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237节

各地农会也积极行动了起来，贫苦农民有了农会的组织已经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有自己的团体、有自己的武装，这就意味着农民们有了自己的力量。

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山东解放区内的分地速度大大加快。以前社会党还要顾及到“社会影响”，所谓的土地改革往往要隐藏在“转型正义”、“农技改革”的名目下，现在南北双方正式开战，中国社会党也就不需要再顾忌这些问题，也不需要再去努力维持本地大地主的关系。

反正即便你不去进行激进的土改，这些大地主也一样正在举兵作乱。

相反，迅速有力的推进激进土改，则可以让农民的力量大大增强，像泰安一地的贫苦农民，土地占有就由1912年的人均一亩半迅速上升到了现在的人均近四亩。

鲁中地区的还乡团打进解放区后，鲁中南几乎每个村庄都提出了“支前支党支红军，保田就是保家乡”的战斗口号，只要战斗一打响，农民们不但在粮食供应、伤员护理和弹药运输方面全力帮助红军，而且还直接参战。

大量农会民兵奔赴前线，保卫着一座座村庄不受还乡团的侵犯，就在华东野战军和北洋军山东兵团展开大规模会战以前，鲁南赤卫队首先和鲁中还乡团展开了一场血腥程度更胜一筹的民兵战争。

双方都饱含阶级仇恨，士绅视农民为“土棍”、“流氓”，农民视士绅为“恶霸”、“劣绅”。战斗迅速蔓延，天天激战，夜夜劫攻，或焚烧村落，全家灭门，或抢洗五谷，田野一空。夜里还得看着门隙窗缝，听到外面有声响，便对外开枪。厕旁荒僻，都有埋伏，只要踏出自家地界，一定要时时刻刻保持戒心。

徐树铮的放狗计失效以后，两个大兵团正面碰撞的日子终于将要来临，北洋军山东兵团的四师三旅部队中，除了与段祺瑞不亲密的李纯第六师（李纯是直隶人，与同为直隶人的冯国璋更亲密）被部署在平度县压制胶东红军以外，剩下的部队都在沿着津浦路南段向泰安一带猬集。

段祺瑞的作战方针非常明确，泰安、兖州、滕县……然后就是徐州，只要能够占领徐州，“叛匪”、“社贼”在江北就再也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了。

驻守泰安前线的华东野第二师师长杨若钧处境艰难，求援电报一封又一封的打往徐州，然而都是泥牛入海，全无回音。

杨若钧还组织了几次反击，他亲自带领第二师部分部队离开泰安城前出至界首一带，希望通过从正面坚决抗击中路之敌，诱使北洋军左右两路突出，以利红军寻歼其中的一路。

然而北洋军不但没有冒进，而且徐树铮在发现红军的作战意图以后，还建议段祺瑞立刻命令左右两路部队反而立即向中路相互靠拢，甚至停止前进就地修筑防御工事，敌人这种极端的小心翼翼，使得华东野第二师始终没能寻找到化解危急的机会，处境日渐危险。

运动战、运动战，运动中调动敌人寻机歼敌，说得容易，然而事实上就是现在的红军既然做不到攻敌之所必救，也就不能做到调动敌军，更不能做到在运动中野战歼灭一部敌人。

压力全部都承担在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更新的身上，中革军委很干脆地否决了他的增援请求，并明确表示至少在半个月时间内南线战场无法向北线调动任何一部援军，华东野战军必须自己想方设法地完成防御任务。

要不要撤退呢？诱敌深入？用放弃一部分解放区来争取一个运动中歼敌的机会？

然而那也就面临着无数解放区百姓将遭到残忍屠杀的问题。

陈更新还在踌躇，机会尚未到来。

第三十八章 无情未必真豪杰

屋漏偏逢连夜雨，五月中旬以后山东天气骤然变化，大雨交加，雷神隆隆，华东野战军的飞行队也难以施展手脚，泥泞的地面又进一步限制了红军的机动能力，一切状况都在朝着最糟糕的那种方向发展。

叶灏向北边望去，地平线附近枪炮声不住作响，北洋军还在沿着铁路线继续南下，红军的前线阻击阵地已经摇摇欲坠。

倾盆大雨打落了北洋军放出的好几具炮兵校射氢气球，大大的气囊随风旋转后又缓缓飘落下来，接着轰隆一声，北洋军的大炮再度开火，一片黑点混在雨水的阴影里迫近过来，众人的耳膜都被“嗡嗡”的震动声撑满，直到火光四射，泥泞的大地被整个掀翻，噪音才停止下来。

“北洋军的大炮！”

“我们的炮兵呢？”

“我们的火炮打不了那么远，对不过他们的……”

叶灏是华东野战军第四师中的一名指战员，他披着蓑衣，雨水浸湿了半边军帽，不断冲刷着已呈现深紫色的伤口。

红军前线阻击部队已经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作战，他们竭力向津浦铁路的左右两翼前出、延伸，试图拉扯北洋军的战线，试图在运动过程中包围住北军的某一部分部队。

但段祺瑞吸取着辛亥年的教训，北洋军山东兵团的行动非常谨慎，红军在火力上始终不占优势，几次主动出击的结果伤亡都很大，铁路沿线的战场上死者断臂残腿，尸体累累，也无人去为之掩埋。

轰——轰——轰——又是一阵沉闷的爆炸声，叶灏咬咬牙，他知道北军主力部队已经突破了大半阻击阵地，但他们得到的命令就是至少要再拖住北军一天时间因此无论如何不能再退了。

看着伤痕累累的袍泽同志，叶灏握紧步枪喊道：“党员带头，跟我上！”

好几名负伤的模范战士和战斗标兵都站了出来，其中也有几个还没获得入党资格的年轻人，所有人胸前都悬挂着数枚手榴弹准备反击。

叶灏攀住战壕的边缘，望着大雨过后灰黑色的原野尽头，喃喃道：“如果我们不牺牲，我们的身后不知道要牺牲多少乡亲……咱们吃乡亲的、穿乡亲的，实在没那个脸逃跑啊……”

红军战士们都点点头，大家都在静静等待着出击命令，所有人都很清楚，这道命令将不是让他们去发起进攻，而是要让他们去牺牲的。

但在集结号吹响以前，他们都必须坚持到最后时刻，决不能后退半步，即便众寡悬殊，即便牺牲无数，也必须服从命令。

但还不等叶灏喊出口令，一个戴眼镜的文书就跌跌撞撞地跳进战壕里。他左臂还扎着绷带，脸上也有弹片划破的伤口，嘴里急促囔囔说：“倬然、倬然、倬然！师部命令，可以撤退，师部命令，可以撤退！”

叶灏大吃一惊：“现在撤退？！我还没听到集结号啊！”

文书拉住叶灏，怒吼道：“是师部的命令，要按你们前线指战员的判断，自行选择是否撤退！”

民国二年的红军组织程度还不能同另一支真正的红军相提并论，但依靠一个个党员起带头作用的战斗部队里，红军的军官、士官教育一向重视“任务式指挥”的理念。

基层指战员是有权力根据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做判断，上级一般只通过简洁的命令向下级明确任务和意图，不规定完成任务的具体方法。

像现在这种时候，即便代表撤退的集结号声没有响起，作为前线指战员的叶灏也有权力依据自己的判断力选择要不要撤退。

这种任务式指挥的理念源自于18世纪的普鲁士军队，并由大名鼎鼎的老毛奇完善起来。而在中国，任务式指挥的理念则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红军的土地革命战争中获得重生，并在八路军时代茁壮成长为不下于德军的军事传统。

集结号的号声，不可能超过前线指战员的判断。

叶灏眼里闪过一道道火光，他只犹豫了几秒钟的声音便立刻做出选择：“撤退——向第二阵地转移，第三排跟我留下，破坏铁路并在阻击二小时后分批后撤，诸位，立刻执行！”

北洋军的兵力优势非常庞大，大规模的步兵密集滚动前进，再搭配上铁路干线的后勤供应，让山东兵团可以充分发挥阵地战的火力优势。

段祺瑞绝不做无谋冒进之举，他就是要用放血的战法慢慢杀死华东红军。

但红军一边后撤一边进行阻击，并沿途破坏铁路线路，还有许许多多的赤卫队部队也行动了起来，对北洋军必经的交通线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老百姓虽不能与反动军政府的正规军作战，但他们把自家门前的道路破坏掉是轻而易举的——连续数个昼夜，老百姓采取了分段包干办法：“敌人在哪里修，就在哪里破，敌人修到哪里，就破到哪里，敌人白天修，我们晚上破。”

由于交通线中断，段祺瑞的部队越往解放区内部走补给越困难，北线的北洋军军队逐渐走成了首尾不能相顾的一字形，分散部署在东西数十里甚至上百里长的铁路干线上。

而在更南方，陈更新已经下达了放弃泰安的命令，不仅仅是泰安，甚至连兖州红军都可以放弃。鲁中山区道路崎岖，又加上突如其来的连绵大雨，华东野战军前线阻击官兵饱受风霜之苦，这场诱敌深入的撤退注定了充满心酸和牺牲。

诱敌深入、诱敌深入，这四个字说起来是那样的轻描淡写，看起来是那样的轻而易举，可真正实行起来，也就意味着放弃一大片根据地，也就意味着红军不得不坐视还乡团的无数屠杀，不得不坐视成千上万无辜黎民的血泪流满齐鲁大地。

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了最坚决的死命令，从泰安直到徐州一线的沿途地方党政部门，包括地方国大、地方财经委员会、工会和农会、国民武装部在内的全部部门，必须竭尽全力进行遣散民众的计划。

这注定将成为一幕塑造了全新的、勃发着生命力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神话的一部分。

叶灏带着他的同志和战友们熬过了最艰难的两个小时阻击，他被流弹击伤，指导员接过了他的指挥职责，并要求警卫们立刻架着叶灏撤向后方。

大家没有担架可以使用，叶灏只能在自己的腰上系一根绳子，再把绳子另一头系到警卫的腰上，然后咬牙忍住腹部和大腿部五发枪伤的痛楚，强行跟上撤退中的大军。

而那个代叶灏留在前线的指导员，则在十几分钟后就死于一发破碎的弹片。

叶灏的眼眶里渗出鲜血，他张望泥泞的大道两旁，在狼狈后撤但又满溢着不服气的军队身前、身后以及两翼，举目望去的尽头都被山东老百姓的人流挤满。

如果从高处望下去，才会知道这一幕画面是多么的震撼人心，十几万贫苦农民正随着后撤中的红军部队以及党政机关浩浩荡荡地滚动着。

他们用一根粗陋的扁担挑起了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微薄财产，一辆小小的独轮车里还放满稻谷小麦和其他各色粮食，有的车上还坐着几个稚嫩的儿童。

大汶口的村支书也推着一辆独轮车，欲哭无泪，只有他知道老百姓们跟随红军后撤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们放弃了世代居住的家园，也意味着他们留下的房屋庐舍将全部成为北洋军和还乡团的战利品，意味着一年多以来国民辛苦开垦的田地将被火焰尽数焚烧，还意味着成千上万户家庭一夜之间的一无所有。

如果我们失败了，怎么对得起国民的信任？

雨水从帽檐滴落，滑进叶灏嘴里，他突然间想到了《三国演义》里刘备携民渡江的故事，好像一瞬之间明白了为什么那个除了哭以外好像什么也不会的刘皇叔，却会被中国人喜爱数百年以至于上千年了。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第三十九章 光复军起义

正当北洋军在山东战场取得了“戡乱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项重大胜利——占领泰安——的时候，远在江南的苏州，则面临着光复军和红军的联合进攻。

姑苏城的繁华起于宋，兴于明，完结于清，此后因上海开埠，太平天国肆虐江南，太湖平原的产业中心不断向东转移，上海取代了苏州的地位。

但到民国二年的此时，家底深厚的苏州仍然不失为东南的一座大都会，传统商业极为发达，三教九流云集于此，辛亥年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时，苏州便是江苏省的省会所在，也是江苏都督程德全势力的大本意，集结了江南立宪派人士的众多武装。

南北议和达成以后，南京临时政府自行取消，南京失去了民国首都的地位，便重新回到江苏省的建制内，又一次取代了苏州的省会地位，程德全也就带着大批立宪派人士转而前往南京办公。

被短暂放弃的苏州，则成为了前清江南遗老遗少的根据地，粉黛佳人、燕肥环瘦、轻歌曼舞，恰如明末时的纸醉金迷与末世浮华，好像历史兜兜转转只是又一次回到它的起点而已。

苏州自民国元年实行公娼登记制度以来，现在一切手续都已办妥，几百家妓院同时开业，妓女们因为是奉旨办娼的关系，所以开业后也是极尽铺张，公开招徕，等于一家普通商店开张一样，还实行大赠品大贱卖的模式，所可惜者，还未竞争至买一送一的地步。

西美巷前还挂着一张“人肉竞卖”的招妓广告，而走出巷口，不到一里的地方便是前清的巡抚衙门和按察使衙门，对风雅很有追求的江南文士们，过去几百年间就是在这里同娼妓吟诗作对、寻欢作乐。

但现在，西美巷前一张张花红酒绿的广告纸，则仿佛受地震震动般摇摇欲坠，白墙黑瓦也不住抖动，城外的炮声一重轰响过一重，城中那些早已失去了指望的守军官兵则已经放弃抵抗，转而开始肆无忌惮的放火抢劫，如同末日前的最后狂欢。

苏州城外，华东野战军的薛岳第三师所属第九团已经冲开了城墙上的缺口，红军战士们一股股涌入城内，高昂的士气和精良的装备使他们对敌人几乎占有了碾压级别的优势。

更何况在苏州城东南侧，还有大批属于光复军的部队也投入到了最后的攻城战斗里来。

浙江都督府的总参议陶成章和号称“浙江之蔡锷”的光复军第十二旅旅长童保喧，一起收起望远镜，两人脸上都挂着笑容，苏州城的城防正在彻底崩溃，估计不超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以后，联军就能完全占领苏州。

浙江名义上的都督汤寿潜也跟在两人身边，但他只有一脸苦笑。

“陶先生，你们做了这事，全浙江今后都要遭难啊！”

陶成章还未发话，童保喧就拍拍了腰间手枪，冷笑道：“汤都督，我劝你好自为之，好好跟着林书记长干你还有一个都督可做，千万不要去做蒋尊篕做阶下囚。”

蒋尊簋是光复会元老，曾经被章太炎称为是和蒋百里齐名的“浙江二蒋”，也有人以蒋百里、蒋尊簋、蔡锷三人为“南方三杰”。

但他留日以后，立场逐渐倾向同盟会，因此和光复会的老朋友慢慢疏远。辛亥革命浙江光复以后，蒋尊簋是作为同盟会代表任浙军都督府的军令部长，算是在中间调和着同盟会跟光复会的关系。

“五月风暴”爆发以后，蒋尊簋立刻就准备组织浙军赶赴南京镇压红军作乱。但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早就和社会党达成了统一行动的协议，他们重新打出光复军的旗号，在省城杭州和蒋尊簋指挥的省军进行了一夜的短促战斗后，即将蒋尊簋为首的浙江国民党人全部逮捕。

汤寿潜虽然是浙江省的正式都督，但从辛亥革命开始时他就只是被浙军军人捧出来的一个吉祥物，在光复会和国民党中间左右为难，根本没有什么实权。

陶成章冲汤寿潜笑道：“都督是老成持重的前清大吏，您支持革命、支持解放，多江南缙绅是有很大影响的。都督还是好好想想吧，林淮唐和袁世凯究竟孰强孰弱？要用脑子多想一想呀！”

汤寿潜在前清时就做到过两淮盐运使和浙江省咨议局局长的高官，他是个十足的立宪派人士，但现在上了陶成章的贼船，除非不想要命，否则实在没有阻碍革命军队的道理。

汤寿潜苦笑：“袁总统和林书记长是神仙打架，我只求他们不要殃及咱们浙江的小民啊。”

陶成章淡淡摇头，童保喧则在听到一声炮响以后又举起望远镜说：“红军已经入城……我们拿下苏州了！”

苏州城里虽然有不少守军，号称几十个营的部队，但其中绝大部分都只是饷械两缺的前清巡防营和缉私营，完全只能算作警察部队，根本就没什么战斗力。

何况程德全等人都在南京，苏州守军群龙无首，缺乏有效指挥，面临红军和光复军的联合攻击，根本毫无抵抗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