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294节

林淮唐在蔡锷陪同下一路前往铁狮子胡同一号的总统府，一年前他出任蒙疆经略使时来这里见过袁世凯，一年以后再回来的时候，这条北京最重要的巷子，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弹孔。

南苑新军和总统府卫队的一场激战，在总统府的建筑上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痕迹。

蔡锷一路上也在细细观察着林淮唐带来的这支军队——中央警卫旅其实称不上是红军里最精锐的部队，和号称“大哥部队”的华东野战军第一师相比，那就更加相形见绌了。

可即便如此，这些年轻的指战员和红军战士们，还是给蔡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种朝气蓬勃、活力洋溢的气质，也让蔡锷深深明白了今后主宰这个老大民族的人，终将会是这群社会党少年。

“主席在南方时曾提过一切归国民大会，而国民大会则将采取无条件、无门槛的选举原则。南方国大据我所知，早已完成选举，但北方及西南数省，还从来没有进行过国大的正式选举，新的中央政府会否推动国大补选呢？”

蔡锷很注意自己的口风和用词，他现在对林淮唐是越来越感兴趣，这样一位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家，在蔡锷眼里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原则里最不可缺少的那一位伟大领袖。

所以他更小心翼翼同林淮唐讲话，并不想因此触怒于社会党。

林淮唐则完全不以为然：“国大补选应在清党运动结束以后再实行，否则大批不法分子势必混入国大代表的行列中，不知道会给我们增添多少的麻烦。”

林淮唐提倡的国民大会组织原则是“会员由各县农工商学各会推举一人，采取省县区域性的职业代表制、代议制”，按现在的形势来看，全国绝大部分有组织的农会、工会和学会性质社会团体，实际上多数都是社会党的外围组织。

以这种形式进行选举，那么社会党肯定会取得极为巨大的优势。

但如果不按此前的国大选举法来组织选举呢？

“国大模式是社会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如果各方旧势力不能接受国大模式，就只能接受采取普遍选举原则的国会模式。”

袁世凯和宋教仁的民元国会实质上也是间接选举的，众议院是选民选举复选人，复选人选举议员，参议院是选民选举复选人，复选人选举省议员，省议会选举议员，而且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条件门槛都设置的很高，从民主角度来看，当然是不如国大模式民主的。

国大模式的选举，虽然是把选举过程局限在了社会党主导的一系列社会团体中进行，但进入这些社会团体的条件和门槛都远比民元国会的条件门槛低得多。

现在社会党给出的选择就只有这两项，第一项就是国大模式，在宪法规定的若干个法团内进行选举，第二项则是普选原则下的国会模式，即是规定一切拥有政治权利的合法公民，都能够拥有选举权。

这两个选项，无论哪一个对旧势力而言都是很难接受的选择。但如果两害择其轻，旧势力当然还是倾向于第一项选择，因为若真的采取普选原则下的国会大选模式，那么依靠地方农会控制了大量人口的社会党优势可就太大了。

此前宋教仁设计民元国会的组织法和选举法时，如果他们真的欢迎普选，就不会一再缩小选举权了。

采取第一种国大模式的话，至少在这若干个法团中，还可以依靠同社会党协商，获得一部分可靠的维稳席位，这也更易于操作。

在林淮唐的设想里，社会党现在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度设计，必须满足这样四个条件：一、需要体现一定民主来实现社会党对于国民的庄严承诺，并且也能够获得更多进步群体的支持，同时还能一定程度上满足部分旧势力的要求，以在日本干涉之前实现国家大致上的统一和稳定；

二、需要确保工农联盟的绝对领导权，这一点是绝不容许妥协的；

三、需要确保社会党在行政和干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尽量对地方乡镇拥有更强的控制力；

四、需要制度设计能够起到壮大无产阶级队伍规模的效果。

在这样要求的基础上，社会党人现在设计的比较完善的国大模式，就很接近于后世所说的法团主义了。

总的来说法团主义是一种阶级调和的思想，在具体实践上就是要求以工会、农会这类法团团体来构成代议制民主的新基础。一般而言就是由宪法规定若干个社会团体为法团以后，由这些法团内部选举出代表来组成议会。

这样法团主义就把社会变成了劳动方、资本方和政府三方协商的结构，带有非常浓厚的阶级调和色彩，所以历史上法团主义发展到极致，往往就会演变为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因为法团是同时囊括劳方的社会团体和资方的社会团体，又带有国家行政部门的色彩，长期发展下去则法团内的工会必然就会演变为黄色工会，成为帮助政府和资方维稳的工具，丧失无产阶级的战斗性。

其实只要是带有阶级调和色彩的任何主义、政策和措施，只要长期发展下去，一定都会走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因为阶级调和的劳资两利论调中，永远是把国家政府处在一个超然于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地位上，这种把国家政府绝对化、神圣化的措施，无疑是法西斯的最大温床。

如果法团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更强，就是社会法团主义，如果国家对法团的控制力强一些，就是国家法团主义，后者就很容易演变出法西斯主义了。

像后世澳门选举中的法人团体和香港立法会中的功能组别，就属于法团主义的范畴。

所以林淮唐也是强调，法团主义的国大模式只能在过渡时期沿用，这个过渡时期严格规定起来是不能超过四、五年以上时间的。

如此制度设计，也实在是因为民国的工业基础太薄弱，无产阶级的队伍规模又太小，无产阶级还缺乏仅仅依靠自己一个阶级来进行专政的实力。

首先要知道破产农民虽然也是无产阶级的一份子，但执行分田的土地改革以后，小自耕农就会迅速转化为小资产所有者，这时候就不能再认为其是无产阶级的一份子了。

所以如果社会党现在就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执政模式，就等于是要仅仅依靠几十万一百多万的工人去统治四亿人口的中国，完全是不现实的。

那么由工农联盟来实行专政呢？由小资产所有者的自耕农与工人阶级来进行联合执政呢？

那对林淮唐希望推动的工业化计划而言，就将是灾难性的结果了。

自耕农不仅是无时无刻不在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小资产所有者，而且还是小资产所有者中最保守的一类。如果林淮唐采用普选原则的国会模式，那么社会党依靠乡村农会控制的大量人口，完全可能光明磊落的赢得一场更大的选举胜利，但结果就是社会党将演变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党，而工人阶级也就将丧失领导权。

以目前民国农民和工人的人口比例，如果遵照完全平等的普选原则来进行选举，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要知道在后世，直到建国以后第一次进行人大选举的时候，宪法还必须规定城市居民的投票权权重是农村居民的八倍，才能勉强维系工农联盟的平衡，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在林淮唐的印象里，人大城乡居民的投票权重差距，直到1993年的时候才被改为四比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城乡居民才真正拥有了平等的投票权。

人大模式是考虑到了中国当时的统计手段还比较落后，所以采用简单粗暴的一刀切方式，按户籍划分投票权重，并没有考虑到农村居民可能也是工人，而城市居民未尝不可能是农民。

像同时期的苏联，统计手段比较发达，苏维埃的选举办法中就是严格按照阶级属性，规定工人的投票权重是农民的五倍。

所以即便林淮唐要在中国搞普选制的选举办法，也是必须要区分出工农之间不同的投票权重。但以民初的舆论环境而言，这种做法是较难于被人们所接受的，因此还不如采取法团主义的模式。

社会党的打算，是规定二十二个法团，由这些法团内部选举出国大代表以后，再组织一院制的国民大会。这二十二个法团，在权重上，大概是按照工会系45%、农会系30%、其他类别25%的比例进行组织，如此社会党可以依靠自己对于法团这些工农会团体强大的控制力，确保本党对国大的绝对领导权，同时又能依靠法团内部的权重比例，确保工人阶级对国大拥有最大的影响力。

这样设计，一般舆论也更易于接受一点，不至于使人产生农民低人一等的感觉。

而在其他类别的25%比例中，则不仅可以塞进去一些用于统战维稳的席位，而且还可以用于安排诸如边疆民族代表团或者落后省份代表团的席位，对未能参加任何法团的一般公民，也可以安排到这一类中。

至少在形式上这是相当具有民主色彩了。

至于乡镇一级的基层国大，就是在选民结构中，尽可能保证产业工人在各基层国大中的领导作用，同时限制但并不排斥小资产阶级参与到国大的选举与被选举当中。

在选举方式上，则是召开各行业的劳动者大会、学生大会和党组织的会议选举产生乡国大代表。

考虑到目前社会党的干部数量如此之紧缺，所以林淮唐甚至认为乡政府一级应该采取议行合一的模式，由群众直接依靠乡国大一元化管理乡村事务，从而减少基层职业脱产官僚的数量。

乡国大将同时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而不需要在乡国大之外再重复设置一个乡政府，这样乡镇一级所需要的基层干部就可以减少三分之二以上。

这样一套制度设计，固然会导致一大批投机分子趁乱涌入工会团体中，但本来这也是今后很难避免的事情，否则林淮唐又有什么必要时时刻刻提清党和整风呢？

好的一方面，则是法团主义的国大模式能够确保凸显出工会团体的重要性来，这与林淮唐极力希望促进产业工人规模扩大的愿望是相符合的。

而且乡国大的一元化管理模式，既可以减少基层脱产官僚的数量，也可以避免地方农会把持农村大权——地方农会虽然也是社会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但农会的利益同社会党希望推动工业化的利益未必能够时时保持一致，特别是当高速工业化将损害到农村利益的时候，农会就可能成为另一种阻碍。

这是相当冷酷无情的选择，可林淮唐的理想本来就不是要创造一个小自耕农自给自足的田园幻想乡，社会党也从来不是一个土地改革党或一个农民党。

土地改革并非社会主义根本性的条件之一，像近代的法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很多国家都实行过分田模式的土改，这和社会主义是没有必然性联系的。

社会主义需要的是什么？是电气化、是工业化。从阶级情感角度出发，林淮唐对一切劳动者感同身受，但从工业化的角度出发，社会党的制度设计就必须使工人阶层对国家的影响力高于农民阶层。

作者的话：这一章原本想叫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之改了，这章是简单说下过渡时期的路线，不照搬新民主主义除了写的人太多了以外，也是考虑社会党和后世tg在地方控制力上的差距极大，所以tg可以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搞三三制、在中央席位上做很大让步，而社会党肯定是不能这样做的，所以就要用一种更复杂的国大组织形式来维稳了。还有不少书友关心的国名问题，后面会有改国名的时候，但形式可能出乎大部分人意料之外。好！准备下一卷了。这段时间宇文生病非常厉害，导致更新质量大打折扣，身体恢复以后宇文会认真思考写好这关键一卷。

第一章 暖流

黑潮是北太平洋西部流势最强的暖流，北赤道暖流在菲律宾群岛东岸向北转向以后，主流沿中国台湾岛东岸、琉球群岛西侧往北流，直达日本群岛东南岸，巨大的热量促成了日本列岛上文明的诞生与繁衍。

而在日本列岛的另一侧，同朝鲜半岛相夹的对马海峡以北，则是另一股冰冷的日本海沿岸流向南方冲刷涌动。

蘑菇状的巨大的冷空气团席卷北方，无穷无尽的冻土地带一直蔓延到了中国的边缘，西伯利亚的冷风向海洋狂吹而去，把从黑龙江直至长江的辽阔地域都置于干旱之中。然后热带风暴从太平洋横扫而来，滔滔洪水冲刷着秦晋黄土，挟带泥沙，疯涌入黄河之中，最终使河流在沿海平原上泛滥。

这些沿海平原原来正是气候循环的产物。

若不是千百万年来河流把泥沙带到海底沉积起来，那么黄海之水就依然会濒临着山西边界上的太行山，山东的丘陵就依然会像远古时期那样是海中的岛屿。

孕育了人类十分之一的中国沿海大平原，原来是季风的产物。可是，季风从未停止过侵扰自己所创造的这片土地。季风带来了雨水，因而有了生命，可是季风却又周期性地危害这些生命：忽而旱忽而涝，忽而涝忽而旱，循环不已，这就.导致了中国人民年年要与其赖以生存的水进行斗争。

暮春时分的华北大地，干裂的农田和沟谷里晒焦的黄土，都被雨水冲刷成了泥泞的沼泽地，套车的骡子汗流浃背，农人扯紧挽具，才使牲口踉跄着向前迈动几步。

阿布拉莫维奇——或者用他另一个更为中国人熟悉的名字越飞——刚刚乘坐华南海运公司的客轮，从海参崴抵达了烟台。

越飞是一个典型的大鼻子犹太人，出生于俄国一个富裕家庭，中学时即参加政治活动，十一年前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后在俄国各地活动，一九零六年被迫流亡，先到德国柏林，后被逐，转至维也纳。一九零八后越飞在维也纳学习医学，并与托洛茨基一同编辑《真理报》，不幸两年前回国时，被沙俄当局逮捕并流放西伯利亚。

第二国际委托中国的社会党人设法营救这群被流放至海参崴的区联派分子，这对中国革命者而言并非难事。沙俄政府对于西伯利亚的管控并不严格，许多来自山东的苦力也经常聚集在海参崴做工，一个叫桑来朝的社会党党员，通过他在海参崴的老乡帮忙，很容易就把越飞等人悄悄救了出来。

一张前往中国的船票，则是自由的报偿。

“越飞先生懂得土木工程学吗？”

桑来朝和越飞同坐在一节车厢中，这个孔武有力的山东工人现在是津浦铁路局中的一位重要领导者。他脸上长满黑色的络腮胡须，坚毅的眼神透过车窗，望着铁路沿线上那些积满了水的泥泞土地和不少溢满的小河沟，神情却并不特别忧心。

越飞还不会中文，只能用俄语和桑来朝对话：“我懂医学，可以为中国朋友做医疗的工作，工程方面的问题我想我的另一些同事能够帮助到你们。”

桑来朝也曾在海参崴当过苦力，听得懂俄语，只是自己说起来不大流畅而已。

春汛以来，山东许多河流的河水都暴涨了起来，道路异常泥泞，春耕的农业生产也受到了很大威胁。所以桑来朝满心是希望这群从海参崴救出来的洋专家，最好能有几个土木工程方面的行家里手，那便能大大帮助到华北的抗洪涝工作了。

乡国大和村农会，还有山东省内一些刚刚成立不到三个月的生产合作社，全都进行了总动员。数量有限的社会党基层干部简直都是一个人当成五个人、十个人来用，竭尽所能地号召农民们都起来保护河堤。

成千上万的赤卫队也投入到抢险的工作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到处可见衣衫褴褛的农夫用装满泥土和石块的竹筐堵塞河口。

从车窗里朝外望去，一望无垠的浅灰色原野上，处处可见三五十人一群的抢险队伍，河堤边上也插满红旗，几个臂上戴有红袖套的社会党党员则咬着纸烟，光脚站在泥地里面带头搬运砂石土块。

“这样原始的手段，能起得了效果吗？”

越飞有些质疑地问道，桑来朝则回答说：“有的地方能起到效果，有的地方则没办法，最后洪水还是冲垮了堤坝，但我们总该尝试去做。”

火车在山东南部就停了下来，越飞将在这里下车，然后乘坐马车，甚至是采取步行的方式，前往一处更需要他的村庄。

那些从海参崴被救出来的区联派分子，还有另外一群受罗莎卢森堡号召影响，而专程从欧洲赶到上海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是循着这条路线，进入到了中国乡村广袤的土地之中。

这些国际志愿者里有医生、工程师、技工、教师、艺术家和军人，他们拥有在全世界都称得上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手段，总计大概有四百多人，基本上都被分配到了直隶和山东两省内展开工作，只有几名律师出身的国际志愿者被留在了上海和北京。

“先生您要去的那处村庄，在临沂境内，距离我们社会党的模范国营农场海州第一农场很近。”桑来朝微笑着说，“春天以后痢疾就在苏鲁边的沿海地区流行了起来，还有一些瘟疫，那里的老百姓很需要得到医疗上的援助，也望您保重身体。”

山东境内的战争刚刚结束不久，老百姓们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赤卫队也在严格维持着乡间的安定。自从晚清以来在鲁中南地区横行一时的匪患，现在基本都龟缩到了某几个范围很小的狭隘山区内，不再像一两年前那样猖獗，所以离开铁路以后的道路安全也是十分可观的。

越飞告别了桑来朝，在另一位肤色黝黑的农会会员陪同下启程前往他应去的村庄。农会代表把唯一的一头骡马让给了越飞坐，使这个大鼻子犹太人也感到很不好意思，他百般拒绝以后，还是被热情的农人硬抓到了骡子背上。

“这个洋大夫啊——嗨，我忘了你不会讲俺们中国的话，没事儿，我会讲你们毛子话啦。”

桑来朝工作上非常细心，他为越飞安排的向导从前也曾在东北做过苦力，所以能说俄语，足够充当越飞的翻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