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158节

所以很快，工农联合的问题，就被提上讨论的日程。

工团联合会很快就策划组织行动起来，另外一个使农会也加入其中的全国劳动大会迅速展开。

上海总工会副主席和中国工团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刘师复，很快便在全国劳动大会上作出《工农联合的决议案》。

决议案提出：工人阶级要想推翻现存制度，必须结合反对现存制度的一切革命势力，因此，他应该努力找寻他的同盟者。这种同盟者的第一个，就是农民。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

这个决议案真正开始把先锋队的革命大战略，放到了公开的政治舞台之上。甚至可以说是不带有丝毫隐瞒地、将先锋队的一切政治观点，全部昭明了出来。

可以想见到的一点是，依托巧电惨案而爆发的一卅大罢工，及附属和相关的各类群众运动，正开始用一种狂风暴雨般的态势，把崭新的革命空气真正吹进一般国民之中。

这和辛亥革命爆发以来，中国国民相当敏感的政治意识、革命意识，结合到了一起，就使得革命运动的发展，犹如排山倒海似的，高潮一波接着一波，飞快地把国民对革命的认识和感触，推进到更高的顶点。

简而言之，特殊的国内外形势，使得革命加速起来了！

然而具体而言，在罢工斗争中，要真正实现工农联合，共同对敌，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卅大罢工一个重要的决策，是对青岛实行经济封锁。

但是青岛通过胶济铁路和济南连接，德国人可以通过这条铁路大量采购沿线地区的农产品，清廷也可以继续向德国人售卖粮食。

铁路沿线地区的农民，同青岛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把农产品销售往青岛，又从青岛买回农用物资和日用工业品，历来如此。

现在，对青岛实行经济封锁，则胶济铁路沿线农民的农产品卖不出去，需要的日用工业品又买不回来，这个矛盾不好解决。

本来先锋队在鲁中地区就严重欠缺基层组织，很大程度是依靠山东本地的大刀会一类会党组织鼓动农民，不可能过多要求农民损失利益来支持封锁。

为此，江北农会、淮北农会、常州农会，都向鲁中南地区抽调了一大批农村讲习所的干部，或化妆为难民，或在鲁中大刀会的接应下，渗透到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开展组织农会及鼓动农民的宣传工作。

胶济铁路沿线农民的生活，虽然极大依赖于对青岛殖民地进行的贸易。但一般农民，由于历史原因，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庚子年被袁世凯勾结德国人杀害，抑或在胶济铁路的建设过程中，自身利益受到了德国人极大侵犯和损害。

铁路沿线地区的农民，本来就带有非常浓重的排外与反德情绪。

大批农会干部，还有上海组织起的一部分罢工工人，便带上先锋队、农会、工会的各类机关报，传单，农民协会的组织章程，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宣传材料，深入到胶济铁路沿线德占区里，协助当地农民组织鲁中农会，发动他们团结起来不卖粮食到青岛去。

久已麻木的中国人，这次不仅让德国人大吃一惊，而且也令世界各国的观察者们都备受震动。农民们正普遍行动起来，参与到政治性的大罢工里，强烈的排外情绪正在酝酿之中，不少列强外交官都不得不惊呼“这是义和团的重演！”。

封锁政策实行以后，哪怕有清廷方面继续向青岛售卖粮食，也无法阻止青岛殖民地的物价陷入极大混乱之中。

短短几天时间内，青岛市场一片混乱，粮食、蔬果来源断绝大半，价格一日数涨。猪肉涨到一元洋钱一斤，鸡蛋价格则上升了十五倍之多。

大批中国民工离开殖民地和租界，洋人老爷、太太们，只得自己洗衣、做饭、抱孩子、倒尿盆……连街上卖肉的都变成外国佬，狼狈得要命。

由于山东籍贯的海员大部分都参与罢工，德国人不得不调动军舰来运输粮食。他们必须从日本采购粮食以后，再以军舰运回青岛。

青岛的街道上，由于民工返乡，垃圾无人打扫，堆积如山，黑色的臭水泛起白沫在街道上横流。连马桶都没有人去倒，包括德国侨民在内的青岛居民，只能趁着晚上的夜色，悄悄把粪便倾倒到大街上。

山东过去是德国人独占的势力范围，现在先锋队为了拆散帝国主义的联合和一致行动原则，同时也是为了保障鲁南地区农民日用工业品的使用，便决定向英日等国开放市场。

罢工委员会发表了《关于设立特许证的通告》，决定：凡非德国产品及不由德国船只又不由青岛运来者，一律准发给特许证，其所有领到准许证，准其存入非德国货仓，并准其出仓。

“单独对德”策略，是以在华孤立德国为目标。特别是北伐军已经占领的鲁南地区，过去为德国禁脔，如今在英美法日等国看来，这是在山东市场上取代德国的大好机会。各国公司、洋行、商船，于是纷纷行动起来。

德国人原来破坏列强一致行动原则的蛮横干涉作为，这时更遭到公使团方面的责难。

黑夜笼罩了青岛，康有为也陷入深深的困惑不解之中，为什么德国军队出动了，林淮唐却还没有屈服？

而且为什么青岛会变成如今这模样呢！

康有为家的佣人全都不知道跑去了哪里，据说是革命党在鲁南拿更高的工钱骗人，将青岛民工统统骗走了。

他只好和女儿自己亲手倒马桶，还得趁着黑夜！

康有为刚刚倒掉一桶排泄物，突然发现，自家公馆的院墙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许多张张贴画。

他提起手里的油灯，照在上面，让女儿康同璧给老眼昏花的自己一字一句念出来：“……德国帝国主义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向中国人叩头认错呢？是以为我们经济困难吗？不，德国帝国主义知道我们的经济不成问题。那么，是以为我们的组织不好吗？也不是，我们罢工的组织可说是再好不过了。是我们人心不齐吗？更不是，自从罢工以来，中国人便没有像现在这般同心同德过，没有一个动摇的……

……是我们孤立无援吗？也不是，我们有革命政府的帮助，农商学界各方面的支援，连外洋华侨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援助——那么，德国帝国主义为什么还是不屈服、不退让呢？没有别的原因，唯一的原因，就是中国有汉奸，有走狗，有反革命，有颟顸无能、腐败已极的满清奴才！”

“啊！”康有为听得心中慌乱，险些跌倒在地，“这是谁贴上去的？乱党啊！”

他女儿接着念道：“……我们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帝国主义所以不屈膝，就是因为这些汉奸、这些走狗、这些卖国贼！我们要打倒德国帝国主义，就必须先肃清内奸，铲除袁世凯、康有为为首的一众国贼汉奸！”

当康同璧念出康有为的名字时，南海圣人顿感头晕目眩，好像天旋地转起来了。

第一百五十二章 王二九回忆录

《一卅大罢工口述记录整理（一）》：

我叫王二九，山东菏泽人，民国元年，就是1912年的时候我十九岁。我父亲是给德国人做打磨工的，慈禧太后还活着时，我父亲就因为长期受工伤折磨，久病成疾，无钱医治，不幸逝世了。

我父亲给洋人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工，但死后连棺材钱也没有着落。官府衙门也帮着洋人说话，让我大失所望，后来德国人修铁路，要把我父亲那个简陋的坟给平掉，这事更激起我对洋人的仇恨。

后来我才知道，穷人要翻身，一定要推翻这个万恶的剥削社会，成立劳苦人当家作主的政府。我这才慢慢明白过来，穷人要翻身，一定要起来革旧制度的命。

原来我是在青岛做木工的，那时候德国钱的使用价值比龙洋高，而我们的工资明面上较济南的行家高，但应要经华人买办的克扣，因而其实不如济南。

那几年衙门在办新政，历来没有出息的中国民族工业，偶有了发展的机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样，这时山东的建筑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因此，我们这一行的工人就经常有回济南找工作做的。

大概在民国元年前后，我在济南认识了大罢工时期任鲁中南罢委会委员和纠察队队长的桑来朝，受他的介绍，去到上海，参加了总工会和山东建筑工人同乡会，初步受到一些阶级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

巧电惨案的消息传到上海时，工友们群情激愤，那时候上海海员的罢工声威最大。海员大罢工后一天，桑来朝就到山东建筑工人同乡会的会馆，跟我们宣传了罢委会的政策，大家很受鼓舞，便决定也起来罢工。

我因为在青岛有过工作的历史，人脉也比较广，特别是认识青岛当地一个木匠行会的头头，所以桑来朝就劝我去青岛运动罢工去。

那天桑来朝找到我谈话，问我：“老九，不凿木头行不行？”

我摸不着头脑，愕然地望着他。于是桑来朝就解释说：“青岛这个地方，是现在德国人侵略山东的桥头堡。可是过去我们的工运工作做得很不够，在青岛缺乏基础，现在罢委会决定抽调一些同志来搞。组织上希望你能脱产，回青岛做这个工作，你敢吗？”

那时青岛还在德国人手里，据说已经戒严，空气非常紧张。也有传闻说德国人在青岛搞屠杀，要把华人全部杀掉。

但我是山东人，再没骨头也忍不了德国人在我的老家作威作福，所以便答应桑来朝的要求。

从此，我便以罢委会特派员的身份，不分白天黑夜，先是按照桑子哥的要求，在上海接受了讲习所的干部训练，之后便在山东大刀会朋友的帮助下，扮成德州来的菜贩子混进了青岛。

我和青岛木匠行会的老朋友们接头以后，就开始在青岛工友中间活动起来，进行工作。当时青岛的行会组织，约有一半跟大刀会有关，剩下一半则八成跟红枪会有关。

他们提倡“工亲爱”，讲究劳资两利，其实就是变相的黑社会组织。少数华人机器业的行会组织，则落在洋奴买办手里，我到青岛后工作很难展开。

而且那时我认字尚不多，文化水平低下，虽然有满腔热血，但却感到一筹莫展，有力没法使。但随着上海的罢委会，陆续又组织了一批山东籍工人潜回青岛活动，我们组织的力量便增长百倍，也逐渐有了行动起来的底气。

首先是展开宣传，发动群众。这期间我们通过种种方式口头宣传，还经常夜里悄悄把宣传材料张贴到街道和院墙上，以鼓舞青岛华人的爱国热情，掀起罢工的高潮。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康有为在北京的《正宗爱国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斥责罢工工人都是“拳匪”，说政府应该邀请列强军队用武力来弹压。我们知道这件事后，就探明了康有为在青岛的住址，然后在午夜时分，把对康有为的“通缉令”、“处决书”，张贴到了他家的大门口。

这件事在青岛造成非常轰动的效果，因为青岛还居住着一大批反对革命政府的满清官绅。他们看到康有为因为替德国人出头，而遭了全国国民的恨，自感自己既没有康有为的威望名声，也没有从袁世凯那里捞到什么好处，因此便都转换了风向，不说发言支持罢工运动，至少是不敢再公开反对了。

我们的传单是用“爱国人士”之类的名义印发的。当时有两种传单，一种是“为巧电惨案告青岛同胞书”，一种是“青岛华人联合起来，向德国帝国主义提出抗议和展开斗争”。

这些传单由中华书局的同志们负责排印，山东同乡会的朋友们将它们秘密藏在蔬果里运进青岛，最后由我们这群在青岛活动的特派员们负责散发。

德国人很快意识到青岛内部有革命党积极活动，所以也加强了戒严，白天加派警察站岗，随时检查行人。可由于德军主力部队，当时正在围绕淄博线和北伐军对峙，腾不出手来弹压青岛治安，德国人人手严重不足，只好用聘用华人做侦探，他们却不知道自己聘用的华人侦探，其实都是我们工会的人。

即便如此，我们在青岛的行动，依旧是危机四伏。

有一回我去工友聚集的场所散发传单，由于一时激动，连路人也分发起来。有一份传单落入德国警察手中，他们就过来抓人，将我带去班房拷打。

可由于那时已有很多记者到青岛来做报道，所以德国人表面上还是要把我解到法院审讯，表现他们的“公正”。

法官问我说：“只要你供出主使者，我宣判你无罪。”

我回答道：“告诉你多少遍了，我只是一个过路人。”

“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问得好怪，谁会去打听一个过路人的名字？”

“总该记得他相貌吧！”

“我当时就想看看传单上写些什么，那有功夫理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高个子或矮个子，是胖子或瘦子，一点印象也没有。”

这样，德国人要维持他们的“公正”，免得被英国、法国的媒体奚落，使他们的凯撒在国际舆论上更加被动，就只能判我一个扰乱治安，让我做了三个月的苦工监。

这三个月苦工，也没有影响到我的工作，反而方便我在青岛的苦力工人里头继续做宣传。

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是采取包干的办法。每一个人包一派或若干行会、同乡会，在一定的时间内要完成一定的任务。

我是包干“工亲爱”一派的，这一派工会的工友们常去茶楼，我也是经常抽空过去活动。

有一回，一位工友讲到巧电惨案的事情，愤然大骂德国人杀了几千中国人，还说他原先就是淄川人，德国人为修铁路，将他们村的祖坟都给平了。

他骂得特别解气，却让一个华人警察听到，过来要抓他。工友们便都激愤起来，质问那华人警察说：“你是不是中国人？”

“你有父母兄弟姐妹在家没有？”

“德国人今天在莱州屠杀，你是山东人吗？若你的父母被杀害，你的姐妹被侮辱的时候，你能忍受吗？”

那警察在千夫所指下，只好狼狈逃走，也可见人心向背。

这次罢工，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让许许多多从前不知道君汉先生是什么人、不了解先锋队是什么东西的老百姓，切实从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了先锋队和革命的存在。

原来北伐军也好，先锋队也好，都在山东没有多少基础。可是经过巧电惨案和随后一卅大罢工的推波助澜，从前在山东不受多少拥护的先锋队，霎时间成为了山东乡民的守护神。

很多人虽然还是不能明确了解到先锋队具体的革命政策都是什么，但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先锋队是来保护乡民们切身利益的。

所以从一卅大罢工以后，先锋队的革命农会、革命工会组织，就在鲁中、鲁南和胶东半岛地区，好像雨后春笋般迅速铺开。

据我后来同全国各界对外协会秘书长谭平山先生了解到的情况，那段时间，工农会在山东的发展势头，较以前先锋队在潮汕发展最快速的时期，还要好得多！

第一百五十三章 接管淄博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