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474节

对内对外的问题同样是一体两面，友援会想在日本做老子党的症结也在官僚主义上，不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林淮唐都可以想见到对外问题会怎么发展下去。到时候假如中央找人谈话，或是弄一个外交无小事的原则，林淮唐可以保证庄文统那批人态度会立马调转一百八十度，变成援外干部受了欺负、中国利益吃了亏也不管不顾的要“惠外”的情况。

如果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那自然就很容易出现“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状况。干部们为了自己的绩效和考核打算，只能层层加派，将本来正确的政策念成歪经。

这种风气下，不管怎么改变对外政策，都逃不出要不然在外国做老子，要不然就不顾实际情况拼命“惠外”的结果。

像之前林淮唐找林时爽批评庄文统的情况以后，二办那边就已经给林淮唐递来了一些解决办法，结果无非就是要加强对今后援日干部的训练，要加强“惠日政策”的力度，以前是干部到日本指手画脚，现在是要干部到了日本以后什么话也不许说，受了欺负吃了亏也都得忍着，只能拼命“惠日”，实际上都不是好好解决问题的态度。

更要命的是，如果无法解决国内监督的问题，那么再要求想在第三国际内实现国与国之间的相互监督，困难性就更高了。

梁启超的态度始终模棱两可，他没有代表进步党明确表态，而且还反过来要求社会党重新统一内部意见，几乎是在质疑社会党内部的团结是不是出了问题。

梁启超最后离开一办以前，还给林淮唐留下一句话：“从历史书来看，革命力量一定要团结起来，只要革命力量的团结出了问题，就一定会面临重大失败，主席，做什么都要慎重啊！”

这一天对梁启超来说意义重大且意味深长，他回到家中的时候几个孩子都不在家，反而是学生蔡锷正在家中等他，让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差点就以为是之前和林淮唐的谈话外泄，但想想就算真外泄也不可能这么快就传到蔡锷耳朵里去。

这几年蔡锷并没有特别受到重用，他政治上虽然慢慢过关，可在红军里主要负责教育工作，和蒋百里一起出任了北京和南京两所指挥学院的校长。其实也算人尽其才，毕竟蔡锷在军事上确有长才，又并不熟悉红军的制度、战术，让他待在军事院校里培养下一代军官反而更为合适。

蔡锷找到梁启超家里，要谈的只是些琐事，梁启超作为国家文教委主任手握重拳，蔡锷来做说客，是想请他下一年预算方面对北京陆军指挥学院高抬贵手，少砍些经费。

梁启超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不免失笑：“这事我管不到，你也知道军队另有一套系统。”

蔡锷淡定的说：“老师总是能说上几句话的，这几年是不打仗了，我知道国家主张和平年代军队要稍作忍耐。但军事院校非同一般，越是和平年代，越是需要集中资源在军事院校方面，这样才能起到花小钱办大事的效果，未来哪一天要是重启战端，正需要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作为红军骨架，撑起来红军的重新扩大。”

“你的话也有道理，但你大可以直接向军队系统的上级做一份报告。”梁启超坐下来给蔡锷烧了一壶茶，说道。

蔡锷苦笑：“老师！你们在政府还好，军队里头对党外人士一般都带有打入另册的看法，我的报告就算有人看，恐怕也没人重视。”

梁启超认真起来：“这是正确的做法，不然军队听谁的？红军如果政出多头，我们国家是会乱了套，将要天下大乱。”

蔡锷喝起茶来说：“西方国家都奉行军队国家化的原则……”

梁启超断然驳斥道：“这话不要乱讲！红军的领导原则不能出岔子，你这样的话传出去是够得上杀头的。”

第一百三十一章 你说谁是敌人

“老师言重了，我和林君汉、林颂亭、陈汉郎都谈过这些话，谁要杀我的头？别自己吓自己。”蔡锷一边喝茶一边说，“我看社会党还是有容人之量的，什么话都可以谈，今天的中国当然是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党也没有老师你想的那么敏感，都可以谈。”

“松坡，你还是太年轻太自信了。”梁启超郑重其事起来说，“最近中央可能发生大事，关键的节骨眼上，你万万不能做出任何轻佻之举，明白吗？今后你在北京的行动举止都要慎重。”

蔡锷皱起眉头，凝神问道：“北京要出什么大事？现在国泰民安，能出什么事情呢。”以蔡锷的机敏和才智，仅从梁启超的三缄其口上，他就隐隐感到林淮唐和老师的这次谈话极不简单。

“老师……是社会党要收紧政治上的民主空气了吗？”

梁启超淡淡叹了一口气：“你猜得大错特错！”

蔡锷又是一番不可思议和大惊失色，他很难以置信道：“社会党难道要放权？林淮唐愿意跟我们搞轮流坐庄？这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阳谋，还是他真心实意。”

梁启超拍了拍桌子：“不管是阳谋、阴谋，此事都不可能办成。我从光绪年间致力维新，或君宪、或君主、或共和、或民主、或宪政、或军政、或党治……一条条道路试来，只有党治一路走到今天。中国人之民智未必不能适应英美式的政党政治，也未必就不能升任林君汉设想的那种多党监督制度，但今日普天之下，老百姓久已习惯党治，习惯社会党管理下的稳定社会，知识分子也是一样，久已习惯这种政治氛围，如突然放开，我敢保证一定会生乱。”

蔡锷蔡其实没有多少政治上的信条，他在政治上唯一的信仰就是富国强兵，只要能够使国家强大，过去蔡锷连袁世凯都愿意接受，更遑论社会党的党治。

蔡锷道：“中国今天好不容易建设、积攒下几分像样的家底……我也赞成老师的观念，如要放开一定监督权给民主党派，那也要再等七八个五年计划，少说四十年以后再谈此事。”

梁启超更忧虑的是：“我们说话很难管用……”他自嘲道：“党治之下，进步党想要反对中央给我们权力，也没有这个力量来反对。我已透露了将要反对的口风，大约起不到什么作用。我更担心其他民主党派真有人会野心膨胀……何况，如放权，要放到什么程度？是让各党参选，还是怎样，关键还有军队问题，军权放不放？若放军权，就有内战的危险，我们命都不要也不能任其发展，若不放军权，必有人指摘。”

蔡锷则说：“红军是稳定国家的最后一股力量，不能有分毫动摇。”

梁启超看了蔡锷一眼，没有说话，他知道蔡锷是军人出身，曾经多少信奉过一点军国民主义，蔡锷从前甚至还提过国人必有从军服役的经历才能拥有选举权。如果允许民主党派拥有政治上的独立性和监督权，又要保证社会党对红军的控制，那军队岂不是就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一股主宰力量？那将更加糟糕。

梁启超摇摇头，缄默不言，他很担心中央真要放开口子，几个民主党派这边会自乱阵脚，更担心万一真有人野心膨胀，事情的性质就可能产生重大变化。

想了又想，梁启超从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给蔡锷写了一排人名，为首的就有汪精卫、唐绍仪、陈炯明、杨度几个人名。

蔡锷若有所思：“老师认为北京出大事的时候，就要密切注意这几位的动向吗？”

梁启超颔首：“像宋教仁、张謇之流已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角色不用在意，主要还是这些人，对廖仲恺我相信不管中央有什么动荡，他的立场都没问题，只有这几个人，要么在政治上还有些影响力，要么就是在政府内还担任着高官要职，我跟他们不算熟悉，实在没有把握能确定他们的想法。”

梁启超提到的这几个民主党派重要人士里面，汪精卫向来紧跟社会党的主张跑，现任全国国大委员会执委，唐绍仪是外交部部长，一向低调，在政治上好像少有自己的想法，陈炯明是财经委委员，曾在报上提过第三条路线，杨度虽然只是国大代表，可他在北京的人脉和社会活动能量很强。

“松坡，今后你注意些，不要和他们牵扯太深，我真担心中央如果哪一天真要实行什么大刀阔斧的改革，会让本来已经接受现状的民主党派又产生什么过度的政治想法……”

蔡锷道：“老师，现在不是封建时代了吧？天下间早就没了皇帝，中央难道还要管谁脑子里的想法吗？就是真有人想当国家元首，那也很正常吧，又不犯法，国家元首也不是皇帝，连想都不许别人想可就有点霸道。”

梁启超闭上眼，不再多言：“你就记住我的话就对，你想的再对，也要考虑时局。”

在梁启超离开一办的同时，王亚樵随即进来。林淮唐的办公室内照旧闷热，王亚樵一踏进来就首先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浪。其实北京这两个月天气确实异于往常的热，就连政保局里的文职干部都有好些人想请假去避避暑，王亚樵也比较能理解那些人的心情。

并不是所有人都和书记长一般，是铁打的人。

“九光，你来了。”

王亚樵走进办公室，他没有入座，就站在林淮唐办公桌对面，脸上古井无波，毫无表情，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桩枯槁的樵木似的。

“书记长，政保局已经对北京、上海、青岛、南京、广州各主要报社的消息加强了关注，如果有什么异动，随时都会汇报上来。”

林淮唐靠在椅背上，脸上笼罩着一层厚厚的阴影：“政保局的行动不要超过你们权限应有的范围，明白吗？”

“明白。”王亚樵执掌政治保卫局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超强的政治警惕性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也逐渐清楚书记长现在想要做什么，更明白当下关键时刻镇之以静的必要性，“北京局势很稳，不会出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