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463节

在中国人这边，救助日本灾民则是单纯想要回报日本在海原大地震时对中国人的帮助。而且红军也确实在海原大地震中，积累了丰富的救灾经验，红海军登陆以后首要任务就是帮助日本政府抢修通讯线路，这在当时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凸出的。

普通日本民众本来对中日之间的关系，就只有一种遥远的想象，直到关东大地震期间见到一船船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救援队伍以后，他们脑海里才真正拥有了一个对中国人形象的实体。

整个救灾期间，有超过三万名中国红军和红海军的革命官兵，赶到日本参加救援。就算到了今天这个震灾早已完全结束的时间点，江河海也记得，应该还有将近一万人的中国红军战士尚驻留在日本本土，主要集中在横滨、神奈川和千叶三地参与震后的复兴工作。

除了军队，中国派出的平民救援队人数也不少，整个震灾期间有超过四万五千人次的救援工作人员赶赴日本。震灾结束以后，这其中又有七千多人以震后复兴工作组的身份留在日本，参与到日本震后复兴的种种建设工作当中。

这么多中国救援者里面，就涌现出了非常多值得进行宣传的典型和模范人物。

有人在震灾初期，就冒着余震风险深入灾区，收容救治了许多失去父母的儿童；有的中国救援者则为震后东京防治霍乱流行的工作，提供了极大帮助；还有的像梅兰芳这样在日本有很高影响力的文艺工作者，也都在第一时间赶往日本进行义演，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中日两国普通劳动者和民众间的感情……

再之后，最令人难过而且棘手的是处理死者尸体的问的题。

市内每个区都设立了太平间，凡面目可辨的尸体，就先停在那里放两天待领。如若无人认领就送到火葬场集体火葬。但是满目疮痍的城市，已经连火葬燃料都没有，只好从乡下抢运来大量松木。

灾害往往与瘟疫结伴而行，为此，东京都政府一度下令戒严，禁止外地人进入东京以防止瘟疫流行。此举招致了部分反对的声音，当时有传言称，日本政府将放弃东京和横滨。为澄清事实破除谣言带来的恐惧，多喜子天皇就利用当时从海军军舰上拆除下来的无线电设备，制作了东京的第一个广播电台，向民众发布了大量安抚人心的讲话，片山潜政府也宣布东京和横滨将在原址重建，具体计划也很快公之于众，这才稳住民心。

北京、天津、大连、沈阳、平壤、元山、釜山、汉城、青岛、上海、广州、河内……从北到南，再从南到北，从亚洲再到欧洲，从东海之滨再到西伯利亚的冰川，第三国际的同志们又一次团结在一起，就和此前援助海原大地震灾区的情形别无二致，中国政府也迅速号召募捐，组织救助工作。

江河海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当时微山湖号驱逐舰上的轮机班有四名日籍水兵，其中一人的父母和妹妹都身处震区生死未卜。消息传到军舰上以后，微山湖号上的其他中国官兵就集体向上级写请愿信，这才争取到了第一个奔赴日本救援的机会。

关东大地震给日本人民带来的创伤有多么的沉痛，那么在战后救灾中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国际主义友谊，在日本人民的心中就有多么重要。

锦上添花永远比不上雪中送炭，关东大地震的确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可旋即而至的国际援助，也给了经历明治、大正时代以来的大起大落的日本普通人民以极大触动。

他们好像第一次感受到那种所谓“被国际社会接纳”的感觉。

从黑船开国以来，日本人大多数都是将自己放在一个受西洋世界排挤、也受东洋世界抵触的位置上。这一串极东之地的列岛，以及生活在火山屿上饱受种种自然灾害清晰的人民，想要在二十世纪血腥又惨烈的世界民族之林中生存下去，唯一的出路就似乎只有对外侵略。

在林淮唐所知的另一个时空，关东大地震对日本近代史的走向而言也是一个关键节点，只是它把日本倒向了另一条截然相反且永劫不复的道路——地震以后是比地震更加血腥的屠杀。

《读卖新闻》发布“朝鲜人罪行”，无端指责朝鲜人冒犯神灵，导致灾难发生。甚至暗示，他们正在“谋划”趁火打劫。700名以上的中国同胞受到牵连，被日本军队、警察和民族排外主义者屠杀，朝鲜人则更加悲惨，有超过6000名在日朝鲜人先后被各色人等捕杀。一些外地的日本人由于口音接近朝鲜腔调，也遭到杀害。

这一点，当时的日本可以说是非常不地道，用泯灭人性形容亦不为过。日本全民上下很快就被笼罩在对自然灾害的恐惧心理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军国主义、支持对外侵略扩张，整个民族的心理也日渐扭曲变态，终致日本走向毁灭的绝路。

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和越来越多的事实，都有力地教育了日本人民。

不需要侵略，不需要战争，只要日本永远处在第三国际和东亚联盟的阵营里面，那么靠日本皇国军队永远得不到无法获得的安全感，却能以这样和平的方式获得。

关东大地震以后，中日两国之间的人口流动在很短时间内就变得频繁了起来。这场日本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地震，再一次告诉日本人民日本这片遍布火山和地震的岛屿实在并不安全，至少远远不如广袤的中国大陆安全。

既然东亚联盟四国之间并不存在边境线对人口流动的限制，那么日本人为什么不到中国去生活、工作和学习呢？

大规模的人口往来就此开始了，仅在1923年的下半年和1924年的上半年，根据中日两国政府的统计，就有将近三十万名日本人举家前往中国定居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响应了中央政府的号召，除技术人员多数是接受了重工业部、轻工业部的安排，到沈阳、本溪、鞍山等地定居工作，剩下大部分的日本移民都是被迁往七河省、科布多省、库伦省等等地广人稀的省区定居工作。

中央当然乐于见到这种局面，就算到了1924年的今天，大部分日本移民到了中国还是算得上中高等的技术人才，这些移民几乎全部都受过小学和初等国民中学的教育，其中也不乏拥有高中、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对中国边疆很多欠发达的省区来说，他们他们都算得上一笔可贵的财富。

而且这种程度的人口流动，从表面上来讲也可以进一步促进中日人民的互相了解和感情，往深的来说，则可以增进汉字的普及，增进汉语和日语之间的交流，并最终使得东亚联盟各国间的文字、语言走向一致的发展方向。

中国政府在1922年进行了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根据这次几乎可算是没有任何遗漏的普查统计结果来看，1924年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拥有五亿四千万人口的庞然大物，是世界上毫无争议的人口第一大国。

但中国大部分国民的受教育程度还是普遍偏低，就算经过了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党不遗余力的扫盲和普建小学的工作，也要再等到下一代人长大的时候，才能看出社会党对教育方面巨额投资的成果。

第一百一十六章 东京复兴计划

在关东大地震以前，到日本工作的中国干部就已经为数不少。震灾发生以后，由中国前往日本支援的军事和行政人员数量更是急剧膨胀起来，负责统筹这个工作的就是由庄文统领导的中日友好援助委员会——这是一个光听名字还看不出来，实际上权力很大的机构。

从中国并且包括了越南、朝鲜和苏俄在内的人员、物资援助，还有相应的运输工作，都是由中日友好援助委员会统筹管理，当然这些人员、物资到日本以后的分配权也是握在友援委员会的手中。

曾几何时庄文统还是广东有名的会党头目，一身帮派作风，身前背后都是刺青纹身，一道过肩龙从胸前刺到身后，凶狠狰狞一点不下于日本当地的雅库扎暴力组。但解放战争以后，庄文统就长期负责社会党的北美工作，他大部分时间不在国内，而是在旧金山、洛杉矶等地联络美国华人，并且配合美国当地的产联及美国社会党的同志开展工作。

多年来在海外工作的历练，把庄文统这个彪形大汉的气质完全改变。他早已不穿会党常见的那种汗衫，永远是一副笔挺西服的打扮，根据出席场合的不同，佩戴的领带、手帕等单品样式、颜色也都不一样，光是高筒礼帽和文明棍就收藏有二三十种之多。

在日本同志的眼里，这位友援会主任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人，而且还带着富有理智的风度。

“为了达到支援日本人民震后复兴工作的目的，中国中中央革命政府决心给予最大的支援。如果需要什么东西，请提出来。我们目前也在为了一五计划进行艰苦的战斗，但是，党中央发出了指示，要为支援日本的震后复兴而进行最大限度的合作。”

听了庄文统的这番话，不光是片山潜、北一辉等日本社会党的同志安下心来，就连西园寺公望这些旧日本时期的华族、官僚也都对中国的援助产生不小的感激之情。

他们感到有了信心，而且也放心了。他们认为，“这样就好象震后复兴的工作就完全有了基础。”诚如庄文统所说，从第二天起，很多刚刚从中国赶来的红军官兵，刚一靠岸上陆，马上就开始帮着日本的普通平民老百姓搭建简易的棚屋。

在中国红军之后，就是以各种名目的工作组形式赶来日本援助的行政干部。这批人大部分都来自绥远、宁夏、陕西、甘肃和山西几个省区，几乎都亲身经历过海原大地震的灾后振兴工作，经验同样丰富。

其中很多干部原来是在西北当地的工矿企业工作，有过和日本技术顾问相处的经历，所以不少人也懂得简单的日语，到日本以后一边帮助日本政府做救灾方面的工作，一边接着学习日语，所以交流上并没有太大的障碍。

明治、大正时代的日语和后世令和时代的日语截然不同，外来语极少，对于假名也没有怎么滥用，汉字依然是日语的主体。而且从日本东京革命加入东亚联盟以来，片山潜政府也和中国进行了文字改革方面的协调工作，日本政府在1921年制订的日语常用汉字表中，有超过六百个常用汉字，都采用了中国简体字的简化方案，这就进一步统一了中日两国的文字使用习惯。

在口语方面，也因为日本加入东亚联盟以后几年间中日两国频繁的人口流动，所以不止大量日语中的技术用词流入中文的口头语言，同样，普通话里的大量词汇也相应流入到日语的口头语里。

这一回友援会组织的大规模对日抢险救灾援助，又加速了中日两种语言、文字逐渐协调和统一起来的历史进程。

1923年的中国在建筑和工程技术方面比较日本没有多大优势，可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党从徐州的建设开始已经积累了大量工业都会的规划建设经验。相对来说，日本在明治时代以后，就很少再有像这样犹如白纸上作画的城市规划机会，因而也不得不借重中国方面的意见。

友援会中不仅有负责一般工作的军事和行政干部，也包括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建筑工程师。

日本在关东地区的主要城市，像东京，一直没有尚未形成近代城市规划的体系，而土地区划、功能分区、街区整合等系统性的近代城市建设更是无从谈起。

首先是交通问题，江户原本是作为武家政治中心发展起来的封建城市，建城伊始首要重视军事功能，其次才是居住和商业功能。武家地街道多折角和路障，下町地区的主干街道宽不过6～12米，居民区的小巷甚至只有0.9～1.8 米，且沿街房屋房檐下堆放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