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220节

他自己的理论水平虽然不高，文笔也不能和片山潜相提并论，但靠着翻译观察日报、赤戟报的许多文章，还是在日本国内博取了相当高的人气，逐渐名声鹊起，据说就连近段时间国会护宪派的领袖尾崎行雄在和桂太郎辩论时，也曾引用过北一辉笔下的文字。

片山潜将北一辉带来的《十二月提纲》卷了起来，收入文件包中。

“我们要尽快将十二月提纲翻译成日语，向国内介绍中国革命现在最高的成果。一旦日本社会党恢复合法活动以后，我们一定要争取邀请林淮唐先生来访问日本，促进新中国与日本的友谊。”

片山潜的话，也让北一辉整个人热血激昂了起来，他在中国亲眼目睹着中国社会党主导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活动，只恨自己没有能力在日本复制这一系列的壮举，现在片山潜准备重建日本社会党的举措，无疑就为北一辉开启了一扇实践之门。

年轻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北一辉，在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风雷激荡以后，终于向那条未曾设想的道路迈出去了属于日本的第一步。

“我们也要在日本发起国民外交运动，对林淮唐等人的抗俄义举进行应援，亚细亚的黄种人必须团结起来抗衡暴俄！”

片山潜对北一辉过头的热血有些忧心，但也对青年革命者的冲劲儿十分欣赏。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在过去，大多都是像幸德秋水和片山潜这样的学者，基本上都是来自文部大学、戴着眼镜的教授，想要实现日本革命的胜利，或许日本社会党缺的就是像北一辉这种充满热血又具备实践能力的“青年战士”。

中国社会党在香港的党部还会为片山潜和北一辉提供更多帮助，毕竟日本社会党经过“大逆案”的打击以后，元气大伤，即便依靠护宪运动恢复合法状态，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支援，也很难在短时间内重新成长为一个具备全国影响力的大野党。

中国社会党香港党部——或者更准确一些，应该叫做中国社会党海外党部——的负责人是何子渊，他与宫崎滔天等人是旧交，在海外华侨中也有很多人脉，片山潜与北一辉回到东京以后，还可以得到许多东京华侨的帮助。

当然重建日本社会党所需要的经费，何子渊也通过香港的兴闽银行分行和社会党经营的华南海运公司，向片山潜提供了一笔高达数万日元的“风投基金”。

这些钱既是中国人民对日本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国际主义援助，也是中国社会党对大亚细亚主义的一分赞助。

第三章 蔡锷的疑虑

火车在京汉铁路北段的道路上快速行驶，来自徐州的煤炭被火焰烧灼，化成白色的蒸汽烟雾推动了这庞大机械的前进。

沉重的轰隆声打破了蔡锷的睡梦，他勉强睁开睡眼，先咳嗽两声，长年吸烟带来的咽喉肿痛在连日的火车旅程后，更让蔡锷感到些许不适。

“以前京汉线上的火车多用开平煤，近来却是使用徐州煤和淮南煤更多一些。”

蔡锷的参谋长罗佩金手上拿着一本厚厚的《一年计划建设年鉴》，来回翻阅并不时露出惊叹与艳羡杂糅的神情。

“松坡，你要看看这些材料吗？”罗佩金将年鉴放到特等车厢的桌上，“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有时候我也怀疑社会党短短一年时间真能建设出这么大的成绩吗？但销路很广的徐州煤、淮南煤，却是不能作假的。”

蔡锷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按捏着自己的咽喉部位，舒缓痛疼，摇头拒绝了罗佩金递上来的那本年鉴。最近一段时间，社会党人在全国各省区内的气焰态度愈发嚣张，社会党与进步党的蜜月合作行将破裂，蔡锷虽然并非进步党的死忠，但进步党党魁梁启超却是蔡锷的授业恩师。

罗佩金耸动肩膀，又翻动报纸：“社会党和国民党又在天津发生了冲突……”

“什么原因？”蔡锷问道。

“还能是什么原因？”罗佩金回答，“和上周南京一样，社会党的几个党员质疑国民党天津党部的竞选人有舞弊嫌疑，国民党三民主义学会的人便怒不可遏，当天夜里就组织了数百人围堵社会党天津党部，双方口角争辩之余还造成了二十多人受伤，隔天社会党不服，又从津浦铁路工会拉走一千五百名工人捣毁了国民党天津党部，打死打伤四十多人。”

自从上一年年底社会党、国民党、进步党、共和党联手策动双十二运动以来，袁世凯辞职下野返回河南项城老家“养病”，各党之间短暂的同盟共斗关系便宣告破裂。

三月份国会大选的结果就要公布，社会党与国民党在各省区内的冲突也日益频繁起来。

不仅仅是候选人们唇枪舌战，各扒黑料，而且还发展为了许多准军事组织的街头斗争。社会党组织的工会纠察队和农会自卫军行事最为激烈，动辄就以“竞选舞弊”为理由袭击甚至杀害国民党的候选人，作为报复，国民党也争取到了许多乡绅团练的支持，在各地对社会党党部展开反击。

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就是南京至上海之间的苏南地区。

由于社会党与国民党在这一地区内的势力分布犬牙交错，土地矛盾又特别激烈，国民党的支持者力量也比较深厚，所以两党的街头暴力冲突特别频繁。

罗佩金刚刚提到的天津武斗事件还算小事，此前在南京发生的另一桩武斗事件，最后可是发展到了南京卫戍军队与浦口国民军卫戍部队直接交战的地步，造成了国民党一系武装伤亡二百余人、社会党一系武装伤亡四十余人的下关惨案。

蔡锷一听到这些新闻，眉头就紧锁在一起。他面容英挺，鼻梁高耸，一脸苦闷也显得俊朗不凡，但说话时鼻音却极重，好像声带互相拥挤在一起似的。

“武斗、武斗，又是武斗！今年一月、二月以来，国民党、社会党到底发生多少次武斗了？我们本来以为袁世凯下野，国家就要迎来长治久安，没想到二党党争频频，几使得民国国将不国。”

蔡锷心烦气闷，又点燃了一支香烟。他猛地用力一吸，吞云吐雾，又把烟气呼了出去。云南的烟草种植业颇为发达，但和鸦片种植业相比又相差甚远，辛亥年时滇军光复贵州时，一路就是以鸦片为军饷。

蔡锷本人也吸大烟，鸦片瘾在云南是一项没人躲得过去的问题，不仅蔡锷如此，即便蔡锷很欣赏、很爱护的那位朱司令亦然。

罗佩金望着蔡锷，有些担忧：“任公几番来电，劝您勿要食鸦片、勿要吸烟，长此以往，身体是要受不住的。”

蔡锷苦笑一声：“我正努力戒着鸦片呢，但若要连烟都不准吸，未免苛责。”

蔡锷靠在椅背上，望着车厢的天花顶，一眼万年，好像看到了遥远的未来：“……双十二运动以来，我国家民气伸张，袁世凯负荆下野，北洋诸将也束手待罪。我原也以为大局好转，国势转危为安，我国家很快就会步上正轨。可你看一看啊，咱们从云南一路北上，沿途所见尽是党争，又岂有一党一人将国家放在心上？国民党为绅商争权，社会党为工农夺利，都只谋一阶级、一群体之私利，何尝将国家民族放置心上。”

蔡锷的问题，令罗佩金默然不能作答。国会大选的截止日期越是接近，社会党、国民党的党争也便越是激烈，像他们这些进步党人的立场也就越是尴尬。

“任公到底怎么想的？”

蔡锷困惑，罗佩金也同样困惑。

自打袁世凯下野辞职以后，梁启超就步步紧跟林淮唐的政策，俨然成了社会党人的跟屁虫，一切随林淮唐的指挥棒而动，已经引起了进步党内部很强烈的争议与不满之声。

蔡锷虽然是梁启超的门生弟子，也很难完全接受这种状况。

这回蔡锷等人上京，除了一方面是段祺瑞摄行国务总理一职，陆军部长期无人主持，梁启超力争到由蔡锷长陆军部外，另一方面也是进步党内部希望蔡锷能到北京劝说或者限制梁启超的作为。

“进步党若不能成为社会党、国民党以外的第三党，国会中不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我国家就会在这种旷日持久的党争中瓦解。”

蔡锷对目前民国的局面是异常痛心疾首，所以也宁可放下云南都督的实权，冒险前往北京担任陆军总长这一虚职，希图能起到制衡党争的作用。

然而火车愈是靠近北京，蔡锷和罗佩金等人沿途所见所闻，都警示着他们——如今一触即发的紧张危局，绝非一二人物信手便能解决。

罗佩金指着火车窗外，道：“松坡，你看。”

火车已经开过黄河，夕阳余晖斜照，在邙山黄河之滨的郑州黄河铁路桥傲视中原。钢筋铁骨的结构矗立在辽远壮阔的母亲河上，桥下是层层澎湃的洪流奔涌而过，裹着无数泥沙冲往下游的土地与遥远的海洋。

黄河以北就是一望无边的华北大平原，这里村庄林立，人口稠密，过去是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带，直到现在也是各类会道门组织盘根错节的地方。

蔡锷随罗佩金的声音向外望去，尽头的地平线上能看到众多村庄民宅的背影，还有涂写在房舍墙壁上的海量标语，在落日斜阳的阴影下，与壮阔的大平原共同构成一幅震撼心弦的画面

成百上千的赤字标语，成千上万的横幅、图画和旗帜，“工农奋起”、“支持社会党就是保田地”、“斗地主分中原”、“保境安民铲田埂”、“共食共产是一家”、“人人有粮吃、人人有田耕”、“有钱同使、有饭同吃”、“均贫富、分田地”……好像古往今来数千年民变蜂起的口号，都出现在华北燕赵大地之上。

蔡锷靠在车窗上，一眼几乎望不到那些标语旗帜的尽头，有的是红旗黑字、有的是黑旗白字、有的是白旗黑字——旗帜横幅招展如云，席卷若浪花汹涌，恍惚间让蔡锷好像回到了整整十三年前的庚子年。

“旗帜林立，不下于义和拳最盛之时！”

社会党北上发展以来才多长时间？居然就在直隶南部的乡村地带拥有如此骇人的声势？

蔡锷的背上忍不住生出涔涔冷汗，令他顿时感到比起国民党，社会党对于中国的前途命运具有更致命的威胁性。

“到北京以后……”蔡锷徐徐沉吟，“我要拜见宋遁初。”

第四章 北京的胜利

暮春的北京气温渐渐升高，不复昨年冬日时激烈的氛围，城门前不时走过一队摇晃驼铃的北归商旅，中俄交涉的结果虽然还没有确定下来，但市民们光是见到源源不断从张家口返回的驼队，便能感受到一种胜券在握的信心。

口外的大量紧俏商品入城以后，有的直接在街头摊贩叫卖，更多的则转卖给大商家，羊毛将作为纺织的原料，大量乳制品则会进行二次加工，相当一部分骡马则被政府收购，繁荣的气息满溢街头，几乎掩盖住了昨天国民党人、社会党人在街头武斗斗殴留下的痕迹。

北京自古多风沙，特别是三四月间的沙尘暴，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厚厚的黑色尘土伴随驼队而至，大风从西北刮过，飞沙扬砾，白日昏暗，每一家店铺干净明亮的窗几上都迅速堆满灰尘，遍布老北京城内的各家王府、园林，雕梁画栋也好亭台楼阁也好，经过风沙洗礼，除了那些种在草地正中的树稍稍有点光彩以外，其余都被污染得暗淡无光。

刚从南方抵达北京的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大部分成员都是南方人，广东、福建两省籍贯代表占到了全团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他们多不习惯幽燕天气，对古老首都的沙尘暴更是毫无心理准备。

众人在前往林公馆以前，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整理甚至是清理自己的着装。林时爽拿出手帕擦着满是灰尘的鞋子，拍打着满是灰尘的大衣，整理被风吹乱的头发，几位代表互相传递着粉纸清除眼角的灰尘。

军人出身的林述庆笑呵呵地说：“两年前我们在北伐路上餐风饮露，狼狈之状却也比不上今日。”

众人闻之无不失笑，和南京、上海等地的紧张氛围相比，由于社会党和国民党在北京的基础都比较弱，所以这座民国首都的政治僵持气氛反而减淡许多。

以北京为中心发轫的双十二运动，气息犹在，代表们还能经常在街道上见到一些去年年底张贴出来的爱国标语。

袁世凯辞职下野以后，陆征祥也紧跟其后，不仅宣布辞去总理一职，而且直接逃回老家，曾经参与中俄密约交涉的曹汝霖等人也是如此。

这以后中俄关于外蒙古问题的交涉短暂中止了十天左右，直到黎元洪抵达北京以后，在林淮唐和段祺瑞的建议下，黎元洪授意顾维钧代理外交次长，出面主持交涉事宜。

当时还在外蒙古境内作战的草原骑兵集团，则没有理会沙俄的警告，继续前进，在今年——即民国二年，1913年年初包围了库伦。

原来态度极为强势的沙俄声音却迅速软化，不仅没有如其前言出兵攻击中国军队，反而在草原骑兵集团包围库伦时撤走了驻库伦的一支军事顾问团。

这既是由于双十二运动展现出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是由于国际环境在此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12年初，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黑山四国缔结了旨在反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异族统治的巴尔干同盟，并在1912年10月以马其顿反土耳其起义为契机共同对土耳其宣战。

巴尔干盟国在兵员数量和武器质量，尤其是炮兵数质量和军队战斗训练水平上，均优于土耳其军队。而且这些国家的军队在民族解放斗争目标的鼓舞下，士气高昂，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彻底打败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使得土耳其不得不放弃了除君士坦丁堡以外的全部欧洲领土。

巴尔干同盟中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两国都是和俄国同种同源的斯拉夫人，泛斯拉夫主义兴起以后，俄国更视保护巴尔干的斯拉夫民族为沙俄帝国的核心利益之一。

本来巴尔干同盟对土耳其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对沙俄来说也是一项外交胜利。

然而没过多长时间，由于俄国在巴尔干同盟瓜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遗产的问题上处置不当，致使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三个国家围绕马其顿领土的分配问题，矛盾激化，德国、奥匈帝国两国也借机插手，至1913年1月6日，巴尔干同盟即宣告破裂。

随后奥斯曼土耳其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也发生了一场政变，新上台的青年土耳其党拒不接受和约条款，决心重新挑起战火，巴尔干的局势于是急剧地复杂了起来。

和巴尔干相比，外蒙古的问题实在是无足轻重。

更何况现在德国和奥匈帝国两国也插手了巴尔干，正在唆使保加利亚对马其顿的塞尔维亚军与希腊军采取军事行动，俄国急需在外交上获得协约国特别是英国的支持。

而沙俄若继续扩大在华势力范围，就很可能和日英同盟发生冲突。

两害取其轻，俄国在巴尔干问题与外蒙古问题的抉择中，当然会更重视巴尔干。

所以在1913年1月6日巴尔干同盟宣告中止以后，俄国便撤回了其原来部署在库伦的军事顾问团，对中国交涉的强硬口气也大为软化。

现在中俄虽然还没商定新的修约具体条款，然而据顾维钧所言，外交胜利指日可待。

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成员们，抵达北京以后，见到氛围重新变得轻松起来的首都，心情也大为宽慰。

他们一路乘坐津浦线火车北上，一边见证着一年计划在江淮地区的种种建设成果，一边见证着社会党在直鲁豫等省区的组织扩展，又如何能够不感到万分的欣慰呢！

林时爽和林述庆两位中执委书记局成员，带着代表团众人来到了林公馆的门前。林淮唐一袭居家单衣，出门相迎，几位已很长时间没能见面的老朋友抱在一处，开怀大笑。

虽然因为大选的事情，社会党现在和国民党关系搞得很僵，各地武斗冲突频频，但胜利才是此刻林淮唐心情的主基调。

“请！大家，快请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