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219节

黎元洪的删电是二次革命和双十二运动的刹车器，他希望将这场大风波停在此刻，等自己上京做总统以后，最好所有人就当无事发生才好。

这又绝对不符合进步党、国民党甚至是社会党的利益。

所以删电发出以后，不仅国民党毫无反应，就连同属人革联的社会党、进步党两党也没有进行响应。只有以陆军总长代理临时总理的段祺瑞，发表了一封表示愿意迎接黎代总统北上的电文，接着徐世昌、冯国璋等北洋大将也陆续通电响应，可终显得势单力薄。

黎元洪或许也是因为响应情况不如他预期那般乐观，所以在所乘火车已经抵达河南时，突然又返回了武昌。

当天夜里，黎元洪在返回武昌的半道上，便又通过孙武向林淮唐递去了一封不作公开的私人亲笔信，表示只要林淮唐发电拥护他入京代行总统职权，黎元洪即将授权林淮唐组织内阁。

但林淮唐并未做出直接回信，内阁也好、国会也好，对林淮唐而言都只是“制宪会议”性质的东西，只有国民大会才算得上“苏维埃”性质的东西。

他需要的条件是什么？林淮唐向孙武明确说明——黎元洪必须承认国民大会的合法性，必须承认一切权力归国民大会！

但如果黎元洪真做出这种许诺，也就意味着国会不合法，意味着他自己的总统地位不合法……

黎元洪可以承认国民大会的合法性，可却无法承认一切权力归国民大会。

至于国民党和进步党，当然就更无法接受这种狂妄到要命的条件。

梁启超也在翌日赶到林公馆，劝告林淮唐说：“……我们的倒袁胜利已经获得很大成绩，现在关键是如何巩固和维护胜利成果……君汉如若继续提出这种过分已极的条件，势必将丧失民心拥戴，还将在革命民主派的阵营内挑起内战……袁世凯虽然下野，北洋实力犹存，现在还不到人革联内讧的时候吧！”

林淮唐对梁启超的话，表示理解，但同时也表示了自己绝不会收回十二月提纲上的发言。

社会党这一次完全公开了自己的革命政策、自己的革命纲领，不再做任何遮遮掩掩的小动作，林淮唐就是要光明磊落地宣告全国

中国社会党，就是一个要实行共产主义革命的政党。

依靠国会大选是不可能真正解决时局问题的，袁世凯实力尚存，北洋军肯定还会做出反扑之举，只要一切权力归国民大会，才能彻底消除北洋军反扑的可能性。

然而除社会党外，其他政党智不及此，几乎全部都反对立刻以国民大会取代国会的主张。

即便是在社会党内部，也有许多人对林淮唐产生不解的情绪。连很多党员都觉得袁世凯已经下野，就意味着革命取得了重大胜利，接下来社会党只要在公正的国会大选中取胜，就意味着中国革命完全胜利。

林淮唐知道时间将会证明自己的正确性，现在被宋教仁、被梁启超、被黎元洪当做梦话的十二月提纲，很快就会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对于那些不解的党员，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耐心地、系统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明他们的策略的错误。

十二月十六日，宋教仁领衔国民党中央理事会，发出了欢迎黎元洪入京收拾残局的通电；十二月十七日，由于未能获得林淮唐的保证，进步党决定采用不署名的方式，以“倡议”形式欢迎黎元洪入京。

十二月十八日，京汉线铁路工人在已经连续一周的罢工以后，在河南郑州发起暴动，迎接河南都督蓝天蔚所部两个营国民军进入郑州；十二月十九日，华北国大筹备委员会在郑州成立，社会党的势力借此由豫东延伸到了豫中地区，袁世凯此前任命的五省剿匪督办冯国璋手握重兵，却只是在洛阳观望，并未出兵干涉。

十二月二十一日，华东国大筹委会、华南国大筹委会、华北国大筹委会发表联合署名通电，宣布在上海成立全国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

十二月二十三日，黎元洪再次发表北上入京收拾善后的通电，由于没有受到林淮唐的直接反对，他决定先乘车到郑州试探社会党的态度，副总统列车至郑州后，华北国大筹委会虽然没有参与迎接，但国民军也没有出面阻止黎元洪继续北上，于是黎元洪决定直接前往北京。

十二月二十四日，袁世凯在这一天搬离了铁狮子胡同一号的总统府，乘车返回项城老家，然而他依旧保持着对北洋集团的巨大影响力，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人也借着摄行总统职权的机会，占据中枢要津，保存了北洋的实力和地位。

全国民气得到伸张，看起来一个旧时代已经彻底落幕。然而林淮唐心知肚明，决战不过是从此刻才算拉开帷幕。

这个资产阶级的临时共和政府，又能维持多长时间？国会大选这场民国的“制宪会议”又将以什么样的结局落幕？

社会党在这场激荡的民族求存运动中，得到的最大好处是使全国多数地区形成了民国政府与国民大会双重政权并立的局面，但国民党依靠深厚的积累以及选举法上的倾斜——多数迈过选举资格门槛的公民，政治倾向还是更亲近于国民党——还是有很大可能在正式国会大选上取得优势。

林淮唐能够接受那样的可能吗？

第一章 日本社会党（上）

民国告成到今天已有一年多的光景，大陆上几千万条辫发落地，好像预示着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跃出地平线。但在香港，除了皇后大道上悬挂起几面写有“力争国权”、“民国万岁”的旗帜以外，街道市井的风物人情，并没有多大变化。

香港沿水的街头，西洋式的多层建筑下，小商小贩们依旧多带辫发，头顶瓜皮帽的孩童穿行而过，依稀间也有几个穿着英伦白色水手服的少年人在分发报纸。

遍布人力车的皇后大道是英国人在香港修建的第一条公路，港英第一任总督在皇后大道上建造了自己的房屋，随后又开设了邮局和基督教堂。

轮船的汽笛声在码头呜呜作响，“红头”裹巾的印度巡捕架着带有锋利刺刀的步枪，列队街头，华人渔船齐聚香港仔的避风塘。位于香港岛南部香港仔的避风塘是一个浮动的中国帆船港口，香港仔是香港九大港口之一。在台风季节，它为当地渔民拥有的渔船提供避风场所。

北一辉阔别广州以后，先在香港下船，等待着坐下一班轮船返回日本国内。

和北一辉同行日久的那位朝日新闻同事——俏丽的女记者武藤纯子——还留在中国，并且可能将转为长期驻留北京的常驻记者。

他离开广州时，广东都督廖仲恺还从自己的月薪积蓄中支出二百元给北一辉作为路费。由于中俄围绕着蒙疆问题发生了激烈抗争，中国舆论对日本人的态度尚属良好，甚至还有不少国民党人坚持认为只有倚靠日本才能制衡俄国。

北一辉虽然暂时离开了中国，但他满心依旧怀抱着对于中国革命热忱的希望和祈盼，并不像另一个时空那样在亲眼见证了中国的排日运动以后，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从此成为了极度仇华的军国主义分子。

北一辉在香港旅店下榻以后，即在社会党香港党部一名党员的引导下，在皇后大道东的一家饭店见到了自己久已仰慕却素未谋面的另一位“革命家”。

“片山先生！”

和爱穿和服、喜作浪人打扮的北一辉完全不同，片山潜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梳着整齐的短发，胡须也修建得十分整齐干净，就连胸前的领带都系得严严实实，看起来就充满了大学者的气概，令人想不到他其实是在美国给人家擦玻璃、当厨夫、干各种杂活谋生之余，考到的耶鲁大学社会学学位。

片山潜是幸德秋水的战友、同志，幸德秋水是什么人？是日本现在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之一，也是北一辉从少年时就十分崇拜的大学者。

就在辛亥革命同一时期，桂太郎政府制造了所谓的“大逆案”，栽赃幸德秋水为首的一批日本社会主义者图谋刺杀天皇，借机逮捕并处决了众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知名学者。

片山潜也受到大逆案影响，被捕入狱，只是他的名声还没有幸德秋水大，不至于让日本政府忌惮到必欲杀之而后快的地步，这才在今年经众多社会人士活动以后被释放出狱。

片山潜推了一下镜片，同这个长期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革命的新锐革命家招了招手。

“北先生……很好，我终于见到你了，宫崎一直劝说我来中国，我想他和内田良平不一样，想来北先生亦如此，定不会令我失望。”

片山潜是受到孙中山的密友宫崎滔天多番邀请，才改变了自己的原定计划，放弃了前往美国的打算。至于他提到的内田良平，则是与宫崎滔天齐名的日本大亚细亚主义另一代表人物。

只是内田良平与宫崎滔天不同，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宫崎滔天依旧努力帮助中国进行建设，内田良平却由于国民党没有履行“满蒙独立”的诺言，转向了同宗社党合作，图谋分裂满蒙。

片山潜最瞧不起的就是内田良平这种托词社会主义、托词大亚细亚主义，实则不过为天皇和军部张目的护国派。

“这次中俄密约问题证明着中国人已经觉醒了亚洲的民族情结，内田良平和头山满那些人再继续操弄黑龙会的把戏，只会引火烧身，使中国与日本两个兄弟民族之间平添无数隔阂。”

早在十年前，片山潜就和幸德秋水一起创建了日本的社会民主党。然而日本社会民主党建党当天，即被政府勒令解散，这以后片山潜和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人又几次组建社会党，但均以遭到取缔结局。

北一辉拿出了近来已经轰动全中国的那份十二月提纲，放在片山潜的面前：“中国社会党的寒电宣言，这些条目提纲，我相信已十足证明着林淮唐是一位笃信社会主义的革命家。”

片山潜在来香港的路上，对林淮唐发表的《十二月提纲》早已有所耳闻。然而提纲具体内容的正文，他还是第一次完整读到。

以片山潜在美国潜心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十余年的历史，他在理论水平比起只通过幸德秋水只言片语来了解社会主义的北一辉，是不知道高出去多少条街。

但越是看这份《十二月提纲》，片山潜的心情也是越为激动和惊骇起来。

“……以国民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解放亚细亚一切国家，亚细亚一切革命的民主共和国都可以以自愿原则一起加入革命的民主共和国联邦……”

北一辉拍着桌子，同样难掩兴奋之情：“《十二月提纲》就是一份大亚细亚主义的纲领！”

大亚细亚主义发源于日本，在十九世纪末黑船叩关的那个时代，日本人显然没有自信仅仅依靠日本国一己之力来抗衡西方霸权，东亚黄种人和欧美白种人之间的力量对比空前悬殊。

大亚细亚主义早期的旗手，如日本海军的创始人之一胜海舟，都算是真正的亲华分子，他们反对那种以提携中国、开化东亚为借口的对外侵略战争，而更倾向于通过对外援助实现亚细亚的共同觉醒。

但在日俄战争胜利以后，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空前增强，越来越多人开始以亚洲的盟主自居，所谓的大亚细亚主义也就日渐成为了掩饰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然而就像片山潜说的那样，大亚细亚主义者里有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这种人，也有孙中山的密友宫崎滔天这种真心实意帮助亚洲国家的人。

在日本，依旧还有为数不少的、真正的大亚细亚主义者。

北一辉就很兴奋：“林淮唐就是尼采所说的那种超人，是与明治大帝并驾齐驱，具备同等强力意志的人物。中国只要由林淮唐掌权，一定就能实现开化，中国的开化，就意味着全亚洲的觉醒，黄种人沦为二等种族的时代也就要结束了！”

年轻的北一辉眼里闪动着沸腾的欲望之火，看得片山潜一阵心悸，但学者做派的片山先生很快冷静了下来：“《十二月提纲》是一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北先生，宫崎先生告诉我你是一位有志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青年。但我看过你的许多文章——说实话，我不认为天皇绝对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是能够共容并行的事物。”

第二章 日本社会党（下）

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们，早对天皇制度满腹怨言。幸德秋水引爆的“南北朝正闰论”，更是直接攻击明治天皇出身的北朝一系皇族并非正统，最后还迫使明治天皇自己都承认南朝一系才是天皇的正统所出。

像片山潜这样正统的科学社会主义论者，对北一辉那种充满浓浓“中二病”的土味法西斯与社会主义杂糅的思想，当然很瞧不上眼。

北一辉先辩解了一番天皇制度是日本的民族魂云云，眼见着说不过片山潜这样的大学者，他只好强调：“林淮唐的《十二月提纲》也说了——像蒙藏等地区，应当暂时保留一些如班禅活佛的制度，这不是革命的倒退与妥协，而是在尊重民族传统的基础上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

片山潜的理论水平远超北一辉，但和《十二月提纲》这种建立在革命实践与后世知识上的理论框架相比，便又相距甚远。

他感叹良久，想来想去也不能破解北一辉的“诡辩”，不得不感慨：“林淮唐是天赐亚洲的革命大先生。”

辛亥革命对日本的影响其实并不小，毕竟日本虽然在1890年就开始了国会众议院议员选举，但按照当时以一定纳税金额以上才能参加投票这种条件，全国只有1%左右的人口能够进行投票，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资格的范围比之民国还要狭隘许多倍。

中国的共和革命对于保留了君主制度的日本，也有很大冲击，孙中山、林淮唐等革命家的名声，早在辛亥年就传入日本。

特别是一贯注重媒体宣传策略的林淮唐，本来就通过北一辉、武藤纯子等人与朝日新闻维持紧密联系，很重视自己在日本新闻界的舆论形象，其声名之高大，甚至是不下于日本幕末维新的一些有名志士。

何况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政府大权实际落在了以萨摩、长门主导的两大藩阀之手，大量华族、新兴资本家和过去支持幕府一派的藩阀武士都被排挤在中枢权力之外。

明治天皇还活着的时候，萨长藩阀体制犹能勉强保持。可就在辛亥革命大约同时，明治天皇也已病逝，明治之子大正天皇则没有其父强大的政治才能与旺盛的工作精力，根本无法继续维持萨长二元体制。

那些被排挤在中枢之外的势力，便纷纷组建在野党，乘着辛亥革命引燃的民主主义之风，提出了“大正民主”、“护宪斗争”等口号，准备打破萨摩、长门两大藩阀对于日本政府权力的垄断。

所以像林淮唐这种中国革命的民主派代表人物，当然就成为了日本在野党“公知”们狂吹的“外国圆月亮”。

毕竟对这些野党来说，民国具体发展得怎么样、林淮唐具体是何等人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借题发挥，趁机攻击和批评执政的萨摩、长门两大藩阀。

北一辉也感叹：“中国的国会大选结果即将落实，与中国相比，我国的民主制度真可谓少数藩阀的俱乐部游戏。”

片山潜对此颇为赞同：“桂太郎与西园寺，此者下台则彼者上台，彼者下台则此者上台，政治罪恶、思想迷信的局面怎么可能打破！”

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是分别代表日本陆军、海军的藩阀势力代表人物，他们两人依次组阁，已经像俄罗斯套娃般维持了十余年的“桂园内阁时代”。

最近中俄密约被曝光以后，执政的桂太郎内阁也被日本公众舆论批判放任俄国扩张在华势力，拥有大量新兴资本家支持的立宪国民党也对桂太郎群起而攻之，甚至还有人在国会上公然引用林淮唐的发言，喊出了“维护宪政，打倒阀族，实现真正人民民主”的口号，一时间震动朝野，以至于日本首相桂太郎不得不亲自出面发言道歉，但还是不能抑制日本国内的炎上状态。

片山潜说：“下令镇压社会党人的桂太郎内阁，已在风雨飘摇之中。军部对他放任俄国扩张的态度非常不满，以新兴资本家为主体的护宪派更不满藩阀垄断政权，作为桂太郎内阁支柱的明治元老们，据传也有换马的打算。最近立宪国民党重新提出解除党禁的议案，也有人认为桂太郎过于严厉地镇压社会党将恶化中日关系，所以社会党很可能在近期恢复合法状态。”

片山潜很郑重地问道：“北先生愿意与我们携手重建日本社会党吗？”

北一辉在辛亥革命以前，还只是日本国内名不见经传，至多在一两个县内有些名声的新闻评论家而已。片山潜则是与幸德秋水同辈的大学者，幸德秋水是何方人物？那可是能喷得明治元老们靠掀桌子才能赢的狠人！

“当然！片山先生，我当然愿意成为新日本社会党的一份子！”

辛亥革命期间，北一辉几乎一日都不间断地向日本读者介绍着中国革命的情况，特别是重点向日本国内介绍了林淮唐这一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