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236节

但即便如此，南京之战的缴获军资之多，还是让林淮唐、林时爽等人面面相觑，很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林淮唐嘴角微微抽动了几下：“徐、淮、沪、粤四厂，一个月的产能是多少？”

对工业建设工作比较熟悉的林时爽答道：“南京之役的缴获，最少也相当于四厂四个月甚至于五个月的产能。”

红军在南京缴获的这批武器，全部加起来估计能够武装两个师，这已经接近于目前社会党所属四大兵工厂近半年的生产产能。

不过这也是因为除了上海的江南制造局以外，徐、淮、粤三厂在设计投产之初，就没有考虑过大规模生产身管火炮的计划。

如果去除身管火炮这项的话，南京之战缴获的武器装备，大概相当于四厂两个半月的产能，虽然稍逊一些，但算一算性价比，其实也非常惊人。

毕竟红军才投入一个师兵力，才花费一天的战斗时间而已。

战胜之威，收获之大，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的瞠目结舌。

民国初，继承的是清政府孱弱不堪的军事工业，其根本不能保证正常的国防需要。在后世历史上，北洋军阀、国民党和各地军阀为了争权夺利相继建立了一批军事工业，使中国的军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具体的成就呢？

直到北洋军政府最终垮台的1927年为止，在这一阶段北洋政府新建了规模很大的巩县兵工厂，扩建了汉阳兵工厂，地方上张作霖建立了全国最大的东三省兵工厂，阎锡山建立了全国第二的山西兵工厂，其他一些军阀也建立了几十个大小不等的兵工厂。

可是总的生产量，据不完全统计，北洋政府时期47个兵工厂，从1912年到1927年共生产各种枪支72.52万支，火炮3643门（其中迫击炮2303门），枪弹84646万发、炮弹27.63万发（其中迫击炮弹12.57万发），手榴弹14.32万枚、火炸药154.38万公斤。

这是整整十五年间的产量，如果平均算到每一年头上，相当于全中国一年才只能生产60000支枪械和300门包括小口径迫击炮在内的火炮而已。

更惨的是，全中国整整十五年时间才仅能生产出27万发炮弹，其中还有将近一半都是迫击炮炮弹。

东欧的保加利亚算是小国了，在欧洲一般被认为是农业国而已，可就在1912年爆发的巴尔干战争中，连保加利亚这样的东欧小国都使用了1200门身管火炮，每月消耗的炮弹数更是高达254,000发。

这就意味着，如果林淮唐不改变这个可怜的中国，那么以全中国的力量，从1912年一直生产到1927年，生产出来的全部炮弹，还要加上更容易生产的迫击炮炮弹，也才仅仅够1912年的东欧小国保加利亚使用一个月而已。

中国沦亡衰弱到这种地步，也就难怪国民的精气神和民族尊严一文不值，后来人恐怕很难想象如斯一个偌大国家，一个起码还拥有四万万国民的大国，十五年生产出来的炮弹数量，才够1912年的保加利亚打一个月仗。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吗？恐怕已经是僵透了。

这样一具尸体，真没有什么珍惜的价值，除非从它的身上长出一条全新的生命。

这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了，不新，则死。

“北线作战呢？”林淮唐偏头问，“南京方面的战果比较预料顺利太多，也好了太多，集结江南一线的部队可以适当北调。”

姚雨平一个人兼任着中革军委的副总参谋长以及红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算得上是红军总参的大脑核心。他跟林淮唐坐列车来的一路上，还怀揣着无数电报和文件，随时关心着前线战局的变化以及各级作战参谋的回报报告。

解放战争开始以前，林淮唐就力排众议，提出了“向北防御、向南发展”的总战略。中央委员会本来多数都反对这一战略，毕竟红军最大的敌人是北洋军，而北洋军的主力当然在北方，南方更多是国民党和进步党派系的武装，中央委员们普遍认为只要集中主力快速击败北洋军，那么国民党系、进步党系的杂牌军自然也会望风而降。

但林淮唐也有他自己主张的理由，北线战场是以京汉铁路、津浦铁路两条交通干道为中心展开，地势又比较平坦空旷，有利于北洋军发挥自身火力优势，南线战场则是山林密布、水网纵横，更有利于红军发挥自身机动优势。

何况，林淮唐还坚持认为一旦北洋军露出明显的颓势，列强势必会插手干涉，特别是日本很有可能直接派出大规模的干涉军队进攻红军。

中央委员会对此颇有异议，大家都觉得欧洲形势日渐紧张，在华列强间的关系都处在紧绷的平衡中，德法、英俄、美日……一对对矛盾决定了列强很难达成一致的干涉立场。

至于日本尚属于二等列强，如果英国不点头，日本绝不敢单独派出军队干涉解放战争。

中央委员会的观点也算是建立在国际视野上，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然而他们很难考虑到国际局势的进一步变化，欧洲形势那样紧张，如果突然间爆发一场把主要列强全部卷进去的欧陆战争，英国还能继续限制住日本的干涉野心吗？

考虑到这种特殊情况，红军就必须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也就是“向北防御、向南发展”，首先确保对南方各省的控制，特别是将华东、华南两大根据地在地理上直接连成一片后，才能考虑二次北伐。

林淮唐一手缔造了中国社会党，虽然党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很尊重中央委员们的共同决策、共同领导，但林淮唐的个人威望依旧不容忽视。

在他强烈的呼吁之下，最后多数委员还是转变了意见，表决通过了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

林淮唐问到北线战场的情况，姚雨平低下头：

“北线战场甚为焦灼，北洋军重兵环绕山东，决以鲁省为突破口与红军决战。汉郎正在徐州指挥作战，豫东、山东两大战场，红军均稍处下风，敌人在兵力、兵器上皆占据很大优势，北军叫嚣要在两个月内占领徐州，局面还很紧张。”

第三十六章 社贼

民国二年的五月，山东全境正面临一场空前风暴的袭击，北洋军的主力重兵集团正沿着津浦路大举南下，志在夺取解放区内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之一——徐州。

徐州这座古城，毋宁说是一片古战场。几百年来、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的分裂时期南北两军总会围绕徐州展开一番龙争虎斗，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注定着这片古战场上的风霜、金戈、落叶与盛夏时的光芒，将决定由谁来主宰四万万国民的命运。

与南京方面不一样，北洋军政府的立场是坚决的——坚决的顽固和反动——决策也是统一、集中和能够贯彻执行的。

从李鸿章时代开始近亲孽滋的这一目前中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从淮军时代开始就不以军纪严整著名。李文忠公麾下使用洋枪武装起来的蝗虫军团，用另一种足够让松井石根引以为友的作风，扫荡了太平军占领过，甚至哪怕只是走过的每一寸土地。

李鸿章和另一位曾文正公一样，相信镇压“造反者”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将他们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彻底毁灭，将满坑满谷的“数十年来该杀未杀之人”彻底杀绝，才能彻底镇压发、捻。

很显然，袁世凯相当赞同他那两位前辈的观点。

在“五月风暴”爆发以前，甚至在国会停摆以前，北洋军的绝大部分机动兵力就驻扎在了毗邻山东的直隶南部一带。随着军事形势的日渐紧张，越来越多的北洋部队也通过津浦铁路上的列车迅速南下，开向以济南为中心的鲁中战场。

数个师齐头并进，鲁中地区势力根深蒂固的众多团防武装也蜂起响应。山东省的缙绅们在去年整整一年时间里，可是亲眼目睹了社会党人在鲁南执行的种种社会改革，或者换一种缙绅们爱用的说法——“群贼啸聚”。

所以鲁中一带较有资产的阔老板、乡绅和大地主，都全力支持北洋军向南推进，不仅沿途为北洋官兵提供了大量免费的酒肉粮食，而且还有不少人带着各式各样的团练私兵主动到济南向段祺瑞报道，表示愿意参加“弹压社贼”的战事。

社贼是鲁中缙绅对中国社会党的一种蔑称，顾名思义是“社会党匪贼”的意思，与北洋军政府现在较常使用的“叛匪”一词相比，更突出一种咬牙切齿的阶级仇恨。

其实社贼并非是乡绅们生造出来的新词，而是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明末清初时南方就有“社贼”暴动，多是特指南方各省的佃农、奴仆造反。

那时候李自成率军攻占了北京崇祯皇帝自尽的消息传到南方，各地的奴仆闻风而起，迅速掀起了一场反对封建人身依附的解放运动。所谓“天地回薄，贵贱翻蹑，我辈何必长为奴乎？” 他们组织起来，自称为“削鼻班”。

这个名称的来源是江南一些地方“谓奴曰鼻”。班名“削鼻”，就是要削除奴仆的身份和世籍。削鼻班策划了举事的日期，规定到时“各刦其主，破券均齿乃已。”弘光朝廷建立以后，地主豪绅有了靠山，神气起来了，削鼻班的活动暂时趋于沉寂。乙酉五月，清军南下，弘光小朝廷覆灭。奴仆们又“拍掌相贺曰：我知天公果不欲终奴我也。”，重又武装起来，一边清算地主阶级的罪恶，一边也同清军作战，这就是明末的“社贼”武装。

鲁中缙绅以“社贼”一词称呼红军，未必是了解这层历史。然而不幸历史的脉络确有逻辑，三百年前南方的奴仆们所掀起的人身解放斗争是完全正义的，三百年后亦然。

社贼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他们大行杀戮，但这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

因此，以林淮唐为首的社会党人不仅不把“社贼”当成一种蔑称，而且观察日报还专门连载了三旗“社贼历史”专栏，告诉全国的读者们，社会党人确然是民国的“社贼”，且不仅是“社贼”，而且还要完成三百年前明末“社贼”未尽的事业，把“贼”的蔑称彻底消灭在历史的熔炉里。

阶级的仇恨是如此尖锐，鲁中缙绅们组织起来围剿“社贼”的团练武装，在很多时候表现得比之北洋军还要狠辣。

他们沿村沿乡、挨家挨户的搜索着“通贼乱党”，如果在某个村民家中中搜查到红军的标语、书籍或旗帜，就要用连坐的惩罚，将周围十五户人全部杀光。

例如胶东地区，那里被德国人控制的胶济铁路隔开，同红军广阔的鲁中南根据地之间有一条从济南一直延伸到青岛的漫漫分割线。团练武装便一拥而入，在胶东和鲁中交界的临济、寿光、昌邑、平度等县大开杀戒，借口报复红军的“五月风暴”，实际上则是执行着无差别大屠杀。

好几十个村庄被完全烧毁，废墟、白骨、烧焦的尸体和被奸杀以后肢解的女尸遍布胶东，纵横上百里的古青州一带完全成为了巨大的乱葬岗，死者绝不下于六七万人。

这样对比，社会党人按照清单名册“屠杀”的几千人，真仿佛区区一道甜品，在饕餮饱餐者的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指挥山东北洋军的人是段祺瑞，他不久前还是摄行国政的国务总理，只是由于山东战场实在太过于重要，袁世凯才不得不派出手下最有分量的大将前来督战。

段祺瑞刚刚被发表为鲁、皖、苏、浙、闽、粤六省剿匪督办，名头比隔壁河南冯国璋的五省剿匪督办还要来得威武霸气。

由于段祺瑞的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济南，冯国璋的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洛阳，所以比起六省剿督、五省剿督来，人们更愿意使用像济南剿总和洛阳剿总这样更加精确和生动的名词。

段祺瑞离开北京以后空悬的国务总理一职，坊间传闻袁世凯属意徐世昌，但也有人认为为了安抚和争取国民党的更多支持，袁世凯还有可能让宋教仁接任总理。

肮脏的政治交易尚无法影响到山东前线的战火，北洋军集结在山东前线的兵力除了杨善德第四师、靳云鹏第五师、李纯第六师、卢永祥第十师四个齐装满员的正规师外，还包括了施从滨第一混成旅、张敬尧第二混成旅和臧致平第四混成旅。

如果再算上山东境内的大量团练武装，北洋军光是在山东一地就集中了十万军队。

袁世凯决意在津浦路上和林淮唐决一胜负的信心十足，北洋军相比当面的鲁中南红军具有兵力、兵器上的绝对优势，而且按照过去的交手历史来看，像北洋六镇的部队对比红军来说单兵战斗力也毫不逊色，袁世凯就没考虑过山东战场会失败的情况。

袁世凯甚至认为最乐观的情况下，只需要一个月就能拿下徐州，至多八个月的时间就能基本平定匪乱，只消十个月后林淮唐或许就需要违背他自己的“三不誓言”逃亡海外咯。

北洋军正在大举前进，华东野战军的司令陈更新则在徐州一根接着一根抽烟。陈更新是黄花岗之役的七十二志士之一，资历非常高，他从来都是个洁身自好、以身作则的人，不仅烟酒不沾，而且还很反感别人在他面前喝酒抽烟。

可现在司令部里却满是烟味，陈更新的脚下七零八落地掉满了纸卷烟剩下半截的烟头。

他双手按在放满报告和地图的桌上，眼里密布血丝，声音沉闷：“向北防御、向北防御，只有三个师，让我怎么防御？！”

第三十七章 山东

在红军的主要将领里，陈更新的地位非常高，他是北伐军第一混成旅旅长，从先锋队时代到社会党时代，陈更新一直以来指挥的都是革命武装的绝对主力和劲旅。

但他性格沉稳，平常话也很少，又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性子，也极少在党内和其他同志发生冲突。默默无言中稳扎稳打的埋头苦干，才是陈更新的特点。

现在连他都感到山崩般的压力，可见北线战场的情况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指挥部里烟雾缭绕，年轻的作战参谋们全部拿着红蓝铅笔三班倒地转，华东野的参谋长就是北伐军的参谋处作战主任李济深，他和陈更新更熟悉也更信赖的副参谋长秦汉唐一样，两个人完全累得脱相，两颊深深凹陷下去，很明显是连续几天没怎么吃过东西也没怎么好好睡过觉。

华东野战军编制下的总兵力是五个师又三个独立旅，这之中最精锐的张云逸第一师被调去打响了南京奇袭战，薛岳第三师一部正在配合浙江的光复军占领苏州，一部则已抵达南京准备应对李烈钧的反扑，三个独立旅中装备最好的张发奎旅也正在向南京增援，孙宁旅则驻守在豫东一带，叶挺旅则留在上海做预备队。

陈更新手中的可用之兵，确实只剩下三个师，而且还是杨若钧第二师、陈仪第四师和杨宗周第五师这三支装备、训练都稍弱一些的部队。

他们要面临的对手，却是由段祺瑞亲自指挥的北洋军四师三旅主力部队。

向北防御，向南发展。

说来简单，现实中执行起来却也就意味着红军主力必须集中在南线战场，北线只能部署次一级的部队，兵力、兵器都是如此。

而且山东省内的津浦线和胶济线形成了天然的封锁网络，大大局限了红军的机动活动范围，使陈更新很难把握打运动战来伺机歼敌的机会。

段祺瑞不是一个庸将，恰恰相反，即便不提他在战略战术上有多少造诣，仅仅是段祺瑞在北洋军事集团内部的威望地位，就能确保他对各支部队如臂使指。

像北洋军这样距离半近代化都还有一些距离的军队而言，一个能够把各部拧起来的领袖才是最重要的。

北洋军这一两年来并不是在吃干饭，段祺瑞、徐树铮都很认真地研究过红军的作战特点，他们同样看得出来北洋军长在阵地战的火力优势，红军则长在运动战的机动优势。

所以北洋军山东兵团的攻击部队作战非常谨慎，他们小心翼翼地前进，采取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和避免突出的战法大兵力谨慎地滚动前进，并且绝不脱离铁路做单独行动。

徐树铮还为山东的北洋军提出一条毒计，那就是在北洋军正规部队前出发动攻击以前，必须要先放任鲁中缙绅的团练武装出击红军的纵深，以此引诱红军提前发动反击，或是试探出红军的伏击部署。

如果红军不提前发起反击消灭这些团练武装，那团练们就会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他们杀人放火没有理由，为了发泄兽性无恶不作，根本没有任何道义可讲。

对于鲁南解放区内的百姓而言，犹如惊弓之鸟，闻风而动，跑反的时候，挈妇将雏，总带着自己认为值钱的东西，所以有牵着牲口的，有推车担担儿的，也有背着包袱带着行李的……这不是干净利索的撤退，而是漫无目的的乱跑，完全是跟着感觉走，所以在慌乱中被枪杀的机率也很高，从而更加剧了人们心中的恐慌！到了谈跑色变的程度！

红军如果对深入纵深的团练提前发动反击，就会暴露自己的兵力部署；红军如果坐视还乡团们的烧杀抢掠，就等于坐视群众基础的毁灭，也等于放弃红军保卫国民的责任与建立在这基础上的威望。

段祺瑞严于律己，徐树铮一步百计，他们在纯粹军事方面的造诣其实都比半路出家的陈更新水平要高。然而中国社会党是一个半步脚踏入现代的先锋党，红军也算一支比之北洋军更接近近代化军队定义的新式军队，组织程度上的差距足以抹平指挥能力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