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458节

更何况红军的攻势如潮，在和会期间方声洞一直都没有停止对南越的进攻。正相反，方声洞充分利用了柏林会议带来的和平气氛，他几次和西贡的殖民当局通信，做出了一副准备等待和会决议来解决越南地位的姿态，实际上则不断调兵遣将，从广西动员了大量物资，还利用和会前造成的十几天停火时间，修复了越南中部被协约国军队破坏的铁路系统。

长山根据地的游击队也在这期间完成了正规化的整编，这支部队自老挝和越南边境地带直接南下，兵锋直指柬埔寨的首都金边，扼住了西贡守军侧翼的同时，也封堵了新加坡的英军另一条驰援路线。

对于缅甸和暹罗有可能进行的干涉，方声洞在华南红军发起西贡攻势以前，也做了大量的应对工作。在暹罗，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潮汕华侨比里·帕侬荣，或叫他的中文名字陈家乐，在暹罗成立了暹罗的第一个政党暹罗人民党，这一政党于1919年成立，到1921年时经过两年发展已经在暹罗国内取得了不小的影响力。

以暹罗人民党为首的反战势力，有力制止了暹罗王国投入到阻止印支独立的战争里去——当然，以暹罗王国的国力和军力，在英法殖民帝国体系行将崩溃的前夜，却克里王里朝此时在位的君主拉玛六世也非昏暗的君主，对中暹基本的力量对比还是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所以暹罗一直采取克制的边境政策，虽然在其同老挝、柬埔寨的边界上都增派了军队，但自始至终都没有跨过国境线参战，对于从印支一边逃亡入暹罗国境内的协约国溃败部队，暹罗政府也一律采取了将其礼送至新加坡的政策，打定了一个两不得罪的算盘。

至于缅甸，印度爆发的反英骚乱至今还没有平息，暴动规模正在不断扩大，随时都可能波及到缅甸地区。驻扎在缅甸的英军，大多数人也都是经历过大战的远征军士兵，他们只想早日回到英国本土过上退伍后的正常生活，对于政府将其欺骗后强行调到缅甸丛林的行径极度不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能爆发兵变。

因此英属印度当局只能先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对于印支半岛发生的一切，他们仅能做最基本的援助，在派出两个主要由印度人组成的步兵旅援军以后，便不再对国民法国政府的呼唤和请求做出任何回应了。

在红军强大的攻势之下，越南南方的殖民地军不断溃败，中国红军和越南红军很快就包围了西贡，英国曾从新加坡派出两次海军舰队过来，但结果只是接走了此前英国人自己派到越南参战的军队以后，就不再冒着红军炮火的威胁靠近海岸了。

在西贡还有不少法裔官员被迫留在围城当中，他们成日日担惊受怕，不过很快，西贡城内的一些原殖民地当局官员就开始表示他们要向法兰西公社政府效忠，许多人煞有介事地向巴黎发去电报，时隔两年以后才突然想起法国本土爆发的这场革命，并表示自己将会服从新政府的一切要求，希望可以通过公社政府向红军通融，放他们回国。

红军并不急于立刻发起进攻，被方声洞包围起来的西贡，也成为了中国代表团在柏林会议上朝英国人施压的筹码之一。

虽说丘吉尔并不在乎西贡城里法国人的死活，可是国民法国政府却十分紧张，他们在北非的人力十分有限，任何官员、将军和士兵，对国民法国未来的生存而言均极为重要。

到最后，国民法国代表团不得不接受了柏林会议上的安排，承认科西嘉岛归属法兰西公社政府管辖，以此换取红军把西贡城里的法国人全部释放。

和会上的大多数问题都逐渐迎来了最后的解决，距离整个会议的闭幕仪式也日渐接近，但美国人和英国人都非常重视的裁减军备问题到最后也没有进入会议的讨论流程，德国政府根本不打算签订任何控制军备的条约，大战期间德国人饱受六年的海上封锁之苦，今天德国政府从上到下都不可能放弃造舰竞赛。

只有德国的公海舰队总吨位彻底超过英国皇家海军的大舰队时，德国人才能得到最基本的安全感。

丘吉尔倍感失望，并且极度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出席这场失败的会议：“……大不列颠在柏林什么也没得到，除了无休无止的羞辱以外！英国的威严被轻视，地位被挑战，世界各国开始蔑视大英帝国的力量，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除了唾面自干还能做些什么？任何一个参加了柏林会议的英国外交官，都将背上永远无法洗刷的耻辱，我们的政治生命也要因此大受影响！”

在和会的最后几天，威廉二世邀请各国代表团成员到波茨坦检阅德国军队的威仪，又到柏林郊外的赛马场观看了一场比赛，还参加了新修建的帝国大歌剧院的特别演出盛会。

威廉二世难得充满这样的自信，他在剧院幕间休息时同观众打成一片，并亲自接见了好几名歌剧演员，还向其赏赐了礼物，一点不在乎各国代表团里有三分之一的人都以请假为名拒绝出席这些庆祝的盛会。

威廉二世向以出行频繁而著称为“旅行皇帝”，本来他还希望能在柏林会议结束以前，召集所有代表团的团长一起游览德国境内的各大城市，向全德人民展现他们皇帝精于外交的手腕以及被全世界所敬仰的威望。可惜有好几个国家的代表团不辞而别，像塞尔维亚还在会议上公然表示退出柏林和会，他们的桀骜不驯此后将遭致同盟国集团的严厉惩罚，直到再好几年以后才签订了正式的和平条约。

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们也终于可以大松一口气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柏林会议终于就要结束，中国政府在这场和会上所得并不多，但却和美国谈妥了许多未来合作的协议基础。

在太平洋岛屿的问题上，林时爽也成功说服了休斯国务卿，美国将把他们在大战期间占领的岛屿还给德国和日本，这将使得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势力范围大为缩水。同时把德国势力引入太平洋地区以后，也可以进一步制衡美国的扩张，并且德国人在印度洋缺乏海军中转基地，他们就算收复了俾斯麦群岛、马绍尔群岛、萨摩亚这些属地，也只是在太平洋上得到了一些象征性的存在而已，并不会影响到中国未来的战略规划和海上国防安全。

世界大战硝烟的尾声，终于在1921年的柏林彻底走向结局，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开始，这将是中国咆哮的二十年代吗？还是一场新的悄无声息的战争？

钟报正午，中国代表团参加完一场浮夸至极的闭幕仪式以后，终于回到火车站的月台上。林时爽踏上月台前紫红色的地毯，与斯大林握手道别，在林荫下，斯大林还是向中国同志发出诚恳的忠告：“或许从今天开始，我们人类才算正式踏足二十世纪的时间范畴，所有指示我们生活航向的旧航标都将被席卷而去，在新世界，只有志同道合之人能够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苏俄代表团先走上了即将离开柏林的火车，斯大林再次挥别告别：“朋友！请记得我们的友谊……还有我们的理想！”

林时爽目送火车渐行渐远，并重重点头。

第一百零八章 1924年

1924年。

距离柏林和会的结束已经过去了三年时间，世界大战的硝烟在那次盛会以后确实逐渐远离了人间，新闻报纸上不再经常出现阿尔萨斯洛林、鄂木斯克、苏伊士运河、科西嘉岛、越南和印度这些名词，中国国内大部分的新闻都聚焦在了一五计划建设的种种成就上。

更多的工厂、住宅和办公楼被修建了起来，陇海铁路在在1922年全线贯通，蒸汽机车头喷薄而出的白色烟雾里，海原大地震给西北地区留下的深刻创伤，也在为时间所逐渐愈合。

技术难度更大的兰新铁路还在修筑当中，中国的资金还很有限，虽然林淮唐采取了不少创新的办法——中央放手让财经委主任黄少通成立了好几家规模庞大的国有银行，以中央四大银行为首的国有银行团拥有了不下于欧美任何一个庞大财团的实力，甚至财政部在某种意义上本身也带有了金融托拉斯的意味。

林淮唐允许了一定程度的金融“魔术”，中国政府直到1924年还没有像法兰西公社和远东苏维埃共和国那样成立相当于“经济内阁”的劳总联委员会或计划经济委员会。中央政府有一个全国经济规划署，权力远没有法、俄的类似部门那么大，一直被归属在财经委的领导之下，对银行团也没有过强的干涉能力。

中国的计划经济和工业规划，更多是依靠信贷进行调整，包括农业方业面的农民劳动合作社也是如此。国家向各地农村的合作社提供了规模非常庞大的长期优惠贷款，但个体农民不能直接由国家获得贷款，只有通过合作社农民才能得到以实物形式提供的化肥、种子、农药，以及由贷款预支的农技、农机等服务。

在工业方面，刘师复虽然一直希望由工会方面掌握各级的投资资金，但最后在中央财经委和黄少通的争取之下，中央还是把投入工业建设领域的资金首先注入银行，交由国有银行以投资基金的形式来作为主要经济组织和宏观经济发展的调节者。

而且在1923年财经委又进行了一次改革，允许银行与投资贷款需求单位之间自由协商确定投资贷款的原则。

这几件事都让刘师复很不满意，他一直希望能在中国工业和经济建设领域推行工团主义，可结果是中央宁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进行工业建设，也没有像各大工会放权，工人的收入虽然由于这几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跟着有了长足的增长，但政治上的权力，特别是工人对于工厂的管理权却有所下滑。

刘师复也因此越来越淡出中央领导层，在今年年初的中央全会上，他以个人健康不佳为理由推辞了书记局的选举活动，只是推荐了另一位中央执委林祖涵以候补书记的身份来分管工会工作。

中央政治上的变化并没有在其他领域引起连锁反应，刘师复半隐退的消息在党内也没有造成多大影响，大家都接受刘师复身体不豫的理由，毕竟在柏林会议以后中国在经济领域算是真正迎来了一个空前的黄金时代。

不仅是粗钢、煤炭、石油、电力、化学肥料和水泥等主要的重工业指标有了飞速的提高，在轻工业领域，棉纱产量增长一倍有余，在1924年已经突破了四百五十万件，棉布产量接近一亿五千万匹，食用植物油的产量超过一百万二十万吨，面粉和盐的年产量也都超过了四百五十万吨。

在这三年中中央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已经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投资总额的好几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些理解马克思的那句话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今天的中国也用类似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手段创造了相同甚至远过之的经济奇迹。

城市景观和街道上的变化是最容易被人们看到的，就在短短十年前，中国大部分的城镇都还和晚清没有多大差别。到处可见是低矮的茅草屋，普通的瓦房就算很不错的平民住宅了，只有官府的府邸和士绅地主的大院才有着现在人认为是正常的居所。

今天呢？大城市的街道都被拓宽了许多倍，至少在省会级城市，政府都依靠充足的投资和高效率的动员，把柏油马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路灯、自来水、电影院和广播站引进城里。三年间，通水通电通暖气的君汉楼，也在以每年好几百万平方米的速度扩建，城市地区的景观正在很短时间内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代中国人肉眼可见身边的生活如此剧变，在农村地区变化没有城市地区那么猛烈迅速，但也同样惊人。甚至从财政分配的比例来看，政府在居民生活和消费品的投入方面，对农村地区的投资是要远高于城市地区的。

中国的土地革命运动差不多在1921年前就已经陆续结束，在那以后农村地区的建设重点就在于不断推广和扩大各级、各类型和各种形式的合作社。

还有国营农场、国营林场和国营牧场，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遍布全国。

此外对农村地区而言，还有一项一般人只有感性上模糊认识的剧变——那就是从1921年开始，中国陆续从法国、苏俄和美国引进了多达八百多个品种的种子苗木和牲口种苗。

从法国引进的大白猪“约克夏猪”，从苏俄引进的阿拉托乌牛和塔尔牛，从美国引进的棉花、冬小麦、向日葵、玉米和改良的细羊毛绵羊，还有从阿拉什共和国引进的种马……中国从法国引进了十四个品种的桑蚕、十六个品种的蜂群，从苏俄和日本引进了三十个品种的菌种，相对的，中国也向法国、苏俄、日本、朝鲜、越南等同志国家，输出了大量茶树、果树、水稻和桑蚕的种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