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164节

还有的，如有时对农民提出的口号太高，范围太大，或未至提出此口号之时机便即过早提出，犯了一种幼稚病，反促进反动势力之联合进攻，使我们不易于支持争斗……这些种种的经验教训，我们都要总结起来，不能够再重犯这些个错误错。”

“此外，我们更应注意数事：第一，提出口号须切合于当时当地农民所可行的需要，并须于行动之前，应有充分的宣传与预备，不宜轻率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和分田运动。第二，在农民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应该团结中农、佃农、贫农、雇农以反对大地主。但我们应在此种结合中特别要保障贫农与雇农的特殊利益。第三，应特别宣传取消普遍的苛税杂捐，加征殷富捐所得税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作用甚大，一是可获得一般小地主的同情和维持，二是使富有阶级大地主孤立受打击。

最后，则应该在我已掌握的地区政权财政富裕情况下，尽快将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没收的一系列官地，按照人口平均分配给贫农。此外农会并应多做公益的事情，一以增高其地位，一以免除地痞劣绅借公共事业名义以敛钱。提高乡村文化，但初步运动时须注意不可过于违背农村中宗法社会心理。至于其他如设立夜校、识字班、讲演、新剧、壁报等，都先锋队时期就在做，而且做得还很好的措施，必须要继续发扬。”

第四章 中社一大（三）

这次大会上的气氛是异常热烈的，黄浦江氤氲的水气环绕下，大家又在桌上点起灯火，秉烛夜谈。林淮唐发表完《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和《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两份具有纲领性质的文件以后，便坐了下来，改由林时爽继续主持会议。

林时爽提道：“……土地改革的原则，是我们党的基要原则，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具体而言，应该采取以纯粹的人口数量平均分配田地的土改方式……现在一个阶段内，党的主张是以反对苛捐杂税、反对田赋加征为主，我们现阶段倡导地主阶层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但在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已经掌握一定数量官地的情况下，则应该立刻执行分田的行动……”

林时爽穿着一件长衫，没有着军装，他说话语气温慢，福建口音虽然有些难懂，但讲话速度慢，自然大家也能努力听辨清楚。

林时爽讲完以后，又有几名代表陆续站了起来发言，这其中让林淮唐觉得印象深刻的，有林祖涵、陈独秀几个人。

林祖涵是湖南省的代表，他现在是华野的政治部主任，考虑到华野的总指导林时爽要分出大量时间精力，用在华东国大执委会的工作上，所以林祖涵其实承担着华野总指导的绝大部分工作。

林祖涵的湖南口音也很重，讲话不容易使人听懂，但他对问题的切入点却犀利又辛辣，也是会上第一个对先锋队此前一年政策提出直接批评的人。

林祖涵非常直接地说道：“……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还是出了相当多问题，君汉先生讲说中国社会党采取民主原则下的集中制度，但过去一年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党集中的成分太多，民主的成分却远远不足。党现在存在三个很严重的问题，我认为必须在大会上公开提出，这就是地方主义问题、英雄主义问题与农民主义问题。”

林祖涵的批评之声相当辛辣和激烈，以至于他讲话的时候，台下不少代表接连发出惊讶之声。也有不少人把目光聚集到林淮唐或者其他受到直接批评的代表身上，但林淮唐默不作声，还伸出手来压了两下，才使众人安静下来。

“……地方主义的问题，在华南比较突出，如在汕头和龙岩，地方基层组织的负责人都是本地人，尤其在潮州，上级负责人中，没有一个不是有亲戚、邻里、同学、旧故的瓜葛穿插其间。这就造成一个极严重的问题，那便是地方干部缺乏区域间组织协调和合作意识，对临近地区的革命活动漠不关心——许多人对于本地弄好了就不管别地的，对于本部分弄好了 ，就不管别部分的，潮州对于其邻近的各县都是如此态度，闽粤边跨省的地方，情况就更严重了……”

“……而且本地干部对外来干部排斥情绪很重，福建干部排斥广东干部，江南干部排斥江北干部，还一味袒护本地干部。很多时候，对于外地人是特别刻苦的批判，对于潮汕人、闽侯人就是不对也原谅。这种地方主义的倾向，根据华野政治部的调查，不仅是在地域情绪浓厚的潮汕地区存在，就连我们新发展的根据地江淮一带也不见减弱……”

林祖涵提出的问题是非常现实的事情，现在是1912年，满清朝廷三百年来对于民间省籍和乡情情绪的利用，已经造成了各省各地国民之间非常严重的分化情况。

特别是潮汕一带，自古就以抱团排外而闻名天下，现在潮汕籍的干部，占到了党组织干部很大一部分。他们有意无意中，已经形成了乡情网络，严重影响了组织的纪律。

林祖涵高声道：“上级党组织必须对各地区进行统一管辖，党中央也应该派遣干部去强化党和军队的组织性、纪律性。华野政治部方面讨论总结以后，普遍认为，今后应该将中央派遣干部与各地农军、工军的早期军事领导人进行混合编制，以图削弱地方干部的地域观念。”

林祖涵说完了地域主义的问题以后，在场的各省代表，均脸色各异。因为这时代中国的近现代交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还异常落后，多数人的地域情结都极严重，就连各省代表们都不觉得为自己家乡谋福利有什么问题，甚至觉得就是要和自己一省一府一县出身的人，用起来才放心，当然便感到林祖涵的指责实在过分。

但林淮唐却带头鼓起掌来，林祖涵受此鼓舞，很快又接着讲道：“除地域主义的问题以外，英雄主义的思想也是现在我们党和军队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传统社会的侠义精神是一种社会的正义力量，英雄往往成为人们崇拜和赞美的对象。先锋队早期活动时，为了推翻清朝，英雄这一概念也经常出现在传单或口号中，党组织试图借助底层民众对侠义精神的景仰和向往，鼓动他们参加革命暴动的勇气和决心，许多绿林豪杰和会党首领，都加入到了我们的组织里……”

“……借助会党帮派的旧有组织发动革命，这种动员方式显得快速而有效。 本地革命知识份子在领导地方革命时，由于缺乏上级党组织的经常性指示，只能按照传统的方式领导当地革命，英雄主义观念自然在他们的领导方式中有所体现……”

“……这种英雄式的号召，在第二师中的情况最为严重……”林祖涵说到这里，几乎等于是在点名道姓地做批评了，“这种英雄式的号召，过份突出领导人的作用，首先造成下级干部和群众对领导人的依赖，如第二师有事只找方师长、方参谋长，其次则干扰了组织内的选举制度和会议决议精神，各级负责人均由上级指定，或假借群众选举，在我们组织内闹虚伪选举……没有建立起会议和决议精神，常常少数同志任意变更决议……”

林祖涵说到这一块的时候，已经不止是在点名道姓地直接批评方声洞、方声涛兄弟了，而且还还有意无意地将矛头指向了林淮唐。

毕竟大家众所周知，先锋队中头一号的英雄人物是谁？无非是林淮唐。先锋队中又是谁最能违反组织原则和会议精神，以自己的意志代替组织的意志？也无非是林淮唐。

林淮唐面色未变，只是轻轻点头，但方声洞脸上已经浮现出了明显的愤愤之情。

林祖涵一如既往说道：“因英雄式的和命令主义的工作方式，于是党内讨论和批评缩小到了极限度。这使得我们组织的工作，完全维系在少部分英雄身上。这种英雄主义倾向，在早期党组织不完善、政治控制不严密的环境下有一定好的作用，然而在高度组织化、强调服从和纪律的现代化政党中，英雄主义并不能得到容忍。有些绿林、会党出身的军官，土匪倾向严重，还有的恃功而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旧观念还在作祟，他们瞧不起组织的民主精神，认为组织是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就应为他们办差。他们虽然不敢公然瞧不起先锋队的组织，但却自视为特殊成员，可以高人一等。”

林祖涵最后补充说：“我要批评的人中，就包括君汉先生。”

他看向林淮唐，直言道：“先生一向提倡民主原则下的集中制度，然而在我们实际工作中，却常常只见到集中，没有见到民主。先生惯常以自己一人神秘主义的方式做组织整个的决策，这难道是正确的吗？这难道是对于组织的信任吗？我尊敬先生，如尊敬我的师长，然而师长与真理孰轻孰重？君汉先生，我认为，您错了。”

林祖涵的发言，竟然如此尖锐直接地把问题核心，指向林淮唐的身上。

这下就连一向温慢的林时爽都感到事态棘手了起来，像方声洞这样也被林祖涵不留情面批评的人，更好像是抓住了林祖涵的把柄一样，直接叫嚷起来：“林伯渠胡闹，林伯渠是要反党的吗？！”

林淮唐终于开口，他低下头，示意众人安静，更以严厉的眼神扫向方声洞：“胡闹？方子明同志，你才是不要胡闹，按照会议流程，现在到你发言的时候了吗？”

林淮唐向林祖涵慢慢解释说：“伯渠同志的批评，我完全接受。我们的党组织在早期由于各种不完善的情况，我本人确实是有些习惯以自己的个人意志代替组织的集体意志了。这种习惯，变成了我的自然想法，在组织渐渐完善以后，我还是经常这样行事，确实是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我的过错，伯渠同志能够直接指出来，便是我们党组织民主原则的一种体现，非常好，这非常好，我们一定要保证组织内部永远充斥这种宽松的、能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政治空气。”

他握住林祖涵的手，很诚恳地说：“我接受你的批评，我向大家做检讨，保证今后吸取这一经验教训，不再破坏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今后再有什么问题，我一定讲道理说服大家，而不是自己一个人以神秘主义的风格独自做决定。”

第五章 中社一大（四）

先锋队以及现在的中国社会党，整个组织都可以说是林淮唐一手一脚引导出来的。也因此，很多时候林淮唐确实在潜意识中，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先知”角色，他没有自诩为神的地位，似乎已很谦虚。

但是先知就一定是正确的吗？林淮唐难道预料到了德国人对辛亥革命的干涉吗？

既然他不能预料到所有事情，那么这个“先知”的成色又到底有几成呢？

何况，难道中国社会党的宗旨，是仰赖于一个先知、一个神祇或是一个救世主吗？

世上是没有救世主的啊……林淮唐本应该知道这个道理，那他又怎能心安理得自居救世主的地位呢？

初生的党，急切需要成熟起来，但这种成熟不需要林淮唐去揠苗助长，而需要党自身的自然成长。

林淮唐坦诚接受了会议上对他的批评，这让憋了一肚子气的方声洞也只好无可奈何地闭上嘴巴。

林祖涵同样对林淮唐如此坦然的态度有些惊讶，但他更多还是为党的领导人如此赤忱的心态，感到前途明亮，希望无限。

林祖涵接着说：“……我今天讲的话，肯定会使许多同志不高兴，生闷气，甚至心生怨恨。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关系我们党的整个存亡，关系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整个前途，所以不能不讲出来。我们都知道农民是中国乡村社会人口的主体，是处于最底层的生产者，他们占有少量的土地，是小私有者的典型。但是在漫长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传统形态薰陶下，农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群体特征，即所谓的农民意识。”

“……这就是小农主义思想，在辛亥革命中，我们已经发现各基层组织出现了一些受传统农民意识中自由散漫、无组织、盲动、保守等倾向影响而阻碍革命发展的现象。例如豫东的工作，农民同志占全体同志百分之八十以上，且自耕农成份占极大多数。农民意识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如果不能建立强大的党的工会基础，党的政策将要受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支配而有失掉无产阶级意识的危险……”

“……地方党组织的中上级指导机关为革命知识份子所占据，下级机关则主要由农民构成，无产阶级成份非常薄弱，整个的成了农民与知识份子合作的小资产阶级的党，实际则为农民意识支配的党……”

林祖涵强调道：“……华野政治部方面以为中央必须要加强地方党组织中的无产阶级成份，防止农民意识支配地方党组织以至于偏离无产阶级领导的轨道。例如政治部在巡视豫东和鲁中南地区工作时，就发现该地区党组织存在严重的农民意识。许多地区的基层组织纯是由农村斗争中生长起来的，根本没有无产阶级的影子参加。领导斗争的是知识份子，党的政治指导可以说没有，所以形成了农民意识占绝对指导作用。”

台下终于有人发问，方声洞就很不高兴地说：“你提出这么多问题，那你以为组织该怎么做？光提问题，不提办法吗？”

林祖涵回答说：“中央需要对各地区基层组织派遣外来干部，加强对本地干部的思想教育，力求强化地方党组织和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排除本地干部农民意识的消极影响。”

方声洞还是说：“说得简单，实际怎么做得到！”

林祖涵也确实没有一个更具体的干部改造方案提出来，但这些话听在林淮唐心中，却让他无比心惊，因为林祖涵这些问题讲到最后，其实答案早已浮现在了林淮唐的脑海里。

肃反，亦或者整风？

在这一年来的革命活动中，林淮唐领导的革命组织，从一年前黄花岗起义时的七十二志士，短短一年时间，就发展为了党员万余人、相关工农会组织会员几十万人的庞然大物。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党组织的扩大，必定是泥沙俱下，内里必定是良莠不齐。即便林淮唐已经十分注意干部梯队储备和人才培养问题，也很注意干部纪律的整顿问题，但一年时间，组织扩大了一千倍，任是林淮唐再如何审慎小心，也不可能完全防止社会党内混进去大量用心不良者。

林淮唐喃喃道：“确实，干部整顿问题，刻不容缓啊……”

中央必须对各地基层党组织进行整顿，但整顿过程中又必须派遣大量外来干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由于成长环境和社会履历不同，他们在整顿过程中，势必产生大量矛盾。

这样一不小心，就可能使得干部改造发展为肃反甚至是大清洗的运动。

肃反是林淮唐绝对不能接受的选项，但整风运动又是林淮唐必须要接受的选项。如果社会党不趁着现在及时进行整风运动，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各种矛盾、各种错误的历史积累，可能一年后、两年后，社会党就会面临一个不进行大规模肃反和清洗，就会走向灭亡的死路。

现在不整风，将来就只能肃反。

现在不整一些人，将来可就只能杀一大批人了！

整风，还是可以在中央的控制下进行，即便中间难免有扩大化或部分人趁乱打击报复的情况，但整体上只要中央树立起“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来，就至少不会让一些人无辜地含冤而死。

可要是迟迟不推行整风，等到党组织的各种问题，积累到了不用雷霆手段不能解决的地步时，恐怕就只能用割韭菜式的大肃反来解决问题。

人头不是韭菜，砍头后是不能再复生的。到那时，肃反过程里的扩大化，就将变成对党的巨大伤害。

所以为了防止这种伤害，为了防止到矛盾积累到不得不进行肃反的阶段，林淮唐便认为，社会党在一大以后，必须尽快展开中央控制下的整风运动。

整一些人，是少了少杀一大批人。现在必须尽快对干部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因为如若温和的教育改造不成功，结果就只能走向激烈的批判斗争，等到激烈的批判斗争改造效果也不行时，就只能最终导向大肃反大清洗了。

所以说防止大清洗的最好办法，就是尽早、尽快地推行思想教育改造，用这种温和的方式潜移默化完成干部整风运动，这才能避免矛盾激化以后的大肃反。

如果这样，到时候还有后来人要指责林淮唐是权力狂、是屠夫、是杀人犯，那——那就任历史评说去吧！

第六章 中社一大（五）

感谢杨若钧师长@对马岛境井仁 的打赏，加更一章

林祖涵的发言，还有林淮唐之后的回应，都把本来非常轻松愉快的大会氛围，推到了一个非常紧张的边缘。特别是像林时爽这样了解林淮唐性格和做事风格的人，更从林淮唐几句简短的回应里，敏锐察觉到了整风运动的开始……

对于新生的中国社会党而言，大浪淘沙之下，焉有完卵，但这——又是不得不为之的大举。

一时间，众人面色各异，情绪不一。有的人，像方声洞，愤怒形于言表，分明是极不情愿接受林祖涵的批评。还有的人，则如高绳芝，并没有直接表现出来什么不悦的神情来，但那种不满的种子，也是悄然埋下了。

直到陈独秀站起来发言的时候，由于话题重心转移到文化的方面，船上紧张的气氛才慢慢冰消雪融，逐渐地，又恢复起宽松的讨论氛围来。

自从陈独秀加入革命以来，他便从浙江来到了上海，实际主持起了中华书局的绝大部分事务来，以中华书局总编辑的名义，负着党的宣传部长责任。

原本先锋队名下的一系列报纸，都多少受到陈独秀的领导。原先发行不过一万份、两万份的机关报，经陈独秀的经营整顿以后，他邀请了大量好友参加先锋队系统的编辑部、参加中华书局的管理工作，采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稿件，到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三月的时候，观察日报和赤戟报这两份最具宣传意义的报纸，发行量均增加了三到四倍之多。

陈独秀的发言，便是提出党在今后的文化和宣传工作上，必须旗帜鲜明地走在全中国的最前沿：“……宣传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来占领。我们要拥护党的民主纲领，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党的科学与真理，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

陈独秀也是一身长衫子，他还年轻得紧，用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侃侃而谈，声音不高，讲得比较慢，颇有大学教授讲课的神气。

陈独秀神情有些傲慢，谈话的语气也有些倨傲，他性情如此，为人较激烈，林淮唐也只是点点头，让他继续说。

陈独秀讲道：“……我的工作是围绕党的文宣工作展开的，我要讲的，就是党所要提倡的革命文学三大主义。我也和伯渠同志学习，提三个主义，只是伯渠同志这三个主义是要打倒、要消灭的，我这三大主义，则是主张我们党要去提倡、要去宣传的。”

“……欧洲所谓革命者，就是革故更新之意，与我们所认为的朝代鼎革，并不是一回事情。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 ，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也有革命。我们党已在政治上提倡了革命，提倡了新政治、新道德，但新文学，还没有人提出来。我看党需要尽快掌握这一阵地，由我们来定义民国的新文学是什么……”

“……我以为，革命的新文学有三个核心主义，那就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我主张今后我们党的文宣材料，都用白话文，一部分文字可以用简化过的字形，还有就是现在全国没有一套规范的句读标点符号，我们也应该尽快提出来。这由我们提出来，则今后文学战、舆论战的制高点，就由我们党掌握主动权，好处是不言自明的。”

陈独秀的话让林淮唐很感惊喜，他自己虽然读繁体字没有任何问题，但写起来，还是觉着费劲。林淮唐自己做案牍工作时，常常是习惯性写成简体字，当然，这其实也不会怎么影响到其他人的辨读。

林淮唐掌握的那套简体字系统，虽然有相当一部分文字的字形简化属于拍大腿拍出来的，还有相当一部分简化逻辑没有贯彻下去，但其中泰半以上的简化字形，都是民初时代大部分人一望可知其意的。

毕竟这些简化字形，大部分都是行书和草书的楷化体。

简化字形，这是清末民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只是到了后来，简体字、繁体字之争，从一个文学性质、语言学性质的争论，变成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争论时，这种共识才被分裂了。民国时期最早开始进行汉字简化事业的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纯粹为了反对大陆的政策而反对，这才废除了民国时期汉字简化的全部成果，直接倒车倒到康熙时代去了。

事实上在林淮唐看来，繁体字简化是大势所趋，但他自己学习掌握的那套简体字系统，本来也确实只是一套过渡性的产物，本身尚存在非常大问题，很多字形要么简化过头，要么就是简化逻辑没有贯彻，一部分字简化了，同样偏旁部件构造的另一部分字字形却没有简化，或者就是把本来意义、字形不同的繁体字，给简化到了同一个简体字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