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295节

“你去过满洲里和海参崴？为什么又回到了山东呢？”

“给你们老毛……给老俄做工，钱是不少，但这不是听说老家正兴分田吗？俺爹说啥社会党要分田，人人有份，人头愈多愈占便宜啊，所以俺这不就赶紧回乡了吗？”

去年年底红军夺取了中国的中央政权以后，那位在国际上小有盛名的林主席便号召全国进行无条件、无门槛的国民大会选举。

这场国大盛事很快席卷全国，也吸引了这个古老国家知识阶层所有人全部的注意力，以至于很少有人注意到同一时期，社会党正在山东和福建两省内实行着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

战争时期红军曾以通敌等罪名，在山东省境内审判处决了大批讨赤民团头子，这批乡绅地主所有的土地多数已被没收，越飞听他这位翻译所说的话，似乎社会党现在正在进行的分田，就是把这部分战争时期没收的土地直接按照人头数平分。

沙皇俄国同一时期也正在进行农奴制改革，同样涉及到了分田与土地改革的关系，所以越飞对中国社会党人的土改就更感兴趣了。

他有一种直觉——事情绝不像这位农民翻译说得那样简单。

第二章 志愿者

“小王，你还记得你们分田具体的过程吗？分掉的土地，都是战争时没收的通敌者土地吗？”

越飞依照中国人中间较亲昵的方式同他的翻译谈话，如果山东的土地改革仅仅局限于将战争时期没收的一部分土地按照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则，进行重新分配。那么越飞对中国社会党的评价，便将和第二国际的看法一样了：这只是一个农民党。

但小王此时并没有向越飞透露更多关于山东土改的信息，这个看起来就很狡黠的农民翻译简单应付了越飞几句话以后，就带着他一路苦行几天以后，抵达了位于临沂附近的一处村庄。

村庄处在山东和江苏两省交界处的海滨盐碱地上，村民们好像都听说将有一位洋医生抵达此处，所以都提前聚起准备给越飞举办一个欢迎会。

村口的庙宇张灯结彩，看起来就像中国人过年节时一般，庙上还插着两面旗帜，一面是代表农会的黑赤旗、一面是代表红军的星轮红旗。然后在房屋和房屋中间，则有农民用细细的线绳悬挂各种拥护土改和拥戴社会党的口号标语，远远看去，就像花花绿绿的纸屑在阳光下飞舞。

寺庙前还用大木头搭起了一处戏台，上面有几位穿着鲜艳颜色花布衣的演员在表演戏剧，看来村民们是借着欢迎洋医生越飞的由头，给自己举办了一场可资纪念的盛典。

越飞很快也注意到——那处庙宇里面连一位僧侣都没有。他在来中国的路上，在客轮上读了不少外国人关于中国的观察性质文章，越飞记得许多评述里都提到过中国人对于宗教的迷信观念，那么为什么临沂的这处村庄佛寺里却连一位僧侣也没有？以至于村民可以占用佛寺的建筑物，来召开欢迎会呢？

答案是很明显的，就像那些线绳上悬挂的拥护土地改革大纲的标语口号所说的一样，毫无疑问，社会党人在山东进行的土地改革看来除了将通敌者的土地没收并进行重新分配以外，也把许许多多庙宇寺社所占有的土地进行了没收。

主持欢迎会的人是一名社会党的年轻党员，看起来岁数约莫只有十七八岁的模样，这么年轻的政工干部，也让越飞很怀疑他能否负责好自己的工作？但后来听小王的介绍，那个党员虽然年轻，但却是有过两年多军旅生涯的老兵，这一点不仅令村民们都对他十分敬畏，而且也让这个少年党员拥有同他年龄所不相符的老辣工作经验。

“我们特别欢迎越飞医生的到来！”

那名年轻的党员——他名叫张皮绠，虽然年纪还小，但已经是红军里一位特别出名的战士了。张皮绠脸上通红，一副说不出的高兴模样，他身后的戏台上，则是好几名演员扮成了林淮唐、袁世凯等山东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大人物，正在上演社会党所提倡的“文明新戏”。

在王朝时代的中国，向来是不允许民间编排关于当局最高领导人的剧目的，即便这出剧目是在歌功颂德，也是不允许的，这就是中国王朝时代的避讳传统。

但现在君主制在中国已经迎来了彻底的消亡，旧时代的潜规则不再发挥作用，哪怕是临沂乡下的一个普通村庄，演员们也敢于大胆的扮起林淮唐这类人物。

戏剧最流行的主体还是土地改革，多数节目着重宣传两点：一是依靠贫雇农的必要性；一是团结中农的重要性。

很多剧目都表演一个恶霸地主企图破坏分田地，一个富农与他同谋，一个中农害怕新土地法会侵犯自己的利益，一个农村政工人员出卖穷人、讨好富人。但是，一个雇农在一个党员或赤卫队队员的帮助下，最后总是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地主及其帮凶缩成一团，受到控诉。那个贫农与中农跳起了轻盈的快步舞，秧歌队的姑娘和小伙子唱起欢乐的歌，秧歌舞又重新扭起来。

还有更多文明新戏是关于国内外时事的，舞台上可以看到脑后拖着一条滑稽辫子的肃亲王善耆，也可以看到穿元帅礼服、胖乎乎的袁世凯，甚至还能看到一副欧洲绅士打扮的前内阁总理宋教仁。

农民们用极富乡村色彩的唢呐和笛子伴奏，演员们的表演技巧其实很不高明，越飞又听不懂他们口音极重的大多数台词，但仅凭戏台上那些夸张的动作，越飞便能看明白这出戏是在讽刺北洋军与旧国民党之间的政治交易。

有名的财政专家梁士诒——他怀揣一只塞满钞票的大皮包，头顶一只纸质高帽，上面写着梁士诒三个字——也参加进了这出戏里，这可能和最近新的中央政府要求接管交通部铁路管辖权的政治运动有关。

“越飞先生。”年轻的党员代表张皮绠开朗的笑道，“您知道——诶，王哥，你来给我翻译翻译，用他们老毛子那个话给我翻译一哈啊！”

张皮绠拉住翻译王二九，又说道：“告诉越飞先生，我们特别欢迎他来！大家都听乡国大的汪主任讲过，知道越飞先生是一位特别厉害的洋医生，村里最近不是闹疫病闹得正厉害吗？乡里的医生不管用，咱们都期待着越飞医生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呢！”

王二九一五一十的把张皮绠的话向越飞重新翻译了一遍，越飞也点点头表示：“我们来中国，就是为了争取成为中国国民的好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我一定也竭尽所能，这是俄国劳动者与中国劳动者之间国际主义友谊的一个表现。”

村民们都听不懂越飞在说些什么，但大家从他的神情还有说话的语气里，都可以感觉到这个洋人同过去许多年来在山东地界上横行霸道的传教士们是不同的。

王二九又翻译一遍以后，张皮绠就拉住了越飞的手，反反复复说着谢谢两个字，越飞对中国人的热情与好客还很不适应，尴尬中却又感到这个生机勃勃的村庄，或许真的值得自己在此深耕一段较长的时期。

村子上空辽阔晴朗，一朵朵棉絮般的白云乘风向南驰去。远处泰山的背影似乎还披着一点银装的残余，还保留着去年年底那场残雪的痕迹，但谁敢说现在不是春天呢？春天已经到来了，农民们都将要投入到春耕的作业中来，在播种时节全面到来以前，社会党将决心使山东省和福建省至少四百万户饥寒交迫的贫农获得土地。

“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

越飞被张皮绠安排到了原来村长家的瓦房居住，至于村长本人则在去年就因为参与组织讨赤民团，而被公审大会判处了前往江北国营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的刑罚。

在又一番令人筋疲力尽的欢迎餐会以后，越飞点亮了屋里的油灯，掏出钢笔开始记录下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准备每隔一段时间，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视角，就把这些见闻记录委托老朋友托洛茨基发表到真理报上去。

“……山东的土地改革在我到达临沂以前，似乎就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其成色究竟如何？这还有待观察。中国社会党可能还将继续推动土地改革的工作，目前就我的观察而言，中国革命者主要针对通敌者和庙宇寺社的土地所有者展开进攻，但这部分土地仅占乡村土地中比较小的一个部分，要真正解决贫苦农民的生活问题，只靠这种程度的改革似乎还很不足够……

……中国农村的生活氛围与俄罗斯村社有很多近似的地方，但中国农村的自然环境更为恶劣，人均占有的土地和山林资源也更为有限，如果中国社会党能够在这样糟糕的环境里完成土地改革，复兴乡村，那么俄国人也一定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实现村社改革……

……托洛茨基，我强烈的向您提出一个请求，真理报应当向全欧洲有志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青年人进行呼吁，让他们到中国来！很可能，即使你们要说这只是一种可能，但如果中国社会党真的是一个合格的工人党，那么我们期待已久的一种社会图景就将在现实中出现了……这里需要更多的农业专家，老师，熟练技术工人和工程师，任何一点微不足道的帮助，都将彻底改善中国乡村的面貌……”

第三章 教民

大概在十几年前——约莫是德国军舰抢占胶州湾后的一两年左右，成队的大车从全县各处的砖窑里拉来一车又一车的灰砖，卸在村里的一片空场上。

本地的包工头从山东省的省会济南专程请来了一群工匠，使得一座庞大的哥特式教堂就缓慢地在村子中央建立起来了。

这是千百年来本村第一座西洋式的建筑物。

教堂顶部巍峨的方形塔楼，高高地凌驾于四周一切村舍民宅之上，好象一座路标，从老远就可以望见它。很快，这种被本地村民称之为“洋碉楼”、“洋庙”的建筑物，就以一种气派雄伟的姿态席卷了鲁中南全境，跟着洋庙抵达山东乡村的则是数量相当多的一批欧洲传教士。

来自德国南部的天主教神父们在十九世纪末到达临沂以后，就在这里开辟了一个稳固的基地，并且使相当多的农民开始信奉他们的教义，信仰天主教的农民又被称之为教民。教民们享有特殊的权利，也借着传教士们的支持开始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大量占有土地，神父们买下地皮、盖起教堂，又把其他地方的教民迁到这里，组成了第一批小型的天主教社区。

越飞注意到，在几次“教案”以后，中国官府事实上失去了对于教民的管辖权，任何涉及教民的诉讼案件，只要某一位传教士向衙门稍稍打一声招呼，就足以替教民赢得这场官司。这也就难怪庚子年时山东爆发的那场动乱，义和团的农民起义者们会用如此激烈的手段去进行“反洋教”的斗争了。

山东的义和团起义最终被袁世凯铁腕镇压，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以后又把一项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清朝政府，并宣布今后凡是参加反洋教活动的中国农民都应当被判处死刑。

从那以后，临沂的天主教传教士就修建起了更多的教堂，还有堂皇的神父住宅、修女院、修道院和育婴堂。巨大的砖石围墙平地而起，教会经过如此一番的复兴以后，成为了鲁中南农村地区很有地位的主宰者。

教会兴办的育婴堂，开始是将扔在街头田间的小孩收容回来，后来就变成直接从父母那里接收婴儿，甚至出一点钱怂恿母亲们抛弃自己的女孩。小孩们一旦成了教会的财产，就被寄养到奶妈那里，有时也交给她们的生母，直到断奶以后，才由教会收领回去，遂渐培养成天主教徒。

这些女孩从很小的年龄开始，就被迫从事清扫、烹饪和缝补等劳动。她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有一部分送到集市上卖掉，为育婴堂和教堂提供一项收入来源。

她们靠每天长时间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年龄较大的女孩每天差不多都要干十二至十四小时，等长到十岁刚一出头，就以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卖给本地的小贩、商人、农夫和兵士。

这么一来，教会不但财务上得到了好处，而且又招收了新的信徒和一代未来的教民。因为男人们如果想在育婴堂里找一个老婆，就得答应入教，结婚以后生下来的孩子也必须保证信教。由于育婴堂是未婚姑娘的主要来源，价钱也比本地一般要低三分之一，所以许多希望结婚的穷庄稼汉只得买一个教堂老婆。

如果说育婴堂里干的这些勾当引起了人们对它的憎恨和厌恶，那么教会在经济活动方面就更使人们的这种情绪有增无减。

一般而言，管理教会财政事务的机构名叫进行会。这个组织表面上是庚子年以后建立起来的一个赈济有困难的教友的慈善机关。它对入教的农民说，只要肯向会里捐助款子，上帝必然赞美，他们死了就可以早升天国。

每当一个会友死去以后，所有的教徒都为他的灵魂祈祷，这种对于亡灵的慰籍，未曾入会的人是得不到的。不少贫苦农民就为着得到这一点好处才捐出一钱半文。开始时，全部捐款只有三吊钱，略等于三分之一块银元的价值。

进行会把募集到的这笔钱以三分月息的高利放出去，赚到了钱就置办田产。那些还不起贷款的人只好被它夺去土地。到红军解放临沂的时候，进行会占有的土地已经达到本地的十分之一左右，成为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土地占有者。

进行会在发放贷款时附加着一份全区统一的借契，借契上的一些苛刻规定，就连山东本地传统的高利贷从业者们一般都不采用。它的第六款上规定，拖欠债务者必须替前去收债的人负担路费。路费按每十里收大洋两角计算，如果要过夜，还要另外负担食宿。第七款上规定，一切过期未清的债款要复加五厘月息，而且要本利相滚。

进行会作为一个宗教机构是用不着负担土地税的，因此佃户除了缴纳重租以外，还得负担官府摊派的全部苛捐杂税。进行会征收的地租虽然年年不等，但每亩地总要收三斗半以上的麦子，大致相当于百分之五十的产量。如果是教徒们租种这些土地，租税就减轻一些，每亩地一年可少交四五升。

对村里那些有钱的地主、富农来说，进行会就象一家银行。他们把本钱存进去，每月可以生一分五厘的利息。把本钱放在那里的好处是，他们随时都可以很方便地把钱取出来，而不象把钱借给农民个人那样，必须要等到收获季节或者年关才能收钱。它就这样得到了所有地主的支持。农民们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剥削会”。

不管人们当初入教时是出于什么情况，很多人后来都变成了虔诚的信徒，而且都象世界上任何一个真正的信徒那样把教义传给了他们的子孙。教会通过隆重的礼拜和严厉的训诫，通过一定的慈善布施，通过育婴堂培养年轻一代的信徒，和强调教会所处的少数地位的危险，在教徒中间建立了一种互相依赖的共同的利害关系，使他们具有同一个目的。

教会还把教民同村里其他人隔离开来，使他们成了大多数农民蔑视和憎恨的对象。由于教会的特权是在外国炮舰保护下建立和维持起来的，由于教堂的修建费用是通过武装侵略向人民勒索的赔款支付的，由于教会信徒能够被豁免掉一切用以扶助地方宗教仪式和古老习俗的捐税，所以长期以来，天主教一直受到山东农村中各类传统宗教会道门与一般农民的强烈敌视。

这最终为天主教社区在临沂的崩溃准备了条件。

当越飞开始在村中充当起“大夫”的职责时，他见到的大部分教堂都已经悬挂起了“集体财产”的木牌，欧洲传教士们早已不见了踪影，剩下的教民们并没有完全舍弃天主教的信仰，但像育婴堂和行进会一类的组织却已经不复存在。

这中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事情要从一卅大罢工的时候说起，那是一次针对德国人的政治性罢工，临沂的村民乃至于一些像大刀会这类的会道门组织也参与了进去，本地的欧洲传教士被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吓得逃去了租界，从此再也没有能回到他们花费了十几年心血建设的天主教社区了。

接着不久红军战士就进了村，并顺着山沟向前推进，一部分村民被吸纳进了公安总队和赤卫队的队伍里，一批民团头子被以通敌的罪名处死，村政府在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后，又把它们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贫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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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不动产

由于十几年来教民们所处于的优势地位，所以在临沂有财力组织民团的乡绅中，大概近三分之一人是教民。这群人最初被处死时，就在教民群体中引发了轰动性的反响，红军的做法不是直接对天主教信仰发起攻击，而是集中火力揭发本地教会的非宗教活动。

据王二九所说，去年那场会议就是张皮绠主持的，张皮绠在会议上说：“说实在的，谁也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回事，除了洪天王以外，谁也没见过上帝。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到底有没有上帝，也不是只有一个还是几个上帝，或者上帝究竟有几个儿子，是洋人儿子厉害还是中国人儿子厉害。现在的问题是，教会以保护你们的财产为名勒索了你们的钱，为迫使全村入教而不择手段，在各方面歧视穷人。”

张皮绠的斗争策略效果非常好，王二九告诉越飞，大家听了张皮绠的分析以后，就连原来的那些教民都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揭批大会举办的非常成功，除了一般农民纷纷站出来揭露了教会欺压农民的恶行以外，还有很多教民也现身说法，向人们讲述了教会是如何吃完农民吃教民，还有在进行会做过管事的人，把进行会那一套丑恶的高利贷盘剥手段都谈了出来。

社会党从始至终都没有攻击天主教信仰，事实上即便在临沂教会已经被彻底瓦解掉的今天，越飞在村子里还是撞见了不少信徒，他们依旧会举行礼拜仪式，也会在屋前悬挂十字架的装饰品。没有农民因此攻击信徒，因为正是这些信徒的揭露，使得教会的罪恶被完全暴露在了山东的太阳之下。

教会的财产被没收以后，首先是分给了村里那些最穷的人家，如果你是教民但同样贫困，那么一样可以得到一部分原属于教会的财产。

区分只有积极参加大会、大胆倾诉苦水的人，分得多一些，那些说话少的人则分得少一些。按张皮绠的话来讲，这是为了增加民众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

因为在中国古老的传统里，已经形成了一种“参加政治活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的潜规则。在过去的王朝时代，有时候农民也会自发进行一些针对地主或者官府的抗租抗税的斗争活动，通常这类小规模的斗争活动发展到最后，地主和官府是会向农民做出一定让步的，但是领导活动的农民领袖或者参加活动特别积极的活跃分子，则通常会遭到官府的严惩，甚至是被处死。

社会党希望和农村中一切旧的旧规则彻底决裂，但头几次分配，依旧不是一帆风顺的。

主要问题是害怕。许多本应得到财产补偿的人还是不敢接受，尤其不敢要那些贵重、显眼的东西，因为这会成为他们参加斗争的标志。如果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那么用不着什么黑名单，首先遭殃的就是那些拿了大件贵重财产的农民。

连续好几天，两个赤卫队民兵牵着一头驴子挨门挨户询问，但没有一个人肯收下它。教堂里的一辆最好的大车，起码值一千斤粮食，也一连几天没人敢要。张皮绠和王二九不得不亲自登门劝说人们不要害怕，放心大胆地收下大车。

后来是有一个全村出名好占便宜的吝啬鬼，他天生的贪心战胜了恐惧，虽然原来已有一辆大车，还是出了三百斤粮食把教会的大车买下了。这实在是桩便宜事，等到人们渐渐不再担心什么反攻倒算时，大家又埋怨起来，说是很多人家还没有大车，他不该又买一辆。

那个占到便宜的农民为此要把大车退给村里，但张皮绠还是劝他留下，张皮绠希望借此向农民们展现出红军的权威来，使农民们对乡国大的革命政权拥有更强的信心。

“……这是临沂正在发生的大规模土地改革的一个小小剪影……”

越飞在稿纸上继续写下带有总结性的文字，他每隔一个礼拜的时间就会托一名熟悉的赤卫队队员，把这些文字带到临沂县城的赤戟报分社去，然后委托一位山东总农会的干部将这些文字寄到上海，在那里通过另一位区联派分子发表到欧洲的报刊上。

“……社会党的分田奉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则，但我注意到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面对不同的具体情况，社会党党员和红军干部们也在采取着相当灵活的对应手段。他们对天主教教民的打击和争取是如此灵活，最终取得的成果又是这样丰硕，足可以使欧洲的任何社会民主党人为之汗颜……”

红军没收了相当多外国人在中国的财产，但按照越飞的观察，这一切都是在合乎于法律的形式下所进行的。因为革命的过程中，社会党人一直都在强调任何私有财产，例如房屋、工厂、船只等资产，都必须由其占有者亲自到新政府那里重新进行相关的登记，由新政府发给各类契约凭证以后，才能承认其资产在革命以后的合法性。

而就在一卅大罢工前后，山东的外国人就已经开始成批成批地离开乡村，他们中一部分人由于恐惧再次发生类似于义和团的暴动而逃往济南，更多人则逃到了青岛的租界，因而都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到社会党组织的新政府那里完成相关资产的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