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498节

然而，上层阶级依旧是穷奢极欲、极近豪华，在圣堂石门背后的律师席上，不论升起的雾气多么浓密，不论出现的泥泞多么深厚，都无法遮掩那些须发皆白的大律师们，摇晃着戴有羊毛和马鬃假发的脑袋咬文嚼字，轻而易举把几千、几万、几十万英镑的财富收入囊中。

在书记官的桌子和王室律师所穿的长袍中间，堆叠着的控诉状、反诉状、答辩书、二次答辩书、禁制令、宣誓书、收益报告、委托书……一大堆代价极高同时毫无意义的废纸，就是1924年的英国最重要的一笔财富——不下于金融街里同样毫无意义的另一些废纸。

英国每个郡都有被法官和律师们弄得筋疲力尽的精神病患者，所有的教堂墓地里都有被法律屈死的原告人，那些原告穿着塌了跟的鞋子和破旧的衣服，四处去向熟人借债或是讨钱，最后也不过给有钱有势人以更多手段来压迫良善的公民。

法庭已经耗尽了人们的钱财与耐心，勇气与希望，政府官员令人发指的贪污和腐败绞尽了帝国的生命力，在这个日不落帝国最强盛的时期，英国上层阶级就已经习惯了卖官鬻爵的“风俗”：

一千英镑可以购买一个英国陆军团长的军衔，五百英镑可以雇佣专业人员代理主计处处长的全部公务，内阁各个部门都有大量官员拿着高额薪水，再从薪水中拿出一部分雇人干本职工作，自己则忙于证券投机，或是在海外度假旅行……

这就是1924年年末的大英帝国，一个行将倾颓、溃散和瓦解的旧日帝国，一座地基动摇正日渐掉落碎片的摩天大厦。

里德摇着头，他来到英国就是为了“格拉斯哥暴动”而来，就在十几天前苏格兰的罢工委员会在和英国政府的第七次谈判破裂以后，格拉斯哥市的工人便自发行动起来，他们在城市中建立起街垒，占领了多个政府机关，工人纠察队组织了很成规模的民兵队伍，大量夺取着当地工矿企业的管理权，起义影响波及全英，震动着欧洲或是整个世界。

“格拉斯哥暴动，热那亚大起义，中国修宪，法兰西公社第二次全联邦人民议会的选举日、格鲁吉亚革命、萨帕塔也从日本回到了墨西哥……”

里德和中国派驻第三国际的代表熊雄并肩而行，他手里还捏着一份载有大量中国新国大改革信息的报纸：“我们遭逢星火燃烧的时代，任何一个人都能站到推动地球前进的洪流中间，英国的新时代肯定也会很快来临。”

第一百六十六章 什么样的自由

中国社会党的第五届全国党代表大会上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对中国人来说最具影响力的一件事当然就是刘师复带领工人反对派退出社会党一事。

不过对欧洲人来说这件事的意义，看起来就没有它真正蕴含的意义那么重要——在曾经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里，工人党、社会党的派别活动、内部分裂、党派重组只是一件司空见惯的平常小事，就连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都经历过不少次类似的事件。

即便是布尔什维克党，即便苏俄同志因为内部分裂之虞经历了惨痛的莫斯科失败，他们也没有觉得工人反对派的集体退党有多么石破天惊。

俄国人都记得很清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内部曾经出现过“召回派”，孟什维克内部曾经出现过“取消派”和“护党派”、“国际派”和“统一派”，党的分裂重组不足为奇。

里德首先注意的是五大中关于人事变动的许多安排——庄文统、蓝天蔚退出了书记局，林祖涵和姚雨平则被补选为候补书记，此外吴玉章被选为常任书记，他是工人反对派退党以后社会党党内负责工会工作的稳健派人物。

还有一大批青年党员被迅速提升起来，填补了工人反对派退党后留下的空缺，他们中不少人来自于地方省区的工会，其政治主张与刘师复、莫纪彭也并不完全相同，看来今后社会党党内的青年工运分子们将积极和新成立的中国劳工党竞争工会、工人中的影响力。

五大结束的同时，上一届全国国大委员会也在新国大的选举开始之前，进行了通过了最后的宪法修订案——中国国民大会和政府的组织方式都出现了很大变动。

首先是在选举权方面，城乡居民的差异大大缩小，虽然农村居民的选举权依然弱于城市居民，但比例已经降低到了一比一点五，差距缩小到这种程度以后，农民庞大的数量就将对城市居民群体产生非常明显的优势。

国际观察家普遍认为这一修宪举措也将大大巩固中国社会党的地位，因为社会党在农民中的威望短时间内无人可以动摇，主要影响力集中在城市工人群体中的中国劳工党在新国大中的席次很可能还会低于国民党和进步党。

国大本身的法团主义结构在这次修宪中终于被彻底放弃，毕竟那完全只是过渡时期的做法，限制性实在太强，早就应该被放弃，到现在才修改甚至甚有些太迟。

新国大还重新强调了公民对国大代表的罢免权，这里的罢免权和资产阶级代议制中的“弹劾权”是不同的。弹劾仅仅是针对总统或政府成员进行的，对于议会的议员，一经选出选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利对其进行制裁和监督；只有当总统或政府部长违法或严重失职时，国会才能行使弹劾权，所以这是司法性质的，追究的是政府成员的法律责任。议员违法或严重失职时，只有议会本身能够对其进行制裁，且有诸多限制。

在内阁制中虽然议会有权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追究其政治责任，但政府也有权解散议会重新大选，对不信任案的提出有相当大的制衡。而对于议员政治责任的追究，只能是期望下次选举不选他。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选民和国大可以不受限制地随时罢免由他们选出的任何人。这是人民主权和议行合一的重要体现，使立法机关和政府随时受到有力的监督。

在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体系中，议会对政府仅有表面上的监督的权利，如辩论——内阁制，除预算等几个问题外，需经政府同意、调查——总统制，政府可以以“行政特权”、涉及国家机密等理由拒绝回答问题、质询——只能提问题不能直接转为辩论，并无实质上的制裁措施。

因为这会违反所谓“分权”的原则。而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由于议行合一的原则，国大不但能够更广泛地监督政府，而且能对行政不力、违反人民意愿的官员进行实质的制裁。

新宪法也重新强调了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和罢工自由，并且在经济民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经济自由的概念——所谓经济自由，就是自由的保障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报纸、电台等传媒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广大劳动者却很难拥有自己的媒体，因为他们没有钱。

这就形成了话语权的不平衡，报纸电视每天替资产阶级传声，劳动大众的声音却喊不出来。这种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没钱你就办不成报纸，即使办成，也几乎不可能和资本家的大传媒集团相比，就很难让大多数人听到你自己的声音。所以，只要出版事业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中，即使不存在对出版物的外部限制，也不能说有真正的出版自由。

如何实现经济意义上的自由呢？新宪法规定把作为报纸资本收入主要来源的广告作为国家的垄断事业，禁止私人经营具有商业性质的媒体，印刷厂和纸张也同样被规定为禁止私人经营的“关乎国家命脉的战略产业”。

最后通过国家力量将象征着经济自由物质保障的印刷产能和纸张分配给各社会团体，宪法中规定了大型政党、小型政党和任何一个有一定数量的成员或有某些人签名的公民团体，都可以使用适当数量的纸张和适当数量的印刷产能。

国家对定期刊物、文集、海报等刊登的收费广告以及商店的广告牌也都实行垄断经营，广告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自由刊登但其收入集中起来用于整个出版和创作行业。

对出版的限制仅仅是禁止包含有煽动反对社会主义政权的出版物；禁止泄露军事机密的出版物；禁止伪造事实以煽动舆论者的出版物；禁止煽动民族主义及宗教狂热的出版物。

并且还有一项例外规定，这就是出版数量在一定数额之下的小众出版物免检，仅需要进行数年一次的行业自检。

戏剧、电影、音乐的创作和发行要求，也是大体类似。

在选举形式的方面，新国大则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按居民区选举的形式，改变为了按工作单位选举的方法，这是希望加强选民和国大代表之间的联系，并且方便劳动者进行监督。

在国大具体的选举制度上，新宪法则提出了单一选区两票制和联立制的概念，即规定各政党总当选名额，以全国总应选名额依各政党在第二张投政党名单的得票比率分配，扣除该党在选举区已得议席，其差额再由政党比例代表名额中补足。

每个选区的选民都有两张选票，一张选各自选区的国大代表，一张选政党。全国国大中有百分四十的国大代表来自这种选举，剩下的百分之六十则根据政党的得票率分配席位。

同时修宪后还规定只有5%以上选民支持的政党才有分配比例代表席位的资格，以此限制小党的数量和规模，避免出现小党林立破坏政治稳定性的情况。

新宪法还规定国大如要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就必须保证国大可以先以多数提出一个取而代之的新政府名单，如不能，则政府即便失去国大多数席次的支持也不会受到致命性的影响。

第一百六十七章 执政

当然，即便联立制是一种很不利于单一大型政党取得单独多数地位的选举制度，但由于中国社会党的绝对优势，社会党并不需要很担心这点。新宪法对不信任案的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加强政府政策的稳定性。

在任期上，国大代表的任期为一届六年，国家主席和政府成员则不设任期，也就是说只要社会党始终是国大多数党，或是能够组成多数党联盟，或是国大中没有出现可以组织新政府名单的新多数党及多数党联盟，国家主席就能够无限期连任。

西方选举制度的一大弊端，就是两党斗争会使一届政府始终遭到第二大党的监督，而反对党的这种监督是以让现政府下台为目的的。日复一日的批评、抹黑甚至煽动社会运动，易造成一任政府在一开始民望很高，但在任期结束时民望一落千丈，于是导致政党轮替，轮替政党又陷入恶性循环。

新国大则强调多数党的执政联盟，除中国社会党以外的其他民主党派作为执政联盟的成员，可从联盟内部起监督作用，而这种监督又不会是以让现政府倒台为目为的，会更为良性。

里德就和熊雄说：“中国的新宪法，新一届国大的选举和组织方法，都在法国史的公社议会以外又为我们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有一点我很赞成，那就是新宪法中所强调的，党不是国家政权，党的方针在法律上不具有约束性，而只是拥有道义的、政治的权威，因此党的基本领导方法不是命令及行政处理的方法，而是说服的方法。”

熊雄这几年来在国外待的时间远比他在中国国内待的时间更久，所以他在思想层面难以避免深受法兰西公社的民主风气影响，自然对中国的1924年新宪法特别满意。

“是的，1924年新宪法的一切法律都是建立在人民主权原理之上，我想后世或许会把1924年宪法当成一份像人权宣言那样伟大的纲领和宪章，它们都带有一种划时代的大革命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