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705节

为此，在哲学上，极权社会主义提倡“神话”对于领导人民的必要性，必须要创建一种历史的、民族的“神话”话语体系和观念，这样才能团结和凝聚人民。

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则需要压制，在政治实践中这就意味着极权社会主义要求践踏公社民主的各层民主结构。

正如大哲先驱索雷尔说的那样：“阶级斗争会带来文明的新生，会让人重生为尼采式的超人。”

第三十九章 谁是伟大领袖？

伍中豪又提起意大利的事情：“墨索里尼在都灵发表了一份《极权宪章》，方老总看过吗？听说在欧洲引起很大喧哗，英国的莫斯利副主席，还有法国的公安委员乔治·瓦卢瓦，都对《极权宪章》赞不绝口。”

墨索里尼的《极权宪章》公开提出，应该对目前第三国际各成员国的政治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革。他认为凭借现在的所谓“公社民主”，各人民共和国就不可能是德国等穷凶极恶的国际反动派的对手。

因为“公社民主”、“联邦体制”，只能造就一个软弱的国家和一群软弱的无产阶级，根本无法适应接下来随时可能爆发的世界革命和国际阶级斗争大决战。

只有以极权社会主义来改造法兰西公社、不列颠联盟、北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当然还有东亚人民共和国联盟，只有如此，才能让第三国际赢得世界革命的胜利果实。

《极权宪章》一经发布，就引发轩然大波，伦敦、巴黎的报纸都对墨索里尼的言论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雅各宾派、法式工团主义者、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全都团结起来，他们批评墨索里尼的言论是“赤裸裸的流氓无产者做派”，是在“破坏无产阶级已经形成的大民主”，“形左实右”，诸如“论个人崇拜及其危害”、“连一个无产者的权利都不在意，整个无产阶级的权利怎么可能被他们在意？”的文字也见诸于报端。

但墨索里尼、莫斯利等《极权宪章》的支持者，在英法等国也为数不少，他们反唇相讥，很快就在报纸上对这些批判言论也予以回击，讥讽批判者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局限性”，需要“割掉无政府主义者的资本主义尾巴”，并说“帝国主义者如此强大，而蒲鲁东的后继人们居然还在想一边吃牛排，一边幻想靠着靠民主投票和言论自由，就能在充满粉红色泡泡的轻松氛围里赢得人类历史最后的阶级斗争总决战。”

方声洞当然了解过《极权宪章》，他露出一副饶有兴致的神情：“墨索里尼同志呼吁全世界无产者应该接受一个君汉式革命党的领导，这不能说是错的吧。依我来看，法国、英国，甚至还有美国的同志，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他们的革命党同我们中国的革命党比起来，太软弱了、太松散了，至少在政党方面，我赞成《极权宪章》，第三国际的所有成员国都应该按照马林主义的原则，重新改组他们的政党结构。”

墨索里尼认为全世界工人阶级都应该暂时放弃一部分无产阶级权力，比如言论、罢工的自由，比如对经济物质生活的阶段性追求……以此换取社会主义国家的迅速发展和强大，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府，建立高效的计划调控手段。

也就是“暂累吾民一年”、“先苦一苦百姓”了。

方声洞在东共联里，政治观念可能确实和墨索里尼、莫斯利这些人有某些近似之处，他好像意有所指说：“欧洲会冒出《极权宪章》，我以为不是什么怪事。前几年我也跟团访问过巴黎嘛，那里的气氛……该怎么说呢，我总觉得有些别扭，从上到下，一群人沉迷在艺术、咖啡馆、酒吧和个人爱情里面，那能叫社会主义吗？反正我是觉得巴黎的现状很怪、很别扭，跟咱们中国人从书记长那里学到的社会主义理念很不符合。”

“最近广州也上映了好几部法国电影，也请了法国的乐队、剧团来做表演，人民剧院邀请我去看过几回，就很奇怪，我觉得啊，英、法国际同志好像是有点太耽于享乐了。而且不仅是他们的领导人太重视精神方面的享受和物质方面的消费，连中间的干部、底下的老百姓，也都是这样，我看欧洲同志是有点被资本主义腐化的危险。”

“极权主义，可能就是欧洲同志里面有人对英法革命的现状感到失望。”

伍中豪、萨师俊、方声涛还有井上成美的目光都聚到了方声洞的身上，他们都注意到方声洞发表这些敏感的“政治言论”时，眼里明显放光，整个人的气场都大不一样。

方声洞拍拍栏杆，又说：“我也拜读了一下墨索里尼同志发表的《极权宪章》，细节上是有不少的偏差和问题，原则上嘛倒是问题不大，可能还是墨索里尼同志学问不够，读的书少了，他最大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自己想的太多，却把我们林书记长的书读得太少了，其实《极权宪章》的思想早就存在于书记长的书里了！墨索里尼和莫斯利，只能说是拾人牙慧，落后书记长好几步呢。”

井上成美突然说：“《极权宪章》是提到过那么一句话吧？老总。墨索里尼同志认为世界革命需要一位神话的领袖，也就是所谓的‘伟大领袖’，然后由这样一位尼采式的超人来领导二次革命，净化目前第三国际存在的各种政治弊病和社会问题。”

“嗯，是有这样的内容。”

井上成美又说着说着，声音就开始变得低沉下来：“那这……那这不就是天皇吗？”

方声洞眼睛瞪大：“天皇是靠制度把一个庸人变成神，怎么能是一回事？伟大领袖可是靠一个拥有神祇般才干的人类，把制度升华啊！天皇本质就是一个普通人，失去天皇的身份，他就什么也不是了，真正的伟大领袖却应该是靠自己把一个普通的身份、一个普通的制度变得截然不同。”

伍中豪少年时是林徽因的同学，也经常住在林淮唐的私宅，接触过不少书记长的私生活，他对书记长当然有非常深的个人情感，但在“极权主义”方面，伍中豪也有些顾虑：

“墨索里尼同志提倡，极权主义需要一个伟大领袖，为的就是由这位领袖来发动二次革命，打倒腐败的机关官僚……我看他的意思，就是觉得工人阶级直接参与管理的经济民主也好，社会主义政党全面发动群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大民主也好，都不靠谱，都和资产阶级民主一样，起不到消灭官僚主义的作用……”

方声洞听到这里就笑起来说：“至少在中国，这话是有一些道理。从五大以来也过去那么些年啦，什么社会监督啊、什么经济民主啊，都搞了不少，甚至还给进步党、国民党这伙人放权，不可谓改革不彻底啊！可是结果呢？目前政府各机关当官的，究竟生活上普遍什么样子，相信诸位都非常清楚吧，你们敢说今天每一个当官的都是真正的人民公仆吗？”

井上成美说：“非要让所有官僚、公务员，都过上完全是社会上平均线的物质生活，甚至要求他们都过低于社会平均的物质生活，未免太过，也很不现实。何况真要那样做，是不是军人也得如此？所有军人都只能按照社会平均的消费水平来配给……”

方声洞哼了一声说：“官兵一致嘛，有什么不可以？我的意思是说制度上的调整，归根结底效果有限，该干坏事的人、该钻空子的人，你把制度修补多好，人家也照样能钻空子。所以这点墨索里尼同志还是谈的有些道理，在这方面我们就需要有一位伟大领袖，由他来发动底层民众起来，直接打倒社会的蛀虫。

就这样，最好是七八年就来一回运动，可以作为国家制度的一种补充，靠体制外的力量每隔一段时间就净化一遍政府机关，起到更新换代的作用，这也是所谓的鲶鱼效应嘛！就当是一股活水，形成体制外和体制内的互动，也是形成一种建制和反建制力量的新平衡，时不时搞他一回，等于是有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官僚头上了，大家做事有顾忌，才不至于胡搞乱搞，弄得天怒人怨。”

第四十章 马基雅维利式王子

极权主义的煽动永远都对激进的革命者充满诱惑，方声洞很显然就被墨索里尼起草的《极权宪章》所深深打动，只不过这份宪章目前在中国和其他东共联成员国国内，都还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力，一般的普通青年人还并不了解极权主义的主张。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许这种仰赖伟人神话来实现“建制与反建制力量互动平衡”的思潮，在中国也不会完全是什么无根之水……

那更何况是在欧洲了。

都灵是墨索里尼的第二故乡，在大战时期，他就像那一代意大利的多数革命者一样，在最后汇流入波河的涓流自然推动下，由皮埃蒙特省各个山谷从法国的流亡地涌进都灵来。

战后初期革命工人领导的那个都灵公社，给北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历史留下了巨大的影响，它的潜力蛰伏有如灰烬下的余火，虽然不显但继续燃烧，岩岸的鱼和丛林中的鸟如何迁徙到这个拱门之城，呼吸着雾气和阿尔卑斯山麓的凛冽寒风，埋藏下今天国家工团主义或曰极权社会主义在红色北意政坛上的兴盛。

贝尼托·墨索里尼，这个彪悍强壮的革命者，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代表。

墨索里尼本来应该乘坐一架专机，从巴黎直接降落到都灵的机场，然而他别出心裁，提前降落在尼斯附近以后，自己亲自驾驶着一架简易的滑翔飞机开回都灵，用一种极具冒险者和英雄主义的姿态回到了他的祖国。

都灵的市民为之发出欢呼惊喜之声，意大利人经历了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意大利的战败，第三个十年意大利的分裂与内战，以及第四个十年中北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和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无疑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共识，人民要求重新统一，也呼唤重唤新统一，为此，对政治强人的巨大呼唤声自然也浮出水面。

墨索里尼这些年来在巴黎、在伦敦、在格拉斯哥和圣地亚哥等国际舞台上的“表演”，都不仅仅是为他个人获取了极高的声望，而且也让红色北意的公民们都与有荣焉，感到意大利的国际地位都因为这位英雄的活跃而大大提高。

墨索里尼这趟从巴黎回到都灵，就是因为意大利第六届国家代表大会的结果——大会决定结束墨索里尼在第三国际的任职，改由北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原任总理陶里亚蒂接过墨索里尼的职位，墨索里尼本人则将回到都灵，接掌陶里亚蒂留下的空缺，担任共和国总理。

陶里亚蒂是意大利社会党的元老级人物，意大利王国参加欧战时，陶里亚蒂就已经成为了意大利社会党的明星级代表，内战时期，陶里亚蒂和意大利社会党中另一位工人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安东尼奥·葛兰西一同活跃，还领导了都灵公社政权、热那亚革命军政权和佛罗伦萨社会党政权的合并事宜。

但陶里亚蒂的主张，在今天的意大利好像已经不太受欢迎了。

在意大利社会党内部并未公开的一场秘密会议中，陶里亚蒂被墨索里尼的支持者攻击为“社会民主主义分子”。

陶里亚蒂长期以来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当我们成功地吸引了广大劳动人民，而不仅仅是今天处于斗争中的先锋队时，才会成为现实，我们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创造一个与群众隔绝的革命干部组织”，他的这种观念现在成为了自己遭人攻击的话柄。

陶里亚蒂认为左派不可能单独进行统一意大利的斗争，相反，他支持将敌对政权和他们的人民隔离开来，创造临时盟友，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盟友的过渡，并利用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组合中存在的所有裂痕，同时促进该区块的解体过程。

墨索里尼一派则相信，红色意大利必须在一个单一的党派控制下，在一个单一的政治机构中建立无产阶级所有力量的有机统一。同时指导党、政府和国家。它注定会结合意大利民族主义来获得支持，在经济领域，墨索里尼一派也主张将所有财富、工业部门、农业部门集中在国家直接管理中，这和陶里亚蒂对工人自治的想法完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