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174节

报到处有社会党和徐州国大筹委会派来的专人，在给复员官兵们做统计。除了简单记录姓名年龄这些信息以外，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会统计复员官兵们有没有拥有其他特长技能之类的东西。

像有些当过矿工的人，就会被徐钢、徐煤那些单位直接要走，听说待遇比去国营农场还要好。像汪爱民这种留过洋、当过军官的人，如果通过一场不算太难的军事技能考试，就有机会被拉去崇明岛的五角场、五道口学校读书深造。

不过汪爱民之所以会坐上来徐州的火车，本来就是因为他对孙中山、黎元洪、黄兴代表的革命事业，失望又失落，所以哪怕有机会，汪爱民也实在没有什么兴趣重新回到革命军队里去了。

现在他只想着一件事情，就是尽快能把自己那帮老兄弟、老部下的生活问题解决。

“林场？瀚海，这林场不会有山神庙吧。”

“哈哈哈哈哈，百川老兄，你这玩笑开得有水平呀。”邓瀚咧嘴笑道，“这是国营农场里头的分类，有些地方还有茶场呢。你是没怎么看过林书记长的书吧？哦，林书记长，就是君汉先生。以后百川兄可以多读读先生的文章，或者多看看我们的观察日报也很可以嘛！宜耕则耕，宜牧则牧，宜林则林，这也是君汉先生提倡的口号。”

报到处登记的时候，还会把差不多同一时间到的人分配到同一队中。汪爱民带来的老部下，多数人最后也都顺利和他分到了同一队，这个他倒觉得很容易理解，就是和军队中分出来的连队是一个意思嘛，一个编制。

熟人聚到一起，自然也就不愿意分开。本来汪爱民的老部下中，许多人都是更倾向选择分地单干的，但是经邓瀚的劝说，汪爱民自己是报了国营农场，其他人都想着能跟着老连长一起比较好，所以也多数改了志愿。

本来这填一个志愿，其实意义不大，主要还是看党组织的分配。只有在各单位情况比较富裕的情况下，才会再去考虑一下个人的志愿选择。

但可能是汪爱民运气比较好，也可能是大部分复员官兵都觉得分地单干条件更优越，所以他们这一队人的国营农场志愿，到最后还真的全部都落实了。

按邓瀚的话来说，分地单干的人以后还是要通过合作社联系起来，最后和国营农场不过殊途同归，既然如此，还不如一开始就选择去国营农场工作呢。不仅能学到的东西更多，而且也能帮助到更多老百姓解决生活问题。

那天夜幕还没有完全降落，徐州的电灯厂也还没有开起来，只有几盏装在灯笼里的小火苗亮了起来。橘色的火光映在大板车和马车上，大家简单吃过一顿社会党招待的免费晚饭以后，便浩浩荡荡地开始了奔向海州垦区的旅途。

第三十章 海州农场

车队抵达海州以后，众人便在工作队的引领下下车步行，又花了一整天时间走到海头镇东面的海州垦区第一农场。

路上工作队的干事们，又向汪爱民等人强调了一番，垦区生活可能会比一部分官兵以前的生活更好，但对于另外一些军官来说，垦区可能就是相当清苦了。如果有人受不了这个苦，想要离开，社会党不会阻止，大家可以自愿选择去留，但是只要还没有提交退出农场的申请书，那所有人就都要听从组织的安排和指挥。

汪爱民走了一天的路，小腿有些发麻，听着这话，好像国营农场的生活与军营里面又有些相似。但他对此并不抗拒，毋宁说汪爱民更乐于主动去迎接这种生活。

毕竟再清苦的农场，也要比在南京目睹革命理想在现实中的破碎，更加美好。

失落的革命军人，数量不在少数。他们踏上海州垦区第一农场松软泥土的那一刻起，走过就留下串串脚印，心情逐渐起着变化，好像这些脚印就和许多人儿时留在乡土里的脚印重叠在一起似的，在中国沿海黄河泛滥新造成的陆地上，把他们的命运与中国的未来扎根联系在一起。

“这里不是江南沃野，而是一片荒芜的土地——”邓瀚站在队伍的最前方，他也是工作队中的一员，“我们最敬爱的林书记长说过，江北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就要靠中国人自己的手脚，把这片荒芜的大地，开垦成新的江南！”

汪爱民眼望着远处渐渐葱茏的山林，碧绿的原野和蓝天白云，他轻轻踏过河滩，丝丝杨柳拂面，溪水汨汨流通，翠鸟不时尖叫着划过水面，溅起点点水珠。

“这水好清……”

远处的小山丘上，插满了黑赤旗、五色旗和铁血十八星旗，那里已有不少北伐军自己的复员官兵，先汪爱民等人入驻了垦区新村。

这条小小的水渠，就是这些复员官兵们，用极简陋的工具挖掘出来的。

几只白鹅在河里凫水嬉戏，灰羽毛的麻鸭们在河里倒着身子，它们从水底觅食，只见屁股不见头。刚刚掘出不久的新渠，溪水里却已流动起了跳跃的鱼虾，还有螺蛳与蚌壳，一株野蔷薇的花骨朵也勉力从盐渍化的土壤里抽出新芽，坚忍不拔地抬起头，望向东海的尽头。

邓瀚笑笑说：“你们是第一批到海州第一农场来的复员同志，山坡上那些人——他们是工程兵，编制不算在咱们农场头上。百川老兄，你是该感谢咱们工程兵袍泽同志的，没有他们，咱们今天就连睡觉的地方都无。”

由老华南野战军改编而来的新华东野战军，现在也在大整编当中。社会党的整编政策，无非还是以精兵简政、汰弱留强为主，毕竟不管是徐州的煤钢复合体，还是江北滩涂地的大垦屯计划，每一项都将花许许多多的钱，而江北本地的财政收入相当有限，社会党控制的地方政权，也就烟台、上海、常州还有闽南那片盈余较多，所以华东野战军的整编相当严格。

很多被缩编的部队，就把番号改成了工程兵，参加到了各项地方建设当中。

被调来海州的这一营工程兵，到地方以后还给汪爱民等后来的复员官兵，提前修好了连成一排的宿舍住宅。

虽然时间有限，财力更是捉襟见肘，所以给汪爱民等人准备的住所相当狭小，看着就只是苏北一带最常见的小平房。就这样，还是四人、六人、甚至八人住一间，空间相当狭小。

不过大家初来乍到就有地方住，汪爱民自己是觉得已经相当满意了。

他还记得自己跟随黄兴刚刚从武昌赶到南京参战的时候，血战之余，一切住房还需要自己掏钱垫付房资，许多袍泽官兵拿不出房钱来，要么勉强到同乡会馆挤一挤，要么就只能露宿街头了。

那时南京人常指责各省来援的革命军官兵纪律特别差，可是如此待遇，想要让革命官兵的军纪好起来，实在是强人所难。

海州第一农场地势平坦，但农场职工宿舍所在的地方，刚好有一片高地山坡挡住海风。低矮的丘坡上，最多的是杉树、毛竹和马尾松，偶而夹杂着几棵槐树。站到山坡的最高处，就能看到一望无垠的湛蓝海洋，现在这片大海完全被中国人称之为洋人的那伙人所主宰，无论西洋或是东洋皆是如此，但汪爱民突然间就觉得，如果社会党能够改造自己脚下这片盐渍化很严重的土地，那么他们当然也能够改变眼前这片大海的现状。

当最后一缕晚霞被带走时，天已经暗了下来。而这时，白色的炊烟和灰色的暮霭缕缕升起，笼罩了整个农场新村，就像给村子盖上了一程轻纱，使新村隐隐约约，时有时无。

大家跟随工作队走进宿舍，在干事们的协调下分配好住所、安顿完行李以后，就聚集到一起，先去参观了工程兵第八营前端时间劳动的成果，游览了那些好似还崭新着的小水渠和排盐坝格，有部分棉田里面已经拔出了嫩绿的苗头，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地平线，而霞光将它的眷恋留给苍穹的同时，也留给了大地。

东海之滨的天空，在傍晚时透出浅浅的紫色，霞光下除了宿舍以外，还能看到一栋稍新一些而带有瓦片的建筑物，邓瀚向汪爱民介绍道那是海州第一农场的农技推广站。

邓瀚说：“每个农场都有农技推广站，每站下面还包括一个植保站、一个土肥站、一个畜牧站、一个配种站。这些农业技术站的主要工作，就是指导咱们农场的生产，还有就是向周围的复员单干户们推广新的农技成果，也会负责培训乡村干部和做农情监测。百川老兄，所以你懂了吧？我为什么主张你们选择来国营农场。就像农技站一样，光靠单干户，是搞不起来的。”

邓瀚深吸一口气，好像享受着海滨空气中的腥味，又说道：“赤戟报之前出过一个专题新闻，就是讲农技站的，咱们党负责农会工作的蔡执委曾经说过，社会党要花十年时间、二十年时间，确保中国每一个县都有农技推广站。”

农技站的干部几乎都是从广东和福建两省调来的，海州本地懂近代化农业技术的人实在太少。要照蔡绮洪说的那样，以后确保全中国每个县都办农技站，更是不知道需要多少掌握近代农技的干部人才。

所以现在别说每个县都搞农技站了，光是能先确保社会党主办的一级农场行政建制下，都能有一所农技站，就已经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目前农技站对周边的单干户，主要还是采取技术承包服务。具体做法是在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时，农技站与单干户或初级合作社签订技术承包合同，既负责技术指导、技术服务，又包产量，超产分成，减产包赔农民损失。这样才能渐渐取得周边农民的信心，也培养起农技人员的责任心来，用以提高农技推广的效果。

虽然林淮唐一直相信中国农民是地球上最优秀的农业从业人员群体之一，但在近现代的农业科学面前，老农们从几千年耕作历史中积累下来的那些经验之谈，确实便变得有些不值一提了。

农技推广虽然不能像化肥和杂交良种那样，给农业产量带来立竿见影的巨大效果，但它的投入至少、农民花费之低，却非常适合于现阶段的江北农村。

毕竟如今社会党还没有对地主阶级展开全面进攻，江北农村的土地关系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之下，农民积累极为有限，负担不起任何稍大一点的物质投资。只需要花费时间和很少量金钱的农技推广，无疑最适合于现阶段的江北。

第三十一章 军械厂

林淮唐到徐州以后要处理的事情还非常多，他身为社会党的书记长，专门跑到徐州一趟，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给拒袁运动撑场面的。

社会党体系里的工业建设人才，数量还是太少。徐州作为地方建设计划重点中的重点，林淮唐也放心不下让其他人来负责。他虽然不是工科生，但记忆力好的过分，学习效率也比普通人高许多倍，所以中华书局那边专门为林淮唐搞来了一批外文书籍，基本都是近代煤钢技术相关的材料，林淮唐硬啃下去，对徐煤、徐钢工业布局的问题，才能有更清晰的认识。

四月份以后，从上海江南制造局迁来的一批军工生产设备，也到了徐州。林淮唐亲自到车站接收这批物资，他是考虑到上海的地理位置实在太过于靠前，又处在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未来很可能是会沦陷或被社会党主动放弃的城市之一。

即便从鸡蛋不能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种角度考虑，社会党控制下的军队，在军工后勤方面，也实在不能仅仅依靠江南制造局一处。

除了徐州即将设立一个江南制造局的分厂以外，从前北伐军在蚌埠建立的修械所，经过整合以后，也将扩大为一个军工厂。然后就是广州方面，廖仲恺主动向潮梅当局提出了合办军工厂的提议，廖仲恺的建议是把厂址设在惠州，惠州处于广州和汕头之间，便于双方接受，在社会党角度来看，在惠州合办军工厂，也是一个争取到惠州建立起完善党组织的好机会。

再除此以外，就是福建方面了。

福建省的政权虽然是由同盟会的元老郑祖荫和福建本地新军军人许崇智控制，但是福建省内最富庶的闽南地区政权，完全被社会党人主宰。包括郑祖荫在内的福建都督府一批军政要人，也都和林淮唐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有许崇智掌握的闽军系统，在辛亥年间借着北伐的由头，把倾向社会党的一批军官都赶出了军队，所以闽军系统是完全独立在社会党的影响力之外。

福州有军械厂，还有造船厂，产能与列强相比当然不值一提，但在中国足称规模。只是这些工厂都被闽军掌握，连福建都督郑祖荫都管不到，遑论社会党去插手了。

但这自然也促使郑祖荫又进一步倒向社会党的阵营来，他本来就是林淮唐、林时爽等人的启蒙老师，这时为了确保都督府不被许崇智架空，自然愿意接受社会党提出的合办军械厂的提议。

郑祖荫寄希望于和社会党合办军械厂、合建新军，来摆脱许崇智的架空，这样军械厂厂址自然不能选择在许崇智势力强大的福州，郑祖荫考虑的厂址是泉州和厦门，但林淮唐则力主到龙岩办厂去。

龙岩虽然有金铜矿，但这不是林淮唐参考的主要因素。他更多还是考虑到泉州、厦门就在沿海地区，易于遭到外部敌对势力的攻击，龙岩则深处闽西山地，交通和基础设施的条件虽然差一些，但也不是不能解决的，再加上龙岩本身有一些矿产的优势，前清时在这里也有一些近代化的矿局，技术工人数量比较多，这些都有利于军工厂的建设。

这样，社会党等于同时要在徐州、蚌埠、惠州、龙岩，建设四处中等规模的军械厂。虽然说徐州的军械厂，设备和人员都是直接从江南制造局调来的，蚌埠修械所的设备则是将皖北当地原来的机械生产设备做了整合，但即便如此，生产设备上的缺口依旧非常大。

毕竟即便是最简单的轧钢机，中国此时也无法自己生产，一切机械生产设备都要从外国进口。而在并非中央政府的情况下，林淮唐也不可能和任何国家政府直接达成协议，只能选择通过外国洋行私下进口的办法，但这样又难免被那些洋行狠狠克扣一笔，最后拿到手的设备也很可能是质量非常差的残次品。

当年胡氏父子经营徐州煤矿的失败，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通过太古洋行进口的一批机械设备，其中更换零件都是几位老旧的残次品，以至于设备使用不长时间便出现大量问题，最后造成整个生产计划完全失败。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中国孱弱的工业基础，使得社会党的一切建设计划都背负着类似于此的沉重包袱。熊克武之前还依靠中国公学里一些买办的私人关系，准备从美国进口两台电高炉，但事情至今也还没出现一点回音和结果。

林淮唐很有些感叹，但又觉得如今中国的情况已经比后世好得太多了，国际上对产业升级技术的封锁，远远没有后世那样重视，工业弱国只要抓住历史的机遇，完全有可能实现赶超式发展。

而在二十世纪初，这样的历史机遇虽然不比十九世纪那么多，可也又比二十世纪的后半叶与二十一世纪多得多。

林淮唐留在徐州，每个晚上都会抽出时间啃中华书局送来的那些外文技术材料，他的日语水平不比中文差多少，英文也还过得去，但这时代大部分工业技术的资料都是使用德语，所以林淮唐也是一边学习德文一边看书。

吴玉章知道社会党内，还有外面的许多人，都经常用革命超人这个很带些夸张噱头的绰号称呼林淮唐。林淮唐自己也常在党内强调，他不是什么超人，甚至许许多多方面的领导力，都不比其他中央委员强多少。

可是看着林淮唐一天休息时间如此屈指可数，看着他一头埋进书堆里头学习之余，还顾得上东跑西看，到处巡视和监督徐州的生产建设情况，甚至还花了大量时间接见徐州各界市民代表，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写文章发表做宣传……

吴玉章又觉得这样的铁人，难道不是超人吗？可能说林淮唐不是超人，那才是罔顾现实的唯心主义论调吧。

可即便林淮唐是超人，像这样的超人社会党内也只有一人而已。社会党的党员即便是特殊材料造就而成，也不可能打到林淮唐那种地步，所以条条框框的规定依旧十分重要。

《安全生产规章》的正式条例，在上海经过几番修订以后已经出台。除此以外，林淮唐在徐州又和吴玉章领导的工作小组，一起协商讨论了煤矿与钢铁生产的具体安全条例。

生产安全是林淮唐最看重的东西之一，对羸弱的中国来说，数量还极少的这批产业工人，不仅是未来大规模工业化的种子，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所在，由不得他们因为一些愚蠢的操作失误，让机器活活碾死。

熟练的技术工人少，所以更要设法保护这批种子，也因此林淮唐哪怕知道通过洋行进口机械设备，难免会吃许多亏，也坚持认为这比靠工人的辛劳与巧手来弥补设备不足要好得多。

他在徐州会见了礼和洋行、怡和洋行还有太古洋行的大班，至于汇丰，黄花岗起义时林淮唐在汇丰银行强行借钱的一段黑历史，至今还没下文，汇丰银行虽然几次通过陈嘉庚的渠道表示愿意合作的意愿，可是林淮唐自己是没打算理他们的。

当然真到必要的时候，还钱肯定是要还钱的，但林淮唐没想过靠社会党或政府军队的钱去还，他想的还是自己个人挣的那些稿费够数以后，再去还钱吧。

在那之前，晾着汇丰的勃勃野心，本来也是一桩好事。

民国历史上通过洋行采购而吃了大亏的人，在林淮唐印象里也实在数不胜数，冯国璋、徐树铮、张作霖、吴佩孚……北洋军的许多大军阀，都让一些洋行买办坑过，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前吴佩孚和与意大利洋行打交道，用三百万元采购了步枪五千枝、子弹五千万发、七生炮三十六尊，结果其中八成以上武器朽坏根本无法使用，这样的例子在民国历史上是数不胜数的。

第三十二章 招商

所以若不是军事危机就在眼前，社会党不能迅速在各个根据地具备自行生产枪械、弹药的能力，就有被袁世凯灭亡的可能性，林淮唐也实在不愿意选择同外国洋行合作。

他更希望从最基础的煤钢复合体做起，然后是比较普遍的五小工业，发展起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生产能力来，那样才能算是治本，否则即便从外国引进一些军械生产设备进来，虽然比买枪买炮要划算一些，到底也不过治标而已。

“背禳、绑腿、子弹盒、刺刀、皮带……这些我们都能自己生产，一切设备进口任务，都应当以尽快攻克机关枪生产难题为目标进行。”

普通的步兵装具，其实即便靠中国自己的自然经济也能生产，依靠农会组织协调农村的人力物力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子弹的复装问题，则光是依靠蚌埠修械所已有的机械设备也能解决，普通子弹生产亦是如此。

麻烦的还是步枪、手榴弹和机关枪的生产问题，这些就只能依靠进口设备了。

至于火炮，林淮唐认为以中国目前的交通条件，火炮的重要性远远没有机关枪的重要性大。像北洋军那样，一个师编制几十门七生五的大炮，行动极不灵活，严重些来说甚至是离开铁路干道就无法作战了。

社会党军队比起北洋军，在一般技战术方面没有什么优势，但是在进攻欲望、组织严密性和野战的机动力方面，优势就很大了。

所以社会党完全没有必要以己之短对敌之长，即便师级炮兵火力弱于北洋军，但只要能发挥灵活机动的优势，完全能够在野战中通过拉扯将北洋军打碎拆碎。

这样考虑，便于和步兵一起行动的机关枪，特别是林淮唐希望攻克技术难题的轻型机关枪，重要性就比火炮高好几个梯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