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163节

在莱茵河的晚风中，罗莎卢森堡女士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她一到场，即向众人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开篇词：“……目前的局势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要求国际无产阶级竭尽全力进行协调一致的活动。一方面，普遍的疯狂的军备竞赛，引起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暴涨，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工人处于忍无可忍的境地。另一方面，战争危险的周期性的出现，日益激起人民的公愤……

……已经给人们带来许多灾难的巴尔干问题，一旦扩大，势必给文明和无产阶级造成可怕的危害。同时，这种现象是一个可耻的历史事件，因为它所带来的灾难之深重，是无法跟它所带来的蝇头小利相比拟的……

……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都同时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国际的每个支部都用无产阶级的抵抗对付本国政府，并发动舆论反对一切好战的狂妄企图……

……近一段时间德国容克军事地主阶层，妄图在中国重新挑起一场殖民战争，不过是为竭力一再拖延实行必要的改革……

……列强正在中国制造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混乱，以及煽起必然引起战争和内乱的民族仇恨。为了防止列强利用这种局面来加强帝制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国社会党人以惊人的勇气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

……我们应当全力支持中国社会党人继续进行这项有力的工作。同时，大会希望中国的社会民主党在战争结束后采取一切措施来阻止任何王朝、军阀以及垂涎于战争果实的中国资产阶级，篡夺或破坏以如此惊人的牺牲为代价而取得的革命成果……

德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的社会党人应该尽力反对列强对中国的任何侵犯。他们的责任是反对用武力和惨重的战争后果来掠夺中国的政策，反对把中国变成列强的公共殖民地，反对为了王朝的利益而使德国人民以及欧洲各族人民陷入毫无必要的战争之中……”

罗莎卢森堡的演说，同过去第二国际“殖民地国家人民，应当首先配合殖民地当局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主张，完全不同，甚至可说是完全相反的。

她已经旗帜鲜明地提出，国际无产阶级应当全力支援中国社会党人正在进行的革命，以防止革命成果落入到王朝、军阀以及资产阶级的手里。

索雷尔也有些吃惊，他本来以为这次代表大会只不过是第二国际中左派与右派分裂的公开化，却没有想到国际内部的左派，竟然以中国革命的问题发端，重新夺回了主动权。

罗莎卢森堡站在台上，高呼道：“国际以极为满意的心情迎接中国工人的抗议罢工！现在，德、法、英三国工人所担负的责任最为重大，目前各国工人应迫使本国政府不给德国侵略军以任何帮助，不对中国的混乱局面进行任何干涉，并严格遵守中立！国际警告一切国家的统治阶级，不许用军事行动来加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工人阶级带来的不幸，国际必须加倍努力行动起来，在物质上、精神上和宣传上，给予中国同志充分的支援与帮助！”

正在台下的中国代表熊雄，第一个站起来带头鼓掌，瑞士巴塞尔的第二国际特别代表大会会场内，顿时掌声雷动。

第二章 中社一大（一）

从汕头驶来的客轮刚刚抵达码头，上海的天还似明未明，自华南大本营远道而来的先锋队代表们，还来不及感慨黄浦江夜间的胜景，便已随人流飘到了队列里。

蜂拥而出的人群四散开来，上海总工会组织的欢迎人群在茫茫夜雾中，看着还是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大片。

何子渊很有些感慨：“北伐军离开广东才多长时间？连半年的时间都不到，上海的革命却有了这等规模。”

随行的潮梅总商会会长高绳芝，是众人中唯一一个对一卅大罢工有所微词的人，他抱怨道：“人是多了起来，但这一定好吗？混进来许多青皮无赖，流氓分子，让这样的人参加革命，真的是好事吗？”

蔡绮洪、黄展云、黄慕松……还有刚刚在金融战中打垮了张弼士的兴闽银行总经理黄少通等人，也都在客轮上。

蔡绮洪不以为然：“高会长，革命是不能束手束脚行事的。”

海风夹着黄浦江上的水气吹了过来，前来迎接闽粤来客的刘师复，束起手来说：“诸君同志，君汉先生、时爽同志、颂亭同志、庄主席等等许多人，都在黄浦江上等着诸位呢。”

“黄浦江上吗？”

连孙中山都请不动的陈嘉庚先生，也在客轮上的人群队列中，他不是先锋队的正式队员，但由于他所代表的新加坡华商会与先锋队关系亲密，所以这次也被林淮唐邀请旁观会议。

刘师复笑道：“是的，黄浦江上。为了避免影响到市政府的施政，也是出于防止外界干扰会议的考虑，组织决定以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成功号运兵船，作为一大会址。”

离开码头不远，就能看到黄浦江的河口，即便是在夜里，大家也能看到泛黄的水，波浪一层叠着一层，江上的船只数量依旧不少，穿梭不息，有的船上装载了满满的一船货物，船身吃水很深，浪花不时溅到甲板上.船沿几乎与水面相平，仿佛船就要沉进水里似的。

一条小小的快艇靠在岸边，由刘师傅和总工会的同志们引导大家上船，乘坐快艇到黄浦江水道的中心后，再换船等到成功号兵舰上。

蔡绮洪扶着栏杆，在船上缓缓地踱来踱去，迎着呼呼的江风，听着浪击船底的啪啪声响，远处传来一声悠悠的汽笛长鸣，岸边的礁石时隐时现，令人骤然升起只争朝夕的奋进感来。

“涛声催人振奋啊……”

“燈途，渊公，你们总算是到上海来了。”

林淮唐还有北伐军内许许多多的重要领导人，此时都站在成功号运兵船的甲板上，人数之多，几乎占满了甲板最前面靠近栏杆的全部地方。

可以说先锋队的主要领袖，全部都聚集在了这艘船上，如果此时袁世凯在船上安装了炸弹，他便真可以将先锋队的成员全部一网打尽。

舰桥的最高处，用红布张贴着一行大字，上面写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九个字。

“这位是熊克武，四川代表；这位是蓝天蔚，你们应该很熟悉了，北伐军的四方面军总司令，也是直鲁奉三省代表……”

北伐军在山东的军事行动， 还有一卅大罢工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把原本属于同盟会方面的四方面军总司令蓝天蔚，争取到了先锋队这边。

蓝天蔚也站在甲板边上，他还带着伤，脸色苍白，苦笑道：“中国国民对德的这次抗争行动，我只起到了一个在莱州昌邑战斗中让人打个落花流水的作用。戴罪之身，勉任直鲁奉三省代表，实在惭愧。”

留在闽粤的一批先锋队元老，由于没有具体参与北伐军的军事行动，所以对华东地区的革命形势，还并不十分了解。他们到上海以后，见到总工会的盛况，已然是惊喜万千，现在更没想到林淮唐都把目光放到全国视野上了。

林淮唐又一一向蔡绮洪、何子渊等人介绍了其他许多位来自北方各省的代，说道：“先锋队到上海来，北伐军打到山东和河南去，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把我们先锋队的革命主张介绍到了全国范围内，这样就使全国各省的同志与同道者，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事业中。”

“我们在国内、国外，都获得了许多支持。刚刚，我们还收到了第二国际执行局从瑞士巴塞尔发来的电报，他们在第二国际特别代表大会上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允诺我们成立的社会主义革命政党，可以列席成为第二国际的正式成员。并且，第二国际还会在物质和宣传上，给予我们非常大的帮助。”

自从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达成和议以后，这个将先锋队排斥在外的和平协议，已经造成了同盟会、先锋队、光复会这一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巨大变动与分化。

今年二月下旬的时候，陶成章与章太炎等人，也在没有通知先锋队的情况下，单方面承认了南北和平协议的有效性，甚至章太炎还在袁世凯的邀请下前往北京，准备为袁世凯的事业出谋划策。

辛亥革命的最高潮是先锋队领导发起的一卅大罢工，但在一卅大罢工迫使德国人妥协，并且还取得了重大胜利的情况下，情况却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

南京临时政府内部以宋教仁为守的保守派，在张謇、杨度的牵线下，同立宪派又实现了新的联合，为避免革命高潮继续发展之下，同盟会日益边缘化的情况，革命党中的保守派即与立宪派联合，一起走向了支持袁世凯统一中国的反动道路。

一卅大罢工，既是辛亥革命胜利的最顶点，也是革命高潮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它使中国政治风云突变，在国内外大气候的影响下，终于标志着辛亥革命结束了。

汽笛长鸣，成功号运兵船满载着先锋队的重要成员，开到了黄浦江水道中心的位置。黑夜的浓雾中，江上却人声鼎沸，数十位重要代表齐聚一堂，林淮唐也在众人的簇拥围绕下，郑重庄严地宣布了大会的正式开始。

辛亥革命结束了，但创建民国，亦即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这样一种全新的事业，却才刚刚拉开帷幕。

出席此次大会的代表有林淮唐、林时爽、蔡绮洪、庄文统、刘师复、何子渊、熊克武、蓝天蔚等四十余名同志，他们肩负着挽救革命的重任，也代表着全国范围内的一万余名先锋队队员，及十倍、数十倍于此的农会、工会会员。

在林淮唐看来，先锋队作为一个秘密结社性质浓厚的组织，军事味道非常重，只适用于民国建立以前的秘密革命时期。目前民国已经成立，先锋队已经掌握了许多省区地方的政权，接下来袁世凯与同盟会、光复会又势必将要围绕国会战场，展开公开化的政治斗争，那么先锋队的军事秘密结社组织形式，便已经不再适合于新的革命阶段了。

“此次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先锋队改组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政党团体……按照大家投票选择的名字，从今以后，先锋队将正式采用中国社会党作为我们党的新名字！”

对于造党的名称，林淮唐有过很多种考虑。

社会民主党，这是马克思亲手缔造的政党的名字，但是各国社民党的现状都以议会斗争为主，实在不适合以暴力革命为主旨的先锋队。

社会革命党，这个名字是林淮唐自己较为欣赏的，但俄国已有社会革命党，而且其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主张与先锋队的革命纲领差异较大，将来很容易造成混淆和误会。

人民革命党，大会投票时，林淮唐自己投票投的就是这个名称，但最后没有被选上，或许是因为多数人确实不太喜欢一个名字太长的政党名称。

至于劳动党和名字中带有直接工农二字的党名，或者过于倾向农民性质，或者过于倾向工人性质，都不大适合现阶段的先锋队。

最后大家投票出来的结果，是以绝对多数的结果，票选决定了先锋队改组以后的正式称呼，将采用“中国社会党”的名称。

社会党代表陈翼龙有些苦笑不得，他是社会党的副党魁，马日事变时社会党党魁江亢虎逃走，陈翼龙就成为了社会党的实际党魁。他一直都非常支持林淮唐和先锋队，但也没想到，改组以后，先锋队竟然使用了社会党的名称。

林淮唐则说：“翼龙同志，您和江亢虎创建的社会党是中华民国第一个政党，也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政党，我们沿用中国社会党的名称，也是要继承这份光荣的名誉，新的社会党要在继承这光荣历史的基础上，做到新的起始和新的出发。”

第三章 中社一大（二）

中国社会党的名称就这样确定了下来，这次会议——中国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将以这样的名称，被载入到史册之中。

林淮唐接着拿起手上的文稿，这是中国社会党一大上的首份议决案，也将是今后中国社会党整个光荣历史上的第一份议决案。

林淮唐慷慨陈词念道：

“……诸位尊敬的代表同志，这是我们中国社会党的首份议决案——题目叫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

……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之关系……自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形式——帝国主义，它直接的或间接的支配了全世界之经济，全世界之经济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全世界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革命的性质亦因之各异，在欧美资本制度发达的国家，遂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遂形成多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两种革命之性质虽然不同，而革命之目的都有一共同点，即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前者成功固然影响于后者，后者胜利亦有助于前者，两种革命运动都含有世界性，这两种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才是整个的世界革命。因此，东方殖民地之无产阶级都应该不迟疑地参加各本国之民族革命运动……

……可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东方无产阶级固然应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而无产阶级对于民族革命之目的与地位与他阶级却不相同。第一，各阶级的民族运动，各依照他自己阶级利益而进行，封建阶级号召民族运动是为了他民族侵犯贵族的威严与领土，资产阶级号召民族运动是为了他们的产业发展和他民族起了竞争，而无产阶级乃是为了推翻一切民族中资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而参加民族运动。第二，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且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性的民族运动，只可称为民族解放运动，决不是什么民族主义的运动！

……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乃立脚在一民族的一国家的利益上面，其实还是立脚在他们自已阶级的利益上面，他们这种民族主义的民族运动，包含着两个意义：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他民族侵略自己的民族，一是以对外拥护民族利益的名义压迫本国无产阶级，并且以抓护自己民族光荣的名义压迫较弱小的民族，例如奥斯曼帝国以大土耳其主义压迫其境内各小民族，清朝以八旗制度压迫其他各民族……

……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

……最后，我们要强调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他目前趋向一个民族革命及其各阶级在此革命运动中的关系，和别的经济落后民族都不会有很大的不同……

……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已开始参加此运动，并在许多实际运动中，已露出阶级的分化，不但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了新的力量，并且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有了新的意义……

……自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日甚一日，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的经济之破坏，遂日甚一日，同时为外国资本主义输入制造品输出原料的商业之畸形的发展，亦日甚一日，因此国内大商人买办阶级，遂一日强大一日。这班大商买办阶级，不但支配了对外商业及国内商业，还有了许多矿山及交通企业，并且插足到工厂工业。他们的经济基础，大部分是依赖外国资本主义之侵入，在将来，这班大商买办阶级勾结资本帝国主义，断送中国国民经济命脉之危险，比我们打倒的清政府还要厉害。在我们的民族运动经验中，这班大商买办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之工具，他们和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还没有利害的冲突，且有联合压迫农工平民民族运动之倾向，他们都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

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在其发展阻碍上已有民族竞争的必要，然而也正因外国帝国主义阻碍其发展，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转变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因外货侵入而濒于破产的小商人手工业主，尤其是生活不安的知识阶级，都希望有一个民族民主的革命；游民无产阶级多出于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如果能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的作用……

中国地主重租、衙门苛税及外货侵入之影响，已使占中国全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加农民运动，例如广东、福建和淮海地区的农民运动，已表示他们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并且他们因利害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

……由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也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虽还幼稚，而他们革命的要求及决战的心理，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

……中国为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决死必争之市场；帝国主义者当中的竞争，固然有时给中国民族运动进展的机会，同时也正因他们的竞争，使他们更要争相勾结中国富于妥协性的上层阶级，甚至愚弄上层阶级的民族革命派，做他们的工具，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林淮唐的这份议决案，已经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所以民族民主革命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同时，这份议决案还很鲜明地指出来，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

“中国社会党主张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是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统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

林淮唐的这番话，立刻就使得船上的众多代表们备受鼓舞。就连熊克武和蓝天蔚，这样刚刚加入革命事业不久的新人物，也都油然而生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众人之中，只有潮梅总商会的会长高绳芝，脸上飘过一丝慌乱的神情。

这份民族运动议决案，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社会党首个具有纲领性的文件，在场的代表们很快便表决通过了这份议决案。

接着林淮唐又很快提出了第二份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讲道：“……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虽经国际帝国主义长期的侵略而崩溃后，然而农民阶级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份，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社会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自国际帝国主义以武力强迫中国销售外国工业品以来，农民破产和失业的速度异常猛烈。1900年影响全国的义和团运动便是农民对于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大反抗。中国农民群众实早已由帝国主义、腐败政治、重租、苛税、高利贷……等等驱之于反抗动乱之途。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之可能而引之入自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争斗，是中国社会党的责任。”

林淮唐接着又总结了这近一年时间以来，先锋队时期对于农会农民工作的具体组织经验，谈到：“……我们的党对于农民里的宣传应当注意地方政府征收田税的问题。应当要求订定税额须经农会的同意，同时要反对预征钱粮，拒绝交纳陋规及一切不法征收……

……在全国范围内，同样亦应当在大多数小私有者的农民之间，鼓动他们反对土豪劣绅……这种前清官僚的遗孽大半是乡村里实际上的政府。为解决一切地方经济行政问题起见，应当在农民之中宣传选举农会的主张……

……佃农及自耕兼佃农之间应当宣传反对苛税，佃农问题与反对劣绅问题里都可以提出佃农协会及雇农协会的主张。农民和佃农之间都可以宣传组织农民自卫军，武装农民以防匪祸……

……同时，在中国社会党已经掌握了政权的地区内，除上述种种宣传之外，还应当迅速承担起兴办水利的责任，创立农民借贷银行--免除高利贷之苦……”

最后林淮唐总结道：“以上这些方法，自然今后还很适用；惟应用的分际应随时随地加以斟酌，例如佃农、半自耕农、雇农有共同组织以反对大地主之可能时，应适用联合的农民协会的组织。此外，于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势力所及之地，特别如反教情绪比较浓厚的山东地区，应特别鼓动农民反对教堂霸占田庄，反对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这种口号应视为在农民中发展反帝国主义之导线。”

“最近的一年以来，在先锋队的努力下，农民是已经被引入民族解放运动之中，这是先锋队的农民政策取得的一颗硕果。各种农会组织，已经成为乡村政治生活里面的新动力，改组后的中国社会党，需要尽快熟练掌握如何应用这种新动力去参加民族民主革命。

同时，今后我们还要吸取这样许多的教训——如在政权上过于信赖同盟会的盟友，以至于缺乏足够的警惕性，还有如许多农会太过依赖北伐军的军事力量，使农民不相信自己有力量，不明白农会自己阶级的组织，所以当政权和军队力量保护不到时，农民对于我们便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