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103节

张云逸点点头：“厦门的老先生，农工会子弟学校的教员……我以为孔先生是安土重迁那种人，怎么想到来南京。”

孔乙己在张云逸和薛岳两个军人“老总”面前，多少还是有些不自在。他两手在身前搓来搓去，面色尴尬，说话也磕磕巴巴的。

“老总……啊，这样的，谭先生说、谭先生说……”

“谭先生？”薛岳打断了孔乙己的话，问道，“是政治部的谭平山谭处长吗？”

“呀是他呀，是这位谭先生……先生唤我来南京，开班授课，待遇、待遇……”

张云逸笑眯眯地为他补充：“来南京授课，待遇津贴都会提高的嘛，读书人的事嘛，有什么不好直说。”

孔乙己擦了擦额上的汗水，其实他现在也是农工会子弟学校的高级教员，还被秘书处处长谭平山看重，身份地位和从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实在没必要这样焦虑。

孔乙己考科举的能力很差，他年龄太大了，也来不及学新学，但却很擅长和小孩子打交道，而且在师范出身的谭平山看来，孔乙己的身上有一种大部分小学教员都缺乏的特质

就是那种汲汲于向孩子们传授知识的天性。

薛岳看着孔乙己一副难堪的模样，又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让这位老先生不免涨红了脸。张云逸扯住薛岳的衣袖，摇了摇头，意思倒也很明显，是叫他不要去捉弄或为难老先生。

孔乙己不通人情世故，即便被谭平山调来南京，其实仕途已有很大前景，但他还是那副畏畏缩缩的样子，只有被几个烈士遗孤围住问问题的时候，眼睛里才闪出光亮，又教起人家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

张云逸微微一笑，拉着薛岳走到远处：“北伐以来，牺牲者数量不少，烈士的遗孤们，能有孔老先生这种老师教着学习文化知识，也是桩好事……人家从厦门远道而来，伯陵，你不要为难人家。”

“这老先生教书，恐怕教的都是些旧学。”薛岳咋舌道，“四书五经那些东西，落伍啦，君汉先生怎么想的？不找些学新学的教师嘛？”

“这……你想得倒是简单。”张云逸闻言失笑，“谭处长也就是师范学校的教师而已，总队长又能找到多少有正规师范学历的人做教师？军队里天天做扫盲工作，还有那么多文盲，有孔乙己这些人去做教育工作，已很不错哩！人家也就是负责一下幼、小以下的教育工作，能把基本的汉字教会那就足够了。”

张云逸拉着薛岳，一边往浦口车站方向走着，一边说话。华野政治部从潮汕和闽南，已经借调来了一大批行政人员，虽然北伐军正在准备撤离南京，今后还会把南京移交给程德全的江苏都督府。

但就现在这样大规模抽调行政骨干北上的势头来看，执委会方面肯定还有一番长远的考量，先锋队是不会放弃在江淮建立政权的打算。

第五十二章 江南亦抗租

江岸边上，还有车站附近，聚集了大量船只和车辆，北伐军战士的人流来来往往，大批辎重物资被装上火车，顺着津浦铁路向北驶去。

江防军被彻底歼灭以后，林淮唐带着特务营到浦口车站和镇军汇合，缴获了一批火车头，再加上北伐军入城以后，又在南京城内找回了之前被张勋强行拆走的一批机车。

火车在津浦线上来回穿行，白色的蒸汽烟雾缭绕，被风吹得不断向后跑。

最前面的那列火车，机车头上还被华野战士安装上一枚铁血十八星的金属徽记，它快停下来的时候，引擎声刺耳得夸张，车轮摩擦着铁轨也嘎嘎嘎作响。

车上完全没有乘客，纯粹做货运和军需之用。火车一到站，车厢门就被打开，一群华野战士跳下车来，合力把一箱箱现洋卸到月台上。

“扬州光复了，你知道吗？”

“那徐宝山呢？”

“听说他是被护兵打死的，这帮盐枭黑吃黑，互相火并，骑兵营的冯霖一仗没打，就立了头功。”

“啧，徐宝山就这？还号称什么徐老虎，白瞎了他的威名。”

“哈哈，这也是大势所趋，北伐军兵锋所击，连张勋都已经授首，何况一个徐宝山。”

扬州光复以后，北伐军缴获甚巨，用火车拉回来的大笔现银，除了一部分发给战士们做军饷以外，另外相当一部分则是用来做赈灾的需要。

苏南一带，自古为天下富庶之地，但宣统元年以来，苏南几十个县已经连续受了三年水灾，常熟、无锡、江阴三县的灾情更是重中之重。

张云逸说：“常熟、无锡、江阴三县里，无锡和江阴两县都属于常州府管辖，林司令之前带兵入驻常州的时候，就控制了这两地，常熟虽然是苏州府的地盘，但目前常熟农会也是先锋队派人组织起来的。”

薛岳看着那么多现银卸下火车以后，又很快被政治部派来的人押走，就很遗憾地叹口气：“如今军事形势方如火如荼，君汉先生怎么把那么多钱拿去赈灾？我总想这算不算是不急之需呢？”

今年七月，江苏遭受特大的暴风雨灾难，江潮顶托，湖河满溢，淫雨霏霏，平地水高甚至有达到四五六尺的地方。

之前林时爽带兵镇压常州府的劣绅武装后，重建了常州农会，常州农会影响到的武进、无锡、江阴、常熟四县，都是严重的受灾区，殃及二十七个乡镇，受灾民众达到二十多万人。

持续数天的暴风雨，破坏力是相当大的。农田被毁、房屋倒塌，水利设施也普遍瘫痪，大量农民破产，城市也受到严重的影响。

光复以前，常熟的米价就已经达到了每石七元的价格，光复后，由于局势紧张，短时间内米价更进一步上涨到九元四角一石，米重于银，形势可说是非常夸张。

目前北伐军正聚集在江北的浦口和扬州一线，林淮唐已经以南京临时都督的名义发号施令，准备三路并举，沿着津浦线大举北上，一切军政庶务，也都以完成北伐的任务为优先。

但政治部得悉江苏灾情的严峻情况以后，林祖涵和谭平山马上碰头开了内部会议，写了好几份报告递到先锋队的执委会上做讨论。

当时陈更新、方声洞、姚雨平等军事将领，大多认为江苏的这些困难情况，应该留给江苏都督程德全去解决，或者留给张謇这些自以为形势在握的立宪派人物去解决，华野只要集中力量继续北伐就好。

但林淮唐强硬拍板决定下来，要立刻从缴获的物资中抽取相当大的比例，来赈济灾情。

谭平山带着常州府农会会长何健赶来浦口，当面向执委会和临时都督府的诸公作报告：“……常熟耕地约有一百五十万亩，其中百分之六十掌握在一千多户地主手中，单是孙思敬、邵松年以及翁、庞、杨、蒋等几家大户，就各自掌握了几千亩甚至上万亩土地……

……地租一般高达二分之一左右，今年灾情这么严重，估计农民一年所得都缴纳不清租子……”

何健是苏省本地人，熟悉当地情况，他很诚恳地说：“……光复以前，大概今年七月间已经出过进城报荒的暴行，砸毁自治局、洗劫名绅之家住宅的事情。光复以后，米价继续上升，各乡镇抢米风潮愈演愈烈，我来南京以前，听闻东塘乡民聚众数万人抢米，除了自治公所以外，就连从善公局、亭林学堂、米业学堂甚至耶稣教堂都被抢了。”

谭平山也用他那一口高雷口音的白话说：“梅李、徐市等地，还发生过织布厂被难民捣毁抢劫的事情，饥民抢米之风潮，若不能妥善处理，可能将造成民心之丧失。”

参加会议的众人里，清朝旧官僚出身的徐绍桢和陶骏保都主张剿抚并用的清朝老办法，说白了就是口头上说抚，实际行动上进行剿灭。

徐绍桢直接说：“乱民闹事，法无可恕……如果敢有不服及持械抗拒的共和政府政令的乱民，就应当准许官兵将他们当场格杀。”

陶骏保更提主意说：“饥民和乱民要分清楚，安分的人是饥民，可以放过，趁乱抢掠的人必是乱民，应当严惩。只是目前北伐事大，我看不如让各地富绅，自行组织商团、民团，弹压抢米乱民。”

林淮唐听着这话，都没有忍，当场就大笑起来：

“固公不愧久历封疆，处事果决老练，我看不但程德全比不上，即曾李等辈先贤也未必能及。”

林淮唐话里丝毫不加掩饰带着非常强烈的讥讽味道，陶骏保一听就明白了看来林淮唐反对“剿”策，立即闭上嘴巴，改换风向，只有徐绍桢还硬着嘴巴说什么乱世必用重典，应该派兵强制驱散饥民一类的胡话。

林淮唐理都不理徐绍桢，他站了起来，走到谭平山和常州府农会会长何健身旁，赞赏地说：“江南光复，天下人共所瞩目。但能看到苏省饥民困苦的，只有谭处长和何会长两位，你们做得很好，这才是革命的共和政府该做之事。

诸位，共和政府不是满清的专制政府，我们要保障国民的生存权利，不保障国民的生存权利，又以什么作为北伐军的后盾呢？

我看必须立即办赈救灾，具体措施可以采取募集捐款、直接发放救灾银两、开仓放米等办法，还有，要让谢葆璋司令带兵船保护往来商船，保证粮米的运输，还要开展以工代赈的活动，华野可以招募一批民工来做后勤的工作……”

同时，林淮唐还强烈反对给予本地富绅组织商团武装的权力，他听谭平山说常熟等地光复以后，已经在二十个乡编练了团防，直接变色，要求至少在华野驻军的地区，应该立即着手缴械团防武装。

这些团防武装，多被立宪派士绅官僚控制，他们不仅被林淮唐视为一种敌对武装的威胁，而且豪绅们借着团防武装，更加紧诈取农民，不断催租，以至于灾年竟然出现了地租比丰年还多的情况。

苏南一带，原来有千人会一类的抗租团体。它是饥民在水灾和抢米风潮中，自发形成的组织，主要以传帖聚众、歃血为盟的方式组织群众，无锡、江阴、常熟三县的交界处，是千人会的主要活动地带。

何健把千人会的材料也呈给了执委会做研究，千人会以抗击地主的高额地租为目标，以“同抗租同得福”、“皇帝没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为口号发动人民，喝血酒结盟立誓即为入会，盟约的主要内容是“武装自卫，同心抗租，临阵退缩者，当众处罚”。

执委会根据这份材料做讨论以后，都赞成林淮唐的意见，认为华野驻军应当支持千人会的抗租抗佃斗争。

第五十三章 和衷共济吧

就像过去在潮梅时的情况一样，军事上要由华野驻军出兵支援，政治上还要由先锋队派骨干队员组织起当地的农会，将千人会这类土著原生的抗租武装，纳入到农会的框架里来。

林淮唐说：“千人会是以仁义农局为名义发起武装斗争，我看何会长提交的材料，常熟的千人会很讲究斗争方式。他们纪律也颇严明，据说是严禁抢夺财物的，凡是打豪绅夺到的金银细软，一概抛掷街头，任贫民捡走，但不许参加千人会武装的人员自己去拿。

他们还仅打击残酷欺压百姓的劣绅恶霸，一般乡绅不在打击之列。按何会长所说，恶霸须纪常的哥哥须纪棠，平常对百姓没有须纪常那样凶恶，千人会在打烂须纪常家的时候，就没有波及到仅仅一墙之隔的须纪棠家。

他们有一定的组织纪律，也有些政治上的觉悟，如此我们更应该予其强有力的支援，不能任其被劣绅的团防武装消灭掉。”

徐绍桢被林淮唐这些话完全吓住，震惊道：

“莠民持械抗租，应该会同军队拿惩，照准军法从事，即便不如此做，也没有派兵支持刁民闹事的道理啊！”

林淮唐撇嘴看向掌握着镇军真正实权的林述庆，道：“我们革命军不就是满清眼里持械酿乱的刁民？颂亭，你支持华野的意见吗？”

陶骏保在桌子下面，轻轻拍了林述庆的大腿两下，林述庆便皱起眉毛，顿了一下，但最后还是重重地点头。

“我同意君汉先生的意见，凶年农民要求减租，事属正当，田主硬要照往年足额收租，必令农民损失过重，将要出多少人命？我支持君汉先生，只要不是受满清余孽鼓动而聚众扰乱治安者，便不应该武力实行镇压。”

大部分革命党人是不关心农民特别看重的土地问题的，他们在革命进程中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根本不想也不愿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孙中山曾表示：如果有人认为平均地权就是夺富人之田分给农民的话，那是误解了他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是胡说。

后来他更明确指出：“如果把地主的田地拿来分给农民，农民固然得到了好处，但地主却要受损失”，而地主“现在都是稍明白事体的人，对于国家大多很有觉悟，而农民一般全无觉悟。”

可见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并不是为了根本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有的革命党人为了利用会党和会党中的地主豪绅从事反清活动，也不惜更改同盟会“平均地权”的纲领。如武汉的共进会就因顾及会党及会党中豪绅地主的利益，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

从上海到苏州，同盟会也未曾踏实指导农民的反抗斗争。近代中国农民深受中外反动势力的残酷压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进行过不屈的抗争，如反洋教、反摊派赔款、反对清查户口、抗捐抗税等。

但同盟会只把抗租的农民当成敌人，苏沪的革命军军政府都以抗粮抗租为重罪，军法处置，不加审讯，即行枪决。

同盟会把社会成员划分成上等、中等、下等社会三大类，把农民划归“不知不觉者”的下等社会之列。不相信农民的力量，认为“今要把国家的大责任托在他身上，他哪里敢来承担呢。”

林述庆赞成执委会方面的决议后，林淮唐立即就下达了派兵支援千人会武装抗租斗争的命令，旋即，会上的讨论重点，又从出兵援助农民，转回到了讨论北伐军务的正事上面。

林淮唐估计江浙联军中的苏军和沪军两部，是先锋队所无力拉拢的，但镇军和浙军两部，倒向华野的趋势都已经十分明显。

他提议将沪军扩编为援鄂军第一镇，将其派往湖北支援武昌——这是因为沪军正在指挥武昌保卫战的黄兴关系密切。

苏军，则将其留在南京，担任卫戍，等待程德全前来移交——因为这一支力量，完全被立宪派掌握，暂时还不受先锋队的影响。

浙军群龙无首，基层将士普遍仰慕崇拜林淮唐，镇军则由于林述庆的倾向，也和华野关系越发密切起来。

林淮唐遂提议以华野为北伐军第一路军，浙军和镇军为北伐军第二路军，两军分别向苏北、皖北推进，沿津浦线北伐，扫荡江淮。

对浙军和镇军的改编工作，现在还不能完全实行，但这已经在执委会的计划当中。

目前镇军参议林之夏和特务营营长韩恢，都已经向先锋队提交了入队申请书，先行采用让镇军和浙军军人以私人身份加入先锋队的方式，逐步确保先锋队对这两支部队的控制力，应该说是一种比较审慎的办法。

林述庆在私人感情上与林淮唐、林时爽都是很亲密的，他本人也不反感先锋队组织在镇军内部的活动，这一点是非常有利于先锋队在镇军内部迅速扩大影响力的。

至于浙军，自从第一次天堡城战斗，浙军支队长朱瑞因为瞎指挥被联军司令部强行解职以后，浙军支队这支部队事实上就已经脱离了浙江都督府的控制。

林淮唐和浙军同志并肩作战的历史，也对浙军的基层官兵极具感召力——感召力这种东西，大多数时候是无形的，但当浙军支队本身的领导层已经完全瘫痪的时候，林淮唐靠这种感召力，就足够说服浙军接受先锋队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