但看看铁打的林总队长都挂上了疲态尽显的黑眼圈，如此成果好像也就不是多么不可思议。

很早之前，林淮唐要求陈更新等人到寻乌等县做社会调查报告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为后续编写农讲所的教材做着准备。

但时间、人力一切资源都太紧张，现在的教材林淮唐本人依旧是极度不满意的——这水平只能说还能入门，还能勉强看看，今后农民运动形成规模以后，还是应该由实践经验更丰富的农会干部们来编写教材。

目前农讲所总共有25门课程，其中关于农民问题占很大的比重。主要的课程有《地理》、《农业常识》、《农村教育》、《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更具体一些的课程，则有《南口镇农会历史》、《嘉应州农会状况》等潮梅总农会活动实践经验的总结。

农讲所对学员实行军事化管理，还要进行适当的军事训练。这目的也很简单，按照林淮唐和众人解释的说法，就是“为养成有组织有纪律之农民运动干员，同时为武装农民之准备，必使学生习惯军事生活及团体行动”。

因为农讲所的毕业生，将来都是要奔赴各地从事农民运动，成为农运的骨干力量。他们运动的基本方式，一定是要通过农会的组织建立农会自卫军的，否则根本无以自保，所以农讲所不少课程其实也和军官速成班、军士训练队重叠。

林时爽稍微批评过农讲所的一些问题，他认为林淮唐把架子建得太大，难免失之空泛，这么多工作真能落实下去吗？

“不管落实不落实下去。”林淮唐强调，“我们都要先办了才行，你们不去办，我就自己一个人去办，你们不跟我走，我就一个人走。”

汕头光复以后，蔡绮洪也到汕头设立了潮梅总农会的机关，他把林淮唐所写的《农会宣言》，以红油漆刷在机关大门上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

（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

（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

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

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旧式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国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是农会要做的工作、是农讲所要教的课程。

地主或谓乡绅的、缙绅的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乡绅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

这份堂皇大胆的《农会宣言》张贴出来以后，一度吓得潮梅总商会会长高绳芝不浅，使他连夜赶来国民军的司令部，劝说林淮唐：“君汉不能行此安那其的言论，否则必遭致上下反对，革命如何成功？”

当天还有些缙绅带人围堵农会机关大门，声称要捣毁机关、撕去宣言，否则“尔革命党与土匪异于何处？”。幸赖蔡绮洪的副官、梅县东山中学的学兵队队长叶剑英带人拦截维护，才保住了这张宣言告示。

但也有人对此大感兴趣，像姚雨平刚刚提到的黄花岗战友莫纪彭，他从澳门赶到汕头后，一见这份农会宣言，便有醍醐灌顶之感。

莫纪彭本来就是此时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重要鼓吹手，他越是读这份宣言，越是觉得震耳发聩，好像为无政府主义的道路点亮了一个指路明灯。

无政府主义在同盟会中是一个相当流行的思潮，像章太炎，还有告发了章太炎收受清廷贿赂的刘师培，便都是无政府主义者。

只不过这时期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大多只有安那其的世界观，没有安那其的方法论，结果很多人都想章太炎那样，因为信仰无政府主义但又找不到实现无政府主义的方式和道路，最后就转向虚无主义，并接着由虚无主义转向迷信、宗教，甚至乎成为君主专制的鼓吹手。

大名鼎鼎的无政府主义先驱刘师培，后来成为支持袁世凯帝制的筹安六君子之一，就是这条思想右转道路的终点之一。

刚刚从澳门抵达汕头的莫纪彭，有幸读完了林淮唐亲笔所书的《农会宣言》。他这就比同时期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幸运得多，虽然不至于说迷茫顿消，但至少不会坠入虚无主义的深渊中。

因为莫纪彭从这份《农会宣言》中，可以看到一条现实的、确凿的社会改革道路。

它不是章太炎梦呓式的人人修佛而造成的美好新世界，而是一种用鲜血、牺牲和革命的暴力造成的新时代。

汕头“革命同志招待所”里，莫纪彭端坐在姚雨平的对面，激动不能自己地下笔写信，边写边说道：“士云先生！我真要请您尽快为我们引见君汉先生一面，不，是汉公一面！”

姚雨平哈哈大笑起来：“怎么回事？你也是同盟会元老，资望还比君汉高些呢，汉公这种称谓大可不必吧。还有你信上写的什么安那其，那是什么？”

莫纪彭挑起眉毛：“士云先生你不懂，害，我们醒天梦剧社的同志都信奉安那其思想，我观汉公在汕头的农会之政，比较西洋列国的哲学巨擎蒲鲁东、巴枯宁还要更为高明，是欲写信延请剧社好友刘师复、郑彼岸、林警魂、林君复等人俱来汕共谋。”

林淮唐恐怕想象不到，蔡绮洪请他在汕头农会机关大门上写的《农会宣言》，居然会把旧中国最早的一批无政府安那其主义者，全部吸引来潮汕。

赤色的潮汕，赤潮似乎正将奔涌而起。

第七十二章 光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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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府城的清军已经被国民军全数缴械，但在黄冈镇当地还驻扎有一营防军，管带为方龙骧，约莫数百人，未有降服消息。

司令部方面得知此讯以后，便派张云逸、萧枳支队买船前往招降。此时粤东一带民气高涨，支队前往黄冈镇一路上陆陆续续都有志愿的学生军加入队伍。

这之中最让张云逸感到惊喜的，自然是他在广东陆小时同班、同桌、同寝的老友薛仰岳，也以志愿学兵的身份来到潮汕报名国民军。

“老虎仔！薛仰岳！伯陵，自从你北上保定军校读书后，我们就太久没见啦！”

张云逸平素里总是一张古井无波的脸，很少有情绪变动的时候，萧枳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张支队长这样激动的神情。

“哈哈，逸仔，莫叫我薛仰岳了，我去保定时已改过名字叫薛岳啦。”薛岳还穿着一身清廷新军的军装，只是已经摘掉了全部的军衔标记配饰。

薛岳大大咧咧道：“去年我就从保定军校毕业，直到最近听闻梅县起了革命军，立刻就抛下军职南下回乡，没想到你较我动作更快，如今已是这大名鼎鼎的国民军支队长了，真叫人羡慕。”

张云逸和同桌在革命高涨的胜利时刻重逢，激动兴奋的心情自然难以言表，他向支队的指导员萧枳介绍道：“这位是薛仰岳……薛岳！表字伯陵，是我在广东陆小黄慕松监督门下读书时的老同桌，也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

“伯陵兄，久仰大名。”

“哈，我哪有大名可仰嘞！跟你们比起来，我就是个不走运的倒霉蛋。”

“什么不走运？现在革命形势高涨，国民军也是用人之时，我听说林老师到处找人充实军官速成班和军士训练队，都焦头烂额到不行呀——伯陵，你知道叶挺、张发奎这些人的下落吗？若有门路，快将咱们的老同学都叫来汕头呀。”

“军官速成班？这是你们国民军中的新名目吗？军士训练队又是何物。”

萧枳代为解释道：“军官速成班与满廷之速成学堂类似，想来伯陵兄能够理解。军士训练队，则是我国民军的特色，系由军中有经验的老兵带头，给优秀战士做且战且训且教且育的特殊训练，在实战暇余中迅速培育军队骨干的士官阶层，以较快充实军队框架。”

由于“四纪八规”的存在，而且也是因为有着总农会、总商会在经济上的支持，国民军纪律表现比其他会党民军好得多，所以薛岳到潮汕后，的确感到这里的革命军军纪不比他省，要好得多。

林淮唐为梅县佃农算过一笔账：

1石种每年收获27石，一半还地租后，还剩下13石5斗。每石价值6元共得81元，加禾稿3元，共得84 元。而农民的支出则为肥料30元，种子5元，农具消费5元，工食54元，共为94元，佃农亏本10元。

总农会宣传给佃农的道理，就是长此以往，佃农只好典卖祖传的屋宇厕地，嫁妻卖女，最后把自己作为猪仔卖去，或到都市为苦力，或上山为匪为兵，总是向着“死”的一条路去。

佃农不想这样死去，就要参与潮梅总农会组织的抗租活动。这时候为了避免刺激缙绅地主、土豪劣绅，总农会还没有提出“减租”口号，主要宣传的只是“拒绝田主升租”、“凶年呈请减租”而已。

在嘉应州不少村庄，由总农会整合各地联庄会后领导的“同盟罢耕”、“同盟抗租”运动都取得了不小成效，比如在梅县已经迫使田主在水灾后减租二成，并普遍使得田主取消了“三下盖”、“伙头鸡”、“伙头钱”、“送家交纳”、“铁租无减”、“加租”、“吊地”一类的陋规。

国民军奋起以前，潮汕各地农民一直是隶属于满清的皇帝、官僚、绅士和田主这班人底下，农民怕地主绅士和官府好像老鼠怕猫的样子，终日在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和官府的锁链中呻吟过活。

潮梅总农会在领导各地农会抗租抗佃胜利以后，又有国民军的武力作为保障，则地主的头盖、绅士的扇头、官府的锁链或者护弁及手枪之恐吓，都不再能成为一种威胁。

总农会从所减之租中，抽出一成，作为国民军的军费需要。要知这时固然朝廷是横征暴敛，但田主所征地租往往数倍、十倍于朝廷所收赋税，因而总农会只从所减之租中抽得一成为军费，对国民军来说，都是一项非常大的帮助。

总商会对国民军的军费也有帮助，这主要是国民军保证在光复地区内，取消所有的厘金钞关，总商会则按所减厘金的一毛一分为国民军提供军费帮助。

其实目前国民军也好，先锋队也好，根本没有人手接管嘉应州及潮州府内各厘金钞关，而满清原来的厘关官员尽皆腐败透顶之辈，若任其维持，除了使他们中饱私囊外没有任何用处，不若裁减以换得总商会的支持。

薛岳对萧枳所讲的这些农会、商会故事非常感兴趣，他觉得这里头隐藏着很大秘密，说不定便是国民军和其他省份民党民军不同地方的关键所在。

张云逸很干脆地说：“伯陵，我看这样吧，我给总司令写一条报告，举荐你参加我们支队，直接来做军士训练队的队长好不好？我知道你是保定军校高材生，大约看不起这样一个位置，但我们支队确实缺人、少人，很需要伯陵这般职业的军人帮助。”

薛岳眉头一跳：“逸仔，这可是你说的，好！只消你愿意，我立刻就可以加入你们，军士训练队队长也好，普通的马前卒也好，我都可以，只要能让我尽快赶上这趟革命的大潮，什么都好。”

“好！我立刻就给司令部打报告，萧指导，你先带队去黄冈镇，不要慢了手脚，使人捷足先登。”

“这我自然晓得。”

黄冈镇的那一营防军，据说管带方龙骧听闻府城闹了革命以后，早已跑路，所以现在是群龙无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