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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之王:我缔造了万亿帝国 第586节

  送走考察团,陈秉文坐进车里,并没有立刻让司机开车。

  刚才在宴席上,一位来自粤北山区的轻工局干部私下跟他说,糖心资本在顺德、潮州等地捐的那些学校,最近陆续有五六所已经封顶或者投入使用了。

  那位干部说,他们县里最偏远的那个乡,原来村小是祠堂改的,下雨漏水,冬天透风。

  糖心捐建的新楼盖起来后,不仅本村的孩子,连隔壁两个村有些条件稍好的人家,都想办法把孩子转过来读书。

  乡里趁势把几个村小的优秀老师集中到了新学校,教学质量和以前简直天壤之别。

  乡长去县里开会,腰杆都比以前直了些。

  “陈先生,你们这是做了件大好事,积德啊。”那位干部最后感慨道,眼神里是发自内心的感谢。

  陈秉文当时只是谦虚地笑了笑,说这是应该做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实际上,他心里清楚,这些看似零散的、不起眼的捐建项目,正在悄然发挥着超出慈善本身的作用。

  它们像一颗颗钉子,把糖心资本和陈秉文的名字,刻在那些基层干部和老百姓的认知里。

  糖心资本不再仅仅是报纸上、传闻中的港资公司,而是一个实实在在为当地做了好事的企业形象。

  这种口碑的积累,是花多少钱打广告都换不来的。

  尤其是在内地,在八十年代初这个百废待兴、人们对“外商”既好奇又警惕的年代,这种扎根于基层的、务实的宣传,比任何的商业广告都有说服力。

  韶关乐昌县。

  一座名为大源的乡镇中心小学,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变化。

  天刚蒙蒙亮,五十多岁的校长李国柱就起床了。

  他习惯性地先到学校转转。

  这所学校有三十多年历史,大部分校舍是五六十年代建的土坯房,低矮、阴暗。

  而此刻,一栋新建的白墙红瓦两层小楼,在破旧的校舍群里显得格外醒目。

  那是糖心资本捐建的教学楼,上个月刚完工。

  李校长走到新楼前,仰头看着,怎么看都看不够。

  楼前空地上,工人们正在做最后的平整,准备铺水泥地面。

  空气里还有淡淡的水泥味。

  “李校长,早啊!”

  负责施工的老陈扛着铁锹走过来,黝黑的脸上带着笑,“地面今天就能弄好,下周孩子们就能在新教室上课了。”

  “谢谢,谢谢!”

  李校长连声道谢。

  他在这个学校教了三十年书,从民办教师干到校长,见过太多孩子坐在漏雨的教室里,冬天冻得手发僵,夏天闷得满头汗。

  他给上面打过无数次报告,申请修缮经费,回复总是再等等,县里困难。

  没想到,最后等来的是一家港岛公司的捐赠。

  最开始听说有港商要捐钱建楼,他和其他老师一样,心里直打鼓。

  港岛?

  资本家?

  为什么?

  会不会有什么条件?

  直到县教育局的领导陪着那个叫林智伟的港方代表过来,带着设计图纸和施工队,事情才一点点变得真实。

  楼盖得很快,两个多月就封顶了。

  李校长偷偷比较过,这楼比县里新建的百货大楼看起来还结实、还亮堂。

  “李校长,”老陈凑近了些,向他打听道,“听说港岛老板捐建的教学楼不止我们这一所?”

  “嗯。”

  李校长点头,目光还停留在新楼上,“林经理说,他们在顺德、潮州,还有我们粤北这边,选了十所最急需的学校。

  我们这是第三所完工的。”

  “真是好人啊……”

  老陈感慨了一句,又去忙了。

  李校长没说话。

  他走到新楼门口,推开一扇教室的门。

  里面空荡荡的,墙壁雪白,地面是磨得平整的水泥,窗户宽大明亮。

  他仿佛已经能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在这里回响。

  他不知道那个叫陈秉文的港岛老板到底图什么。

  也许真像林经理说的,就是想为家乡、为国家做点事。

  也许有别的打算。

  但不管怎样,这楼实实在在地立在这里了。

  它能遮风挡雨,能让几百个孩子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念书。

  这就够了。

  他轻轻带上门,走回自己那间低矮的办公室。

  开始准备教案。

  这样的场景,在1981年秋天的粤省多个县乡,几乎同时发生。

  虽然,这样的善举陈秉文要求林智伟不要大势宣传,但效果却是实实在在的。

  “知道吗?xx镇那小学,港商给盖了栋新楼,可气派了。”

  “哪家港商这么大方?”

  “好像叫糖心……对,糖心资本。做饮料的,脉动就是他们家的。”

  “哦……是他们啊。看来是真心想做好事。”

  “建楼的钱全是人家出的,肯定是真心做事!”

  “人家要求也简单,就要个质量,别的啥也不图。”

  “这样的港商,多来几个才好……”

  类似的对话,在这些县城、乡镇的干部和百姓中间悄然流传。

  这或许不会立刻带来商业效益,但它却把植入到这些区域老百姓的认知里,增加着信任的深度。

  ......

  时间来到九月下旬,霍建宁拎着厚厚的文件袋,出现在陈秉文的办公室。

  “陈生,日本债券市场的情况,我整理好了。”

  霍建宁从文件袋里抽出几份装订整齐的报告,放在陈秉文面前。

  陈秉文没有急着翻看,而是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坐。说说你的判断。”

  霍建宁坐下,身体微微前倾,开始汇报他精心准备的日本债券市场分析。他的声音平稳清晰,从长期国债利率的下行趋势,说到金融自由化带来的双轨制套利机会,再展望欧洲日元债券市场的潜在爆发。

  陈秉文安静地听着,不时微微点头。

  霍建宁的分析很扎实,数据详实,逻辑严密。

  对于一个八十年代的金融专才而言,能梳理出这样清晰的脉络,看到制度变迁中的套利空间,已属难得。

  但陈秉文知道,霍建宁看到的,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那一角。

  而他看到的,是整座冰山,以及冰山之下,那场即将席卷全球的、史诗般的资本巨浪。

  他的思绪,在霍建宁的汇报声中,有一瞬间的恍惚。

  前世,他读过太多关于日本失落的十年的研究,也看过无数对1980年代日本经济狂飙与崩塌的事后分析。

  那些冰冷的学术术语和数据图表背后,是一个时代的选择与代价。

  1985年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大幅升值。

  此后数年,为对冲升值对出口的打击,日本央行采取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一路降至历史低点。

  狂热的资金从制造业涌出,涌入股市和楼市,催生出人类金融史上最壮观的资产泡沫。

  东京银座的地价足以买下整个加利福尼亚,日经指数冲上三万九千点,全世界的奢侈品店都挤满了挥金如土的日本游客。

  然后,泡沫破裂。股价地价一泻千里,银行坏账堆积如山,经济陷入长达二十年的停滞与通缩。

  而眼前,1981年的9月,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

  但资本市场的暗流,已经开始涌动。

  霍建宁提到的利率下行,正是那场大宽松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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