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523节

蔡绮洪指出这点说：“要告诉冯白驹，劝说北婆罗洲罗解放同盟把军队捏起一个两个拳头的。他们目前的游击队都以营、团为单位独立活动，力量过于分散，解放同盟应该早下决心，组建起一个或两个正规的作战师。”

谢葆璋低下头，他拿手指在桌上敲了两下说：“如果我们要求解放同盟尽快整编出具有攻坚能力的主力军，那中国一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向同盟提供相应的武器弹药、医药和通信器材方面的全部装备，二要派遣更多师、团一级的军事指战员到婆罗洲担任战役顾问，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必须确保中国有能力牵制住印度、缅甸和新加坡的英国远征军大部队，不然几十万远征军上岛，游击队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

中国方面对印度自阿姆利则惨案以后，已经持续数年的大起义一直都有所留心，也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同国大党以及挂靠在国大党名义下活动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们建立了一定联系。

只是由于中印边境的交通困难，而且缅甸、尼泊尔等地均为数以十万计的英国远征军严密封锁，所以中印之间还没有进行过深层次的交流。

自然，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因为国大党本身对中国并不多么信任。

印度1922年爆发的赤色之夏中，印度本土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们将特拉凡哥尔的摩诃罗阇和他大部分家人处决，引发了印度本土王公的极端恐慌，也造成了国大党内资产阶级革命者和社会主义革命者两派人的分裂。

赤色之夏还造成了一项十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使得当时本已十分困难的英印殖民当局，重新获得了印度本土王公、资产阶级和柴明达尔地主阶层的大力支持，得以重新在印度站稳脚跟。

不然就算英印总督府手握几十万大军，可是面对三亿充满敌意的印度人民，英国殖民者在缺乏国内支援的情况下，肯定坚持不到今天。

1924年年末英国革命爆发时的英印总督府，其实和阿姆利则惨案时的英印殖民当局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其说它是一个英国人的殖民统治机构，不如说英印总督府更接近于庚子国难以后的晚清中国，用很浓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色彩。

印度本土逃亡到英军控制区的王公贵族、资产家和柴明达尔地主，给英国人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也使得英印总督府不得不开放一定政治空间给这些流亡者，使其统治机构变得更具有本土化的色彩。

这种改革增强了英印政权的火力，也延长了它的寿命，使英印政权从1922年的大崩溃中坚持了下来。反过来，1922年的赤色之夏则是严重分裂了国大党，国大党中的不少领导人面对英印军的反攻和围剿，在屡次的军事失利以后，又把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了社会主义者的身上，就连那位大名鼎鼎的甘地都曾公开说过是“背后由中国支持的社会主义派系延迟了印度独立的时间”。

其实，中国还是在1922年印度的社会主义派系大幅衰弱以后，才慢慢开始接触这些印度同志的。

“这样办，告诉方声洞。”林淮唐说，“国防部准备一个军事演习的计划，就在云南和广西选地方来搞。还有，华南红军要多往云桂同缅甸接壤的边境地带调动，我们不要怕事，要鼓励边防官兵积极起来，只要英军靠近我们边境线，边防官兵就不要手软，要果断开火还击，万一吃亏，还要调大部队和重武器过来增援，甚至进入英缅境内还击也不为过。”

陈更新表示：“这些年靠近缅甸的边境上，往中国国内偷渡的事情一直很多，边防军就缅甸难民的事情也多次和英缅当局协商过，一直没能讨论出结果来，因为难民缘故，边境上不时爆发武装冲突，有书记长这句话，边防军战士就敢于放开手脚来打仗，不至于再吃暗亏。”

“不仅要放开手脚，而且要调集炮群，英军只要犯点小错误，比如说巡逻队越界或是进入了非武装区，就直接开火，场面打的越大越好。”林淮唐说道，“唯有把事情闹大，才能把英国远征军尽量多牵制在中印、中缅边境上，跟我们静坐。”

林时爽补充道：“还要从北京、上海多派一些记者到云南去，要让他们带上最新式的摄影器材，大造声势前要多拍一些英军的暴行下来，使我们在舆论上站得住脚。”

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在政务院的部长级会议上，梁启超和唐绍仪还提到了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中央一直十分顾忌的德国干涉问题。

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在德国生活过一段时间，本来以康有为的黑历史，他在新中国能有一个善终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全赖梁启超的保护和劝说，才让康有为按捺住了他那颗老而不死的贼心，在新中国很是过了些安安稳稳的日子。

康有为作为中国现在最老资格的亲德派，靠着梁启超老师的这一重身份，还是在德国交了不少朋友，按他和梁启超灌输的信息来看，德国国内最近对于干涉英国革命的愿望非常强烈，很多地方都透露出了一种德国会用武力参与到英国内战里的兆头。

只不过具体德国人是会支持社会主义者，还是会支持英国王室，这还很难说。

林淮唐拍板定下来：“那就看看德国的反应吧，边境的军事演习继续进行，对北婆罗洲解放同盟的援助要加大力度，国际志愿旅的工作继续和日本、法国合作推进，如果德国真的武力干预英国局势，我们也要做好应对一场大规模国际战争的准备……真不好说，万一可能就又是一场世界大战。”

第二百零六章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

黄公略到西贡以后，很快就见到了今村均等人，他和今村均在北京陆军大学本来就是老相识，还上过今村均一个学期的课呢，至于国际志愿旅中的其他人，除了来自东共联各成员国的军队精英以外，还有不少人是来自于英属各殖民地下的民族独立战士。

这些人里尤以来自马来半岛和婆罗洲的华人游击队队员们，对英属殖民地和英国本土的情况了解最深，并且这些人还都具备很深的同英国人打交道的经验。

游击队员们不乏一些出身体面家庭的“绅士”，有人是工程师，有人是医生，甚至还有人是在英国本土留学考取了相关执照证件的律师，放在任何一个国家他们都算得上是社会精英，就算是在英国人的殖民体系下往往也都能过上比较好的生活。

现在，这些人从印度和南洋各地聚集到西贡，绝大部分人打着赤脚，面带菜色，还衣衫褴褛，谁都能看得出他们此前的战斗生涯是多么的艰辛困苦。

黄公略向他们了解了英国远征军在马来亚和新加坡采取的种种镇压措施以后，也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英国人在婆罗洲出于实力对比的考虑，主动收缩了力量，军队只驻守在古晋和文莱少数几个城市里，但在马来半岛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英军在这里将所有涉嫌参与社会主义活动的人都视为“土匪”，对待匪徒，英军无需遵照任何国际战争准则，镇压手段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焚毁民房、强迫迁徙、任意逮捕、强奸妇女、殴打工人、射杀平民、猥亵裸尸、斩首剖阴……都不在话下。

中国对南洋的政策是尽量避免在新加坡等地和英军发生直接冲突，因为那里是英帝殖民者在南洋地区的统治中心，敌我对比十分不利，所以林淮唐也多次提出，应当说服南洋地区的革命者们离开马来半岛特别是新加坡，主要集中到婆罗洲上进行革命斗争。争

但以新加坡为中心的半岛西海岸，几百年来都是华人闯南洋以后的最主要聚居地，中国本土解放以后，华人受此影响，大部分人哪怕是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者，也多投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阵营里来。

这批人里相当一部分接受了中国建议前往婆罗洲参加了解放同盟运动，但也还是有不少人留在马来半岛从事革命斗争。

英军在新加坡附近就不像他们在婆罗洲岛上那么“绥靖政策”了，英帝殖民当局对待俘虏和任何政治嫌疑犯，都是采用严刑拷打、极尽残暴的逼供手段，并且只要被怀疑是政治上的亲共者，不论其是否土生，是否是合法居民，都可将他们随意逮捕和驱逐出境。

在马来半岛上的柔佛州等地，由于这里是华人的聚居区，也有一些华人就参与了解放同盟旁支组织的游击队活动，黄公略见到的游击队员们很多就是来自柔佛解放同盟的战士。

他们告诉黄公略，英军在柔佛肆无忌惮、横行霸道，经常性随意砍下游击队员的头颅，理由是便于从森林中运带出来供辨认之用。并且英军对于所有被击毙的游击队员，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剥光全身衣服，裸体曝尸在警察局前，英国人还要侮辱烈士的遗体，女性的私密部位常见插有枝条木棍，除显现剿共军警病态泄欲的卑劣心理以外，其用意就在于以恐怖主义手段威吓相关家属和村民。

但所获得的结果必定是截然相反，只能是迫使更多人站到了反对英帝殖民者的一边。

英帝殖民当局的暴行令黄公略感到发指，不过他也从马来半岛过来的游击队员们口中听到，除了这些惨无人性的殖民主义者以外，生活在新加坡的英国人里，也有一些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同情游击队的左翼分子。

像是新加坡当地一家英资报社，就有好几名记者出于正义感，曝光了英军士兵侮辱游击队员遗体的照片，还有一些在新加坡船坞、军港内工作的造船工人和水手，也通过各种渠道向游击队透露了英军进行围剿的消息，甚至还有些英国造船厂的工人携带武器、药品进入丛林，主动参加游击队。

今村均也为之动容：“这样的国际主义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越南政府为国际志愿旅的人员准备了非常充分的物资供应，这些从马来丛林里徒步穿越整个泰国来到的西贡的游击队员们，一走进安排好的房子，就会看到里面已经搭好的铺位，每个铺位上还挂着一顶蚊帐。

武器方面则是由中国政府供应，国际志愿旅的每个班都配备有十支栓动步枪和两支半自动步枪——栓动步枪是日造的三八式步枪，半自动步枪则是汉冶萍的工程师刘庆恩研发的民十一式半自动步枪，这支步枪使用固定弹仓供弹，弹仓容量6发，可以使用桥夹装填，比同时期的手动步枪稍重一些，射击时气室带动一杠杆向前运动，推开枪机框，从而起到自动退壳和装填的作用。

所有到西贡集训的国际志愿旅人员，一到营房还能收到夏冬两套的崭新军装，按照林淮唐的指示，所有军装上除了一枚红色五角星以外，就再没有其他标识。

接着，国际志愿旅就由黄公略安排开始展开集训，除了学习英语和法语以外，因为志愿人员来自多个国家，黄公略还希望主要按照中国红军的战术战法进行整训，在讲课期间，黄公略同越军、朝军以及马来游击队员交流的时候，就问他们：“战斗发起的时候，你们营、团指挥所设在哪里？”

回答是，营指挥所距离敌人800米，团指挥所距敌2000米，重机枪阵地设在营指挥所前面一点的地方。这和红军在战斗中指挥所靠前的做法有一些距离。黄公略一时失态，脱口而出：“什么战术，完全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这句话，其他国际同志大都听懂了，满室默然。

等到当天下课以后，今村均才私底下找黄公略提意见说：“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要不分彼此，资产阶级军事思想这种提法不大妥当，说不定会让别人觉得中国同志有沙文主义倾向，那就很不好了。”

黄公略这才吓了一跳，赶紧反省自己的做法——中国国内在新国大以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正搞得如火如荼，书记长当时还就太原七一七事件提出过一个论断“山西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尚未完成或是完成不彻底的概念，由此在国内引发了规模不下于三反运动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