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567节

虽然都代表知识分子，可是经过近十年中国高速工业化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国民党和进步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又有了很大区别。

这里面最直观的一点表现，那就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大多和林时爽这些社会党的党政精英官僚关系密切，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人，则大多和刘师复为首的劳工党人关系更密切些，同时国民党同社会党内新一代的工人干部关系也相对密切些。

如果说党外知识分子是右派，那么右派也有左翼和右翼之分：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就属于偏右翼的知识分子，他们讲究技术知识、支持社会稳定，反对工人干部在民主监督、工会、开放式管理方面的主张；廖仲恺等国民党人则偏左翼些，在五大以后，国民党更进一步转型，积极向劳工党靠拢，主要集中在财经领域活跃。

五大对进步党和国民党的打击都不小，更主要则是针对国民党，国民党中以宋教仁为首的一派右翼知识分子在这波打击下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结果反过来就造成今天的国民党变得比进步党要左得多。

也可以说正是五大时“引蛇出洞”的打击，反而使国民党完成自身历史性的改革和转型——在解放战争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旧官僚、旧精英已经失去话语权，但依旧客观存在相当实力，国民党就以知识分子团体的身份代表他们发声，引蛇出洞事件以后，国民党进行转型，变成了代表工农群众中那些缺乏经验、能力和组织而难以发声的群体来发声，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下的左翼知识分子参政政党。

梁启超的进步党也是进行了相似的转型，只是进步党过去是帮旧精英、旧官僚发声，现在则是为政府内的新官僚、新精英发声，一方面进步党有些因为成为社会党的附庸而失去力量，另一方面也由于是支持着社会党这一当前中国社会最大的主导势力，所以力量有所增强。

“其实，现在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已经发挥不出多少余热，主要的还是依靠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基本都在社会党党内了。”廖仲恺接着说道，“老知识分子当他们搞清楚了社会主义是什么时候，他们是倾心向往的。但是未免发觉得迟了一步，似乎前进的队伍里已没有他们的地位，难免流露寂寞。”

刘师复对此断然说道：“他们只能甘于寂寞，总不能叫国家停下来等他们上车吧？我的意见就是夷白先生交好的那些老知识分子，可以多买些书，买一套二十四史，买一部资治通鉴，放到书架上，做做整理国故的研究也就够了。别的事情，我不担心他们添乱，可担心他们被打成添乱的人，反害了自己，社会党内党政官僚的刀口可不得寻着这样的机会？”

刘师复是倾向于认为目前主要的斗争，其实还是党内斗争，是党内党政官僚和新生代工人干部的斗争，只是这两派各在体制外也拥有不同的支持者。

“罗莎卢森堡女士在巴黎近来又有一篇大文章，她说‘全体人民群众必须参加国家的公共生活，否则社会主义就将是十几个知识分子从办公桌下实行的，钦定的。绛对公开的监督势必不可少的，否则交换经验就只限于新政府的官员的排他小圈子内，腐化就不可可避免’。”莫纪彭说，“有人讲，罗莎卢森堡的话意指中国，据我所知宣传口有人对号入座，正在组织笔战准备回击罗莎卢森堡，弄不好，可能影响到我们和法国的友好关系。”

第二十四章 后天特权

刘师复原则上赞成罗莎卢森堡这番话，但他也知道，人民素质的普遍低下和生产力水平的整体偏低使全体参加公共生活缺乏可操作性。

人民缺乏对国家机器进行监督的经验和能力，更缺乏必要的组织力量。因此，为了经济的发展，不得不赋予那些极少数高素质精英人才以极大的权力和极好的待遇，这里，已经承认了人的后天特权。

而且中国是一个刚刚脱离封建制度不久的国家，愚昧迷信仍然盛行，人民没有当家作主的意识和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觉悟，因此自然导致对指令性计划的习惯性服从，以及组织起来共同监督的意识十分淡薄。

刘师复自认为他和林淮唐的努力方向一致，劳工党的背后归根到底还是依赖着林淮唐的个人支持，他们的目标都是使人民逐渐学习和掌握到监督国家机器的能力和组织方式。

“要做到这些……就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改良主义的，就是我们今天劳工党和像国民党这样左翼知识分子在做的，潜移默化中用几十年的时间，用大量低烈度的民间经济主义‘闹事’来完成，让人民群众逐步养成国家主人的姿态。”

刘师复说到这，语气沉重下来：“我们能这样做，说到底是仰赖于书记长个人的支持，否则就靠劳工党和国民党的力量，根本不是党内党政官僚的对手，人家几个行政命令命下来就能叫我们死无葬身之地。”

“万一哪天书记长不在了……我们被反攻倒算，被党内的许多老朋友抓起来枪毙泄愤，都不算怪事。即便那几位老朋友不动手，光是底下人各部委、各省区的官僚，都能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书记长是希望尽快让更能接受民主监督的新一代工人干部上位吧？”

刘师复说话声音又迟缓下来：“我说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改良主义的，剩下一种就是革命主义的，那么要进行的，也就是文化革命了。如果我们改良主义的努力失败，不能被党内官僚所接受，那就只有革命主义的一条路了。”

文化革命要培育的不仅是具备“国家主人”姿态的劳动者，同时还有一套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机制，要求劳动者去掌握自己管理自己的技术知识，那么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发展，就还可能要求小范围的地方自治。

廖仲恺沉默一会儿，说：“其实还有一条路，第三条路，那就是让人民群众完全放弃自己的主权，去做受人照看的婴儿，不要做国家的主人，而要做国家的婴孩。”

“做国家的婴孩不用负政治上的责任，无事一身轻，不必操心政治，冷淡对待公共生活，那也真是一个更加充满诱惑的选择，放开让人民自己来选择，大多数人民一定选这条路。”

刘师复回答：“革命主义的路是和第三条路相互对立，我们的改良主义之路则取个折中。你看，只要我们改良主义的路走通了，党政官僚反不至于受革命主义那条路的危险，其实是对他们更有好处的。不然，刺刀见红，我怕的是当初解放战争时用来消灭反动地主的血腥手段，有朝一日会被用到自己人的身上。”

刘师复也要承认，就算是人民群众中间，其实现在也很明显分出三六九等。新中国并没有能力实行严格的公有制，实际上还是承认了大量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只是从法律上对个人财富的上限进行严格限制。

现在的宪法规定私人拥有财产最高不得超过一百万元，超过的额度就会被课以百分之百的惩罚性税收。但1931年的中国部委公务员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是两三百元而已，一百万元的个人资产依旧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值，并且在这些年高速的经济发展下，百万元户也不再局限于旧时代留下的民族资产阶级残余，还包括了赶上时代发展列车而发了财的新富人。

总工会曾经和中国人民财经大学联合做过一份十分详尽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给出的数据表明中国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群，拥有相当于中国最贫困百分之一人群二十倍的财产，收入的比例比财产比例低些，但也达到了八倍。

这种贫富差距放在世界范围内其实算不上高，要知道美国最富的百分之一人群，可是能够拥有最贫困百分之一人群几千倍甚至上万倍的资产，但这也说明了中国贫富差距正在逐步分化的一个趋势。

如果不加以更多限制，长此以往，真发展到美国那种程度，什么社会主义的理想都会失去基础。

刘师复说：“在我们的国家，最强大的工业、利润最高的产业……全部集中在政府和国有企业手里，要发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做政府的买卖，搞到几张批条，就等于一字千金，党政官僚的权力这么大，货币在我们国家又有流通的空间和市场，腐败的问题就始终会是一个特别严峻的问题。”

廖仲恺是财经专家，他完全赞成这种观点，除非消灭货币，或者是最起码极大压缩货币和商品自由流通的空间，不然官僚腐败就一定是中国当前最需要重视的问题之一，他们对官僚集团无论警惕到多么高的程度，都是应该的，也是合理的。

今天新中国的经济建立在海量以合作社和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之上，不同集体之间构成了市场化的合作和竞争，这就使市场经济依旧是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货币和商品的自由流通就无法被消灭和压缩，这样，管理着这些“集体”的人就必然更容易得到货币和商品，劳工党和独立工会这些体制外力量作为制衡性质的力量也就必然有存在的基础。

管理这些“集体”的人通过二十四级工资等级制度，享有远超一般劳动者的货币收入，政府官员则享受有大量配套行政等级的特殊服务，这算不算合法腐败？

刘师复认为劳工党的主要工作是监督和打击非法腐败，但他们的重要目标也包括把合法腐败或者更好听一些来说说是“后天特权”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没有监督力量的存在，这种“后天特权”就会不断进行自我膨胀，二十四级工资可能变成二百四十级，行政等级享受的司机、医生、保姆也可能步步升级。

依靠血缘继承带来的优势经济地位是先天特权，依靠工作能力出众带来的优势经济地位是后天特权，依靠财产继承带来的优势经济地位则介乎于这两者之间。

今天的中国无疑已经消灭了第一种的先天特权，但在消灭依靠财产继承带来的准先天特权之前，刘师复认为对于后天特权能够做到限制就很不错且足够了，人民群众应该也能比较接受，所以他也相信自己和林时爽这派人之间其实还是共同语言超过分歧和矛盾，劳工党不是要消灭官僚，而只是希望能够起到限制约束的作用。

中国革命的真正敌人，还是要消灭财产继承带来的准先天特权，这也就是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伴生而来的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最大的区别。

近代遗产税始征于1598年的荷兰，其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国相继开征了遗产税，但其主要目标还是为了筹措战争经费，战后即停征，大部分国家的遗产税都不过是时征时停，税率也起起落落，现代意义上的遗产税则是由中国在解放战争胜利以后首个立法开征的。

第二十五章 书记长一句话

美国、日本、德国等几个国家，都在二十世纪初开征过遗产税，当然，都不是像今天的中国政府这样作为一项固定税种征收。

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不收遗产说或是征收遗产税可能的种种障碍，无非是惧怕资本外逃、担心遗产规模的审核不好界定，以及富人可以通过各种合理避税的手段来逃脱遗产税，结果就是加征遗产税只是平白增加税收成本，而并不能提高财政收入也无法调节社会上的贫富差距。

但对中国来说，这几乎都不是事情。

首先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个时代，资本还远没有达到全球化的阶段，一国资本想转移到另一国，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事情，再加上中国虽然对人员的出入境少有限制，可是对资本、资产的境内外转移具备一定措施，更何况中国极少有巨富，那些资产几十万元到一百万元的富人阶层，如果为了逃避遗产税就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向国外转移财产，可能转移过程中的花费还要超过遗产税的征收。

至于遗产的审核，也是由于中国几乎没有巨富阶层，所谓的富人阶层财产构成也比较简单，再加上此前数度的社会革命、国有化改革，其实也已经等于是进行了许多次全国规模的财产调查，这就使得在中国审核一个人所拥有的资产变得较为容易。

而合理的避税，在当前的中国可行性也比较低，因为在中国现在几乎没有私人所有的金融机构，金融产业差不多百分百为国有的银行和信用合作社控制，想通过金融手段避税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