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296节

据张皮绠所说，社会党曾经在许多报纸上登过邀请本地逃亡乡绅和资本家们回老家做资产登记的新闻，红军甚至公开表示过愿意为他们承担路费。但大部分的大地主和绅商们都不太相信社会党人的保证，他们宁愿相信袁世凯的北洋军有打回来的一天，也不愿意前往各级国大政府那里做一下简单的登记。

因此这部分人的财产，都是在合乎于法律的情况下被公开、公正地没收了。

那么有没有人回乡做资产登记了呢？对于这部分人社会党又是如何处理的？

张皮绠给越飞讲过好几个故事，这些故事里有提到一些胆大至极以至于其贪欲战胜了恐惧与理性的商人，他们不仅在战争时期就回到临沂做资产登记，而且还设法以极为低廉的价格从逃亡到租界的那群乡绅手里买下了大批资产，一起进行登记。

社会党为了向社会各界彰显新政府对于法律的尊重，同时也是为了展现新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就把这些登记一概承认，据说很短时间内就使不少人发了大财。

但是越飞也注意到，这类资产登记虽然包括了房屋这类不动产，但却并不包括土地。社会党人对于土地的所有权，似乎还有着另外一套更为复杂的处理手段。

俄国自从斯托雷平改革以来，村社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就日益成为各阶层激烈讨论和竞相争夺的要点，也成为了俄罗斯革命的一大中心问题，所以土地问题一直是越飞特别关心的要点之一。

他的眼神透过灯芯上那朵摇曳舞动着的橘色火焰，望着小小村庄中漆黑如墨的夜色，感到在那无垠的群山丘陵背后，的确正将有一轮红日蓬勃升起。

第五章 蛋制品

越飞工作的村庄位于临沂县城东侧的相公庄附近，村子本身没有确切的名称，人们只是按照约定俗成的叫法，把村子叫做山头或者山口村。

成千上百年以来，这座村庄就处于闭塞中，直到帝国主义的兵舰打破了这里的沉寂，数不清的洋货倾销之下，手工业者首先破产，接着则是农民，继而一些外国人带来的传染病也在山村里横行了起来。

在张皮绠的委托下，越飞把村子里原来一处修道院改为了山口村的卫生所。他自己通晓西医的内外科，也了解一些防治传染病的手段，然后临邑县的党委又委派来了两名懂得草药学的中医来做越飞的助手，这样除了卫生所以外，越飞又在山口村建起了一个药材合作社。

药材合作社的运行模式是这样的：参加合作社的农民需要轮流外出，帮助合作社采集中草药的药材，他们自己在卫生所医治小病、在药材合作社购买膏药等细小药品都是不要钱的，较复杂的治疗则会由乡国大政府报销一部分费用。

此外，红军、公安总队和赤卫队的家属看病，也可以依靠乡国大开出的证明享受免费治疗。

这种模式和俄国农村在斯托雷平改革以后，出现的一些村社互助团体很类似。其实仔细考究起来，俄国的苏维埃也就是村社“代表会议”或者“委员会”，本来就和乡国大是同一个意思。

俄国由村社互助团体，进而在1905年革命发展为罢工工人“代表会议”、“委员会”的苏维埃，这一切也和中国由农会、工会等法团进而发展为国民大会的政权是类似的。

卫生所的建筑物上，凡是能写的地方，全都写满了革命的宣传标语，上面写有“土地革命八大要求”，具体是这样的八条：第一条是“推翻豪绅政权，缴械一切讨赤民团的武装去武装赤卫队，保卫乡国大政权”；第二条是“按土地改革纲领没收豪绅阶级非法占有的财产土地，归乡国大处理，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使用”；第三条是“祠堂、庙宇、教堂地产及其他的公产，官荒或无地主的荒沙、田地，都归乡国大处理分给农民使用”；第四条是“全省区中的国有土地的一部分，作为乡国大政府及农民垦耕之用，分给烈士家属使用”；第五条是“宣布一切违反新银行法的高利贷契约概作无效”；第六条是“销毁一切在法定期限以后未向政府换契的田契和包括口头承诺在内的一切契约”；第七条是“取消一切违反新单一农业经济累进税税则的包办税则、捐税和厘金”；第八条是“由信用合作社统一办理低息贷款”。

越飞又注意到一点，中国社会党人所颁布的《土地改革纲领》，还有这份写在墙壁上的“土地革命八大要求”，都对一个用词十分谨慎：那就是全文中都不见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法律条文对于分田所说的都是将某某土地交给某某群体“使用”，而非分配给他们所有。

中国革命还是现在进行时的状态，一切形势尚未尘埃落定，刚刚在北京诞生的那个新中央政府好像也还没有从宪法角度上解释过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这些分田的土地究竟是国有、公有、集体所有还是个人所有？似乎尚是一个模糊地带。

但越飞从这份带有宣传性质的“土地革命八大要求”用词的谨慎上，感到中国的革命同志们一定是倾向于废除土地私有制度的，否则他们没有必要在这样的细枝末节上强调分田的“土地使用权”。

这样解释，可以说是土地的所有权是国有或者全民、集体所有的性质，分田的土地改革这是将一部分公有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分配给相应的农民。

王二九闲聊时同越飞讲道：“一开始时，我们是用纸张写标语。后来嘛，一则由于纸张容易坏，二则由于一大捆纸也很不便宜，就改为用墨撞在木桶里，用手提着到处去写标语。最后我们又改为用石灰水写，提个石灰桶，用笋壳作笔，在墙上写很大一个字的标语来搞宣传。”

“那些油印的海报呢？”越飞拿他那还很不流利的中文问道。

“那个油印纸啊……我听说是县城里搞的，他们拿白蜡、松油和皮纸调制出蜡纸来，然后用土法熬制桐油，做出特制的油灰以后，再加上猪油调均匀，稀硬适度，就可以油印了。嗨，老越我跟你说，县里刚从省城运来两台石印机，以后就要用石印的了。”

土法制作油墨的配方，据说是社会党人在梅州山区里的时候就研究出来的。最早他们制作油墨时是用两片瓦，一底一盖，底瓦中央安装锉灯一盏，灯内盛满桐油，装有五六根灯芯点燃着，两瓦相合前面空口再用白纸封住，经过近二十分钟将盖瓦取开后，盖瓦中央便聚成了一球烟灰；将此烟灰用刷子取下，放入陶钵中捣烂，再加入适量从灯内取出的热桐油和事先煎好的猪油加以拌均匀，这样就做好了油膜。

按这种生产方式，大概一百盏桐油灯，每次可产油墨半公斤，日产量则为五公斤多。

“你对这些工艺了解的还真熟悉。”

王二九哈哈大笑起来：“我搞革命以前就是做手艺活的工匠嘛，哼哼，等天下全都太平以后，我准备申请去县城的贫民工艺厂工作。”

贫民工艺厂在过去的战争时期，都是招募红军家属或者伤残战士为工人，主要生产一些日常用品像是鞋袜一类，当时还有用土法熬硝、烧制木炭，甚至做一些较简单的修械工作。解放战争结束以后，这些贫民工艺厂现在好像正在进行什么“改制整合运动”，似乎是把许多家乡镇级的工厂合并起来，开始使用从海外进口的纺织设备和江北国营农场产出的棉花原料生产棉纱。

这些工艺厂的产品一部分由他们自己的商店出售，但总的来说大部分产品还是会通过设在各乡各村中的消费合作社代售。

消费合作社除了会向农民出售各类日用品以外，也会用合适的价格向农民收购农产品，这些农产品将会运至县城加工以后再出售到自由市场或者国外去。在内陆地区，消费合作社重点收购猪鬃和桐油等产品，但在临沂农村则是以收购鸡蛋为第一大的项目。

二十世纪初还没有一年能下两三百颗蛋的高产蛋鸡，当时欧美的蛋鸡一年只能下几十颗蛋。鸡蛋产量赶不上人口成长，国际市场上蛋价水涨船高这时候，西方商人将眼光投向热银涌动的中国。在中国收蛋是一门获利倍蓰的大好生意，因为太便宜了，即使贴上运费耗损与关税，跨越大洋运到欧美后还是能大赚特赚。

上海的英国洋行率先在中国收蛋出口，因上海物价最高，洋行很快走入内地。1887年，德商美最时洋行溯长江而上，到汉口建立加工厂，收湖广鸡蛋出口，大获成功。继之进入内地的新厂，则把收蛋据点伸向皖南与苏北的广大农村。

待京汉铁路1906年通车后，洋商收蛋网的分布就更为辽阔，汉口的洋行可以沿铁路北上，驻马店、许昌、开封、新乡与铁路线外的长治都成了收蛋重镇。越往内地跑，收蛋的价格越低。在皖北收蛋用等值于十文钱的当十铜元，3个铜元即30文买两颗鸡蛋；到豫北新乡，货币改用面额1文钱的制钱，鸡蛋3文钱1颗；到了深入内地的山西，鸡蛋更便宜了，2文钱一颗蛋。

在山东农村一颗鸡蛋连一文钱的价钱都卖不出，村民们背上一筐筐鸡蛋，跋山涉水送到收蛋点，将鸡蛋卖给洋商以后，一颗蛋可以赚取一文钱到五文钱不等的价格。但是中间扣除村民运输的路费以后，获利其实是要减少一半左右的。

现在由设到各村村口的消费合作社收购鸡蛋，虽然收购价是三文钱一枚鸡蛋，收购价格比起洋商没有多大优势，但村民不再需要自己负担运输费用，获利实则增加了一倍左右，所以老百姓们自然更乐得将鸡蛋卖到合作社去，而非自费运到县城乃至于是青岛等地的洋商处去。

仅临沂一地的消费合作社，一天时间最多就可以收购多达两吨以上的鸡蛋。这些鲜蛋由村消费合作社统一收购以后，将首先运至县一级的总社，然后在县总社由贫民工艺厂手细的女工打蛋，将蛋清与蛋黄分开。蛋黄在大池中打散摇匀，加入硼酸防腐，是谓“摇黄”，接着通过加热烘烤，将其制作成如雪的蛋黄粉，是为“飞黄”。

根据市场需求的不同，加盐出口日本的叫“盐黄”，加蜂蜜出口欧洲的叫“糖黄”；蛋白也不浪费，可以在发酵之后烘成薄薄的蛋白片。

这些蛋制品在临沂集中以后，或者沿水路运至海州和上海，或者沿陆路运至烟台，如果海运路途不远，鲜蛋可以直接打包出口，大部分半成品的蛋饼则将有华南海运公司运输出口，但另一部分需要冷藏运输的多环节加工蛋制品，则还是需要委托给外国洋行代为出口，这是由于目前国营的华南海运公司尚不能掌握冷链运输的技术。

洋行熟悉旧金山、伦敦与汉堡的盘商，握着欧美的销售路线，报关海运更是老本行，例如，美国最时洋行本身就有船代与保险部门，他们也会设法争夺蛋制品行业的利润。但由于社会党人依托下沉到每一处乡村的消费合作社，掌握了绝大多数蛋制品的鸡蛋原料来源，所以便在出口货款的谈判上占据了很高的优势地位。

比如越飞了解到的临沂县蛋厂，据说外商每订十吨产品需要预付七吨货款，这就使得鸡蛋加工业大部分的利润得以留在了中国本土。

第六章 乡村“苏维埃”

除了村一级的消费合作社以外，越飞在山口村里最强烈能感受到社会党人存在的地方就是村国民大会。

什么是村国民大会呢？这和乡国大政权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村国民大会是建制在村一级的单位上，总的来说是一个由全村具有选举权的公民定期产生的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选出之后，这个委员会或代表大会就负责所有的地方事务，越飞以为如果按照俄国人的习惯性用词，这个村国大其实更准确一些来说是可以翻译成村苏维埃政府的。

因为单纯从村国大党政军一元化管理的角度来看，村国大比起一个代议制机关而言，更像是一个大包大揽的政府行政管理部门。

村国大或者叫村苏维埃政府，有权草拟村里所有规章制度，处理村里纠纷，任命村长、赤卫队的民兵队长和治安主任等村干部。任命之后，这些干部就以村国民大会的名义管理村里事务，执行国民大会所做的决定，并且还好定期向村国大就各自职权范围内的工作进行汇报。

如果他们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村国大可以随时加以罢免。村国大在理论上以它无所不包的性质区别于其它一切群众组织或选举产生的机构。贫农团的会员只限于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农民协会只限于贫农和中农、妇女协会只限于妇女，社会党就更严格了，社会党只限于根据品质、能力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等非常严格的标准而吸收的党员。

而国民大会则是代表全国统一战线内的全体人民的机构，它的代表性和群众性确实更强一些。

在中国农村社会里，除农民各阶层外，还有许多其他阶级和集团。如教师、医生、接生婆、兽医和药铺掌柜，木匠、石匠、铁匠、车辆制造匠等熟练工人。还有木刻师傅、编织工人、小炉匠、织席手工业者以及家具制造等精细的手工业者，然后是小商贩、杂货铺掌柜、大车店主、轧棉花的、酿酒的以及磨房主等买卖人。为了建立稳定的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政府，创造一种这些集团都有发言权，并能代表他们的政治机构是必要的。

总的来说，现在在山口村百分之九十的纠纷一般可以由像张皮绠和王二九这样的村干部解决。只有在村干部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才会提交到村国大解决，然后剩下一些更加棘手的纠纷，则要送到乡一级的国大政府和国民法院去解决——社会党还没有能力在村一级也建设国民法院这类机关，事实上山口村连巡警或公安机关都没有，治安问题只能靠带有临时性质的治安主任来负责。

村国大大体上就这样一种机构，它是新的全国性的民主联合在基层的政治体现。这里联合的不仅仅是农民，而且是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同盟阶级，它所排除的只是社会党所说的那些革命的敌人，也就是现在各大城市中“清党反奸”运动正在排除的反动派与各类奸细。

由于国民大会的形式要反映出民主形式下的阶级联合，所以它的组织机构必然不同于各种群众组织。每个群众组织只代表一个阶级或一个集团，最多代表两个关系密切的阶层，如农民协会代表贫农和中农。这一类群众组织的成员是棍据居住地区选举代表的，居住在村里某一部份的农民，从自己的邻居里选举农民协会委员，农民协会委员会就是这样由一个村里各个部分的代表组成的。

国民大会则不是根据居住地区选举的，它的代表主要不是来自村里各部分，而是来自各利益集团和各社会团体的代表，也就是社会党人所说的法团代表。

不管居住情况如何，商人选举商人代表，手工业者选举手工业者代表，农民选举农民代表。在任何专业人口聚居地区，代表的选举也是按照居住情况进行的，但是国民大会的主要职责是反映各个集团利益的，而不是反映各个地区利益的。

不过具体到像山口村这样一类阶级结构并不复杂的村庄，国民大会这种形式的必要性则不大明显。在山口村没有任何一户人家的生活是依靠专业技术、经商或者手工业来维持的，村里所有的木匠、织布的或者小商贩，到头来还是要耕种自己的土地——按村里人的说法，种地才是“本业”，其他一切谋生手段则只是“末业”。

在山口村，参与选举村国大的人，只能是跟农会会员几乎完全一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必要再多建立村国大政府这样一个机关吗？为什么不干脆把选举产生的村农会来直接作为山口村的村政府呢？

越飞自己调查了解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认为中国社会党人的这种制度设计，一方面似乎是想从制度上防范小农意识对于村政府的过度影响，另一方面似乎也是中国社会党人认为农会的代表性和群众性不如村国大普遍。

而且农会是一个带有排斥性的阶级组织，它不可能使所有村民都成为会员，如果那样农会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但政府与群众不同，政府必须代表一切在法律上享有公民权的人，这之中必然也就包括了一些“阶级成分不纯”的公民。

此外，在临沂的农村中还存在一个隐性的重大影响因素，那就是宗族势力。这是乡村中一种特别顽固且强大的力量，农民们通过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传统上形成了一种隐形的共同体，它是许多个有血缘关系的家族的大联合，在清朝时这种宗族共同体在村庄里起着实质上的村政府的作用。

即便红军在山口村推行了土地改革，而且在战争时期从肉体上消灭了一批宗族长老，但也不能把这种隐形的共同体彻底驱离村庄。

如果为图省事，就让农民协会像变色龙一样摇身一变而成为村政府，那么宗族势力就可能借此机会重新掌握乡村的控制权。

村国大的组织形式则多少破坏一些宗族势力垄断村庄政治的机会，因为乡、村国大的法团主义结构都意味着原本只占村庄里很少一部分人口的小宗小姓、手工业者和经营小商业的游民，可以获得远超过他们人口比例的代表权。

国大的法团形式，其实对占人口比例最大的那一群体是相对不利的，因为它从组织形式上使占人口比例最大的群体无法获得同其人口比例完全相符的代表权，这对制衡村庄中最大一支宗族势力是能产生正面作用的。

当然，只有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的村庄，社会党人才会在这里设置村国大的机构。土改本身也已经大大冲击了农村原有的阶级关系，同时还大大破坏了农村本来的宗族势力分布格局，在这样的形势下组织的村国大政府，便较小可能堕落为宗族长老把持的工具。

但同时也没有人能完全确保排除宗族势力的影响，这种乡村隐形共同体在中国的历史是如此漫长，以至于到达了不花费几十年时间不可能彻底排除的地步。社会党人的土改也好，村国大政府的设置也好，都只是从技术层面限制或者制衡宗族势力的影响，想要彻底瓦解这种乡村隐形共同体，恐怕只有倚靠数十年如一日的教育发展、人口迁徙和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了，这又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事情。

这一点区别，对山口村的村民来说似乎太微小了，大多数人还意识不到制度上带来的微妙而长远的影响。总之，村国大那种试图彰显无所不包的民主性质的原则，归根到底并不取决于单独一个村庄的需要与否，而是由于它是社会党人提出的整个政府结构的一部分。

只不过，就连有着极高受教育水平的越飞，都感到这一套模式是如此复杂，它真的能长期运行下去吗？或许就像观察日报上最近在极力宣扬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一样，这终究只是一种过渡的临时性办法罢了。

第七章 民力

在中国漫长的王朝时代历史上，绝大多数情况中帝国政府是不会将其政权机构下沉到县以下的层级。所以哪怕村国大政府还是一种非常简陋的机构，但它确确实实是社会党政权权威的延伸，乡、村两极国大政府的设立，至少使得县以下的级别增加了一个能够处理大部分日常事务的常设机构。

哪怕这个机构实行的是党政军一元化的精简管理，而且到了村国大这一级别的时候，基层脱产职业官僚的数量有时候甚至少到零，像山口村这样一个人口还算比较稠密，整体上而言在中国也算比较富庶的村庄，其基层脱产职业官僚——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脱产干部——有几个人呢？

答案是只有一个。

整个山口村，包括村长、治安主任、妇女主任在内的许许多多干部，虽然能够依靠乡国大政府的职位领取一份生活津贴。但这份津贴的额度稀少到根本不足以维持正常生活，即便是村长也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参与农耕生产，才能保证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不被饿死。

只有担任山口村赤卫队民兵队长的张皮绠，算是本地唯一一名脱产干部。

但这其实还是因为其他因素的影响，张皮绠除了本地民兵队长的职务以外，同时还兼任着临沂县国民武装部教官的职务，两份收入加在一起，再考虑张皮绠是名年纪很小的少年，没有妻子儿女和其他家人，这才能保证他脱产也能维持生活。

因此绝非社会党不想在乡村一级建立起复杂多元且能相互监督的行政和司法体制，而是有限的人力物力使得中国的社会党人暂时做不到这一点。

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既然不能在每一处乡村都设置行政政府、司法和执法机关以及暴力机关，那么就只能暂时采取被中国社会党人称之为“精兵简政”的措施，在乡村都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和管理模式。

这里面遇到的唯一一个问题，是越飞有一回到临沂县县城的赤戟报分社寄信时，赤戟报的一位党员记者向他提到的：“乡、村国大政府的一元化领导，会不会影响到党的领导？”

确实，如果中国社会党人要坚定党的领导，那么乡村一级的一元化管理权，就不应该设在乡、村国大政府的名义下，而应当在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然后由这个党委会从政治上对政权、军队、群众团体等一切组织进行领导和管理。

这很理想，但越飞认为这又很显然是现阶段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实行的。

因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像山口村这样一个比较老资格的解放区，而且人口还比较稠密，有也仅有张皮绠这么一位党员。难道仅仅依靠一名党员，就能组织起一个村的党支部或党委会吗？

更遑论在许多人口远不及山口村多，而且解放时间也短得多的农村里，很大可能就连一名党员都没有，那又怎么可能依靠党委会来实现乡村一级的一元化领导呢？

据说中国社会党现在已经有了十多万名党员，三年以前，也就是1911年社会党那位传奇性的书记长林淮唐领导第一次暴动起义时，社会党还仅仅拥有七十二名参与者，三年以后的现在，社会党就扩大为了一个正式党员十余万人、外围成员近百万的庞然大物。

这个扩张速度已经十分惊人，但相比全中国大约四万万到五万万的总人口，比例又是如此悬殊。

这也决定了社会党在乡村只能采取退而求其次的办法，至于一部分人所担心的“社会党将可能丢失农村领导权”的问题，越飞赞成张皮绠的论点：“我们党在全中国绝大部分的农村里都还没拥有过领导权，又怎么去丢失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