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 第547节

周赫煊道：“中央必须做好长期抗战准备。就像戴任老先生说的那样，几年之后，日军必定卷土重来，那个时候就不是和谈能够解决的了。那是国战，双方死伤数以千万计的国战，大半个中国都要化为一片焦土。”

“周先生危言耸听了，断不至于如此。”汪兆铭突然插话。

周赫煊直接无视汪兆铭，对常凯申说：“中国当务之急，一是建设国家，以备未来之大战；二是交好欧美列强，予日本以外交压力；三是和苏联恢复邦交，予日本以地缘军事压力。”

常凯申点头赞赏道：“周先生所说的，都是老成谋国之策。”

事实上，颜惠庆已经在暗中和苏联接触了，只是中央政府对此的态度摇摆不定，生怕和苏联复交会得罪英美等国。

周赫煊说：“委员长先生，我还有个建议。中国与苏联复交之时，应当主张收回黑瞎子岛。黑瞎子岛在中东路事件后，一直被苏联非法驻兵占领，他们肯定不会轻易归还。中国可以承诺苏联驻兵，但岛屿主权必须归属中方，这一点应该以文件形式确立下来。苏联急需获得国际认可，他们是愿意和中国复交的，有了中国的官方认可，他们在黑瞎子岛的驻军也有合法依据，这对双方而言皆大欢喜。”

“嗯，我知道了。”常凯申的语气明显在敷衍，他估计连黑瞎子岛在哪儿都不清楚，更看不上那几个边境破岛屿。

周赫煊对此很无奈，他也不指望常凯申，准备直接写信给内日瓦那边的颜惠庆，一定要把黑瞎子岛的主权弄回来，这可是持续到21世纪的领土争端啊。

周赫煊继续说道：“下月底在欧洲有个国际非战会议，爱因斯坦先生已经写信邀请我参加。我会尽量在国际上进行呼吁，希望能得到一些国际反战人士的支持。”

“那就祝周先生一路顺风！”常凯申对这个比较重视，他拿不准日本是否撤兵，能激起国际同情也是好的。

周赫煊道：“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已经讲完了。”

“周先生的发言很精彩。”常凯申带头鼓掌肯定。

跟那些不着四六的民主人士比起来，周赫煊明显更顺眼得多，至少不是在说大话空话，常凯申对周赫煊还是比较欣赏的。

大会很快宣布圆满结束，当晚周赫煊被常凯申召见，两人秘密讨论了一番中日问题，具体谈些什么谁都不清楚。

说两个问题：

第一，这几章提到的淞沪之战，不是七七事变后的淞沪会战，是一二八事变引起的战争。

第二，美国谈自由，苏联谈民主，这种观点是以讹传讹。苏联颁布的宪法，并没有任何提到“民主”的地方，因为苏联标榜“无产阶级专政”，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比民主更高级。苏联后来宣传的民主，是二战后对罗斯福的回应，是专指苏联在中东欧建立民主政权，跟苏联本身的政体没有半毛钱关系。

第四百七十二章 青年党

张君劢由于太过失望，没等国难会议结束，就提前离开了洛阳。

同样作为要求立宪的民主人士，以李璜为代表的青年党，则从头到尾留下来给汪兆铭添堵，期间毫不掩饰地在大会上抨击国党独裁专制。

在准备返回天津的当天上午，李璜特意前来拜访周赫煊，见面就问：“周先生，你对国家主义有什么看法？”

周赫煊笑道：“国家主义是个很好的哲学理念和政治学说。”

李璜有些不高兴：“仅仅只是理念和学说吗？”

“是的，国家主义的概念太泛化了，在真正施政时很难取得效果。”周赫煊点头道。

民国时期有太多的主义，比如李璜就信奉国家主义，并和曾琦等人在巴黎创建“中国青年党”。青年党发展至今，已成为继国党、共党之外的中国第三大党，不仅在国内20多个省拥有党支部，还在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地拥有海外支部。

直到抗战胜利后，青年党的发展势头就更恐怖，只湖南一省的正式党员就有2万多人、预备党员1万多人，且湖南省的青年党部实力只能排全国第五。

“中国青年党”为何发展如此顺利？

很简单，就是因为信奉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刚好相反，他们主张一切为了国家，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为了国家，可以抛弃个人私利，为了国家，任何团体和阶级都是可以牺牲的。

不管你信奉什么思想，隶属于哪个阶层，都可以成为“国家主义者”。

他们也主张由国家控制重要资源，有计划的进行社会分配，特别强调应由国家掌握教育、卫生等公共体系。国家不仅要负责发展国力，还要负责照顾弱势群体，控制平衡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力量。

这听起来跟“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很类似，但其实有很大区别。“国家主义”并不排斥资本家，只是主张限制和控制资产阶级；“国家主义”也不反对官僚政治，只是反对贪污腐败；甚至如果军事独裁有利于国家的话，极端的“国家主义者”还会支持这种政体。

正因如此，信奉“国家主义”的中国青年党，才会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发展成为中国第三大党。特别是张学良手下的军政官员，好多都属于青年党的党员——比如此时的东北军炮兵司令和北平教育局长。

但“国家主义”理念太过宽泛了，必然导致组织松散，即便执政也不过是第二个国党。

由于“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对立，青年党和共党属于天生死敌。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青年党创始人之一曾琦，就积极拥护常凯申搞清党运动。

可等到常凯申暴露出独裁嘴脸，曾琦立即变成反蒋派，从20年代末开始，多次策划参与“刺蒋”活动。而常凯申在30年代迫于压力，做样子要搞民主宪政，曾琦又积极参与进去，成为常凯申的拥护者。

做为青年党的创始人和党魁之一，曾琦的表现太过不坚定，反反复复左右摇摆，只有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严重缺乏一以贯之的政治路线。

所以周赫煊才说“国家主义”是很好的学说理念，但操作起来很难，因为他们没有成熟的治国主张，更没有建立自己的军事武装，空有满腔的爱国热血，最多当个在野党抨击执政党而已。

李璜这次本来想劝周赫煊加入青年党，因为周赫煊的历来表现就是“国家主义者”，他们应该属于同道中人。但现在却听周赫煊不赞成“国家主义”，李璜顿时就不乐意了：“周先生说青年党的主义概念泛化，如今的国党和共党哪个不泛化？国家主义是崇高追求，就像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现在短期内肯定无法实现，但有志之士却必须以此为目标去追求理想！”

周赫煊也不争辩，笑道：“咱们还是来说说东北抗日吧？”

李璜说道：“我们青年党正在筹款，已经跟东北民众救国会联系好了，最多两三个月就要组织党员去抗日。”

“那就祝诸位马到成功！”周赫煊抱拳说。

不提青年党坚决反赤的主张，那只是理念不同而已，他们的爱国热情是不容置疑的。

今年7月，李璜就能筹集14万元，带着青年党员北上抗日。其中著名的抗日烈士苗可秀，就是青年党员，其领导的“中国少年铁血军”被日本关东军中将惊呼为“神军”。东北军的第117师，从师长到基层军官，也大部分是青年党，在未来的长城抗战中表现卓著。

周赫煊对此非常感慨，或许只有面对外敌入侵时，中国的众多派系和势力，才能放下各自的分歧，携手起来共御外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