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311节

蓝天蔚重重拍了樊钟秀后辈一巴掌：“做第一号大山头……你以为这是好事吗？红军讲究党指挥枪，讲究上下一心、令行禁止，什么派别山头的，这全是林书记长最反对的东西。山头它自然存在，那是无可避免之事，但你要是真按照这些山头来拉帮结派、划分势力范围，就等着被政保局上门吧。”

蓝天蔚的一番重话，才勉强说的樊钟秀收起小心思来。

但红军内部的山头派系，确实是自然存在的，不会因为中央的反对就完全消失。由于各野战军、兵团之间，长期的独立作战，肯定会自然而然形成山头的区分，只要它不发展到严重的派系之争，甚至搞到友军见死不救的那种地步，就不算什么严重的问题。

可是如果真有人想借着自然产生的山头分野，搞政治上的拉帮结派，或者为自己制造声势，那就一定会引起中央的重拳出击。

蓝天蔚长叹一声，眼前灰色的原野已经渐渐被青绿色所完全覆盖，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洛阳城也已在望，道路两旁还不时有冯国璋派来给红军送酒肉的各色代表团。

洛阳春光好！

第四十章 汉阳兵工厂

武昌的江水清晰见底，与灰色的天空一道，茫茫的一片，浩浩荡荡穿过船旅繁忙的商埠，苍茫的暮色自远而近，水上的波纹也辨不清晰了。

来自华东野战军第二师的红军官兵们，列队屹立在江堤上，遥看龟蛇两山，巅峰处是赤帜舒展，芳草鹦鹉洲旁，还停泊着好几艘涂装深色的红海军第一舰队兵舰。

“日暮乡关何处去，烟波江上使人愁。”

华东野第二师师长杨若钧，还有红海军总司令萨镇冰和红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员谢葆璋几人，都正在江堤上迎风肃立。

谢葆璋笑说：“萨老总此去京华，就要被中央任用为海军部部长了。”

驻扎在武汉三镇的红军高级将领，还有本地鄂军几位黎元洪系统的投诚军官，以及来自汉口的几名民族资本家，都齐聚一堂为萨镇冰践行。

武昌上游的汉水穿过山岭，从谷壑里钻出来，气势汹汹地奔腾而来，轰鸣着，叫嚣着，一泻千里，如下山的猛虎，如奔驰的野马，江边的岩石被冲刷得圆滑光洁，白色的浪花一阵接一阵地冲上空中，在一丈多高的地方回落下来，与周边的千丘万壑，山石树木，形成一幅无比壮观的画卷。

一条茫茫大江横空出世，江水滚滚而来，卷起的不止是一道道此起彼伏的雪白巨浪，也是流不尽的代代英雄血。

“红海军舰队……今后就要镜如来负起责任。”

萨镇冰还是在报纸上看新闻，才得知了自己已经被中央发表为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海军部部长。他望着谢葆璋等人，很有些怅然若失，这什么海军部长，也无非是要将他调离舰队一线罢了，眼前这几位老红军看来也是早就知悉这内幕消息了。

鄂军第一师的师长黎本唐，也在为萨镇冰赴京践行的人群当中。他捧起一杯酒，附和说：“萨公入京以后，既是中枢大员，又是开国元勋，两次革命，萨公都举海军起义而扭转乾坤，其功莫大乎！”

黎本唐本名唐克明，辛亥革命前是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营长，他攀附黎元洪，故而改为姓“黎”，取名“本唐”，号称是“入赘黎家”，溜须拍马到了没有任何底线的地步。

所以鄂军将领多数都很瞧不起黎本唐，特别是那些参加过武昌起义的首义元勋，更视黎本唐为一跳梁小丑。

国民党籍的鄂军将领吴醒汉就讥讽道：“此次红军入鄂，黎师长投诚举义的动作就比萨公慢了许多步，但若能及时改为林姓，或许也能入得了中央法眼。”

吴醒汉这句话马上就刺痛了黎本唐，他涨红了脸很想反驳，但看社会党的几位高层领导人都在这里，又实在不敢反骂出口。

最后还是吴醒汉的好友、鄂军参谋长蔡济民，从中调和，化解了两人间针锋相对的气氛。

谢葆璋和杨若钧互相对视，均默默摇头。

鄂军有极光荣的历史，武昌首义足可以名垂千古。但自从黎元洪靠他老辣的官场权谋斗垮鄂军诸将以后，这支开启民国历史的革命军队就不断走向堕落，许多军官只因为是黄陂人，和黎元洪是同乡，就被超级拔擢到了各级带兵官的位置上。

还有一大群靠溜须拍马上位的将领，也把辛亥革命时的那批首义元勋给挤走了。

辛亥年前后的鄂军，号称是南方新军里最精锐的一支部队，战斗力不下于北洋军的老六镇。但经过黎元洪的这一番糟蹋后，鄂军只剩下乌烟瘴气，作战能力大幅度下降，军队里吃空额、喝兵血的情况也十分严重，甚至不少武器还被军官私下卖掉。

长江江水把武汉分割成三个城镇，汉口是武汉最大的商埠，武昌则是武汉三镇的权力中心，汉阳则因为汉阳兵工厂的存在，是武汉的工业中心。

汉阳兵工厂的军火生产能力，比之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还要高，可以说是中国目前独一无二的大军工基地。但在黎元洪的手上，这样一家大兵工厂，居然也被糟蹋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

“请萨司令上船吧。”

萨镇冰恋恋不舍地又望了武汉三镇几眼，但最终还是在谢葆璋和杨若钧的催促下，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兵舰。

谢葆璋看着萨镇冰远去的背影，淡淡道：“武汉三镇在黎元洪把持下，腐朽已极啊……”

杨若钧跟着说：“我军已经接管了汉阳兵工厂，从此开始着手，刷新湖北政治，必能有所成果。”

汉阳兵工厂此时约有职工三百名，工人四千名，兵工厂的劳动强度相当大，工作时间经常达十三小时以上。

早上七点至十二点，下午一点至五点，晚上六点至十点，都是工作时间。

黎元洪统治时期，汉阳兵工厂的厂方还经常以各种借口强迫工人加班，为袁世凯的“戡乱剿匪”效劳。工人为生活所迫，星期天也很少得到休息，加班也不发工资，有了病不能上班，不仅按天扣发工资，甚至要罚款，经常出现工人工资还不够罚款数目的情况。

时常有工人被逼带病做工，乃至身死，工人每年工作日也超过三百三十天以上。

兵工厂的劳动条件也非常恶劣，军火生产本来就有极大的危险性。但厂方只顾榨取工人血汗，多生产武器，根本没有制定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的规章，工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哪怕一点的起码保障，工伤死亡事故不断发生，烧伤烫伤更是常事。

厂内虽设有医疗室，但只是做个样子而已。缺医少药不说，所有医药费用均由工人自付。即使因工惨遭身死，也得不到厂方的抚恤，只是通知家属收尸而已。那些因繁重的体力劳动致疾或是丧失劳动能力的，厂方则拒之于门外，除名了事。

工人的工资收入极其微薄。厂里的工人分长工、技工、学徒工三种，还有不少小工 也就是临时工。长工每月工资仅八、九元，个别的技工也只有十几、二十元，学徒工很多是十二、三岁的童工，只有四、五元收入。

小工每天二百三十文左右，约合二角。

当时汉口的米价每石就要五、六元。而那些大头脑、小头脑，也就是厂里监视工人的工头，每月工资可高达百元以上。那些外国技师、顾问等，薪水竟都在七百元以上。

工人工资如此菲薄，还要受到各种盘剥。学徒工、小工要向工头送礼，才能入厂，小工每天的工钱都要由工头抽成，这是兵工厂的惯例规定。工人还经常被诬为违反厂规、厂法，工资动辄被罚被扣。

一九一一年，十三岁的小工杜荣山因迟到五分钟，不仅惨遭工程课课长邝显亲的打骂，还被罚了四天的工钱。

有几千工人的兵工厂没有一所工人食堂，自己带饭，就只有每日吃冷食而已。

工人也无丝毫的政治权利，还经常受到侮辱打骂。解放战争期间，袁世凯又颁布所谓的《暂行新刑律》规定，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余人处拘役或三十元以下罚金。完全剥夺了工人结社、罢工的权利，厂里还驻有上百号平日里携带武器的护厂卫队，动辄以违反厂规为名殴打工人。

工人上、下工时都由门卫搜身，如搜出烟、火柴等禁物，轻则遭毒打罚款、重则游街开除。如搜出被认为是厂内的物件，则以盗窃论处，要受毒打、被开除等处罚，还要在背上刺上强盗字样，涂上蓝色，极尽侮辱工人之能事。

到解放战争爆发以后，汉阳兵工厂的管理更加趋于严酷，甚至宣布对被认为是贼的工人，要将强盗二字刻在脸上，简直是恢复古代的墨刑。

前清时，曾有一个工人在厂内捡了一文钱，被搜出后竞惨遭杀害。这也就难怪红军接管兵工厂时，第一次组织诉苦大会，就有几十名工人一起谈及此事，不少人都悲愤地流下眼泪说：“因为一文钱，就杀死一个人，工人极不算人呐！”

第四十一章 吸收鄂军

湖北一直以来都是黎元洪的地盘，共和党在此根基深厚，除此以外，国民党也因为历史原因在湖北颇有影响力。

但社会党在湖北的力量就很薄弱了，只是在去年的国会大选期间，在武汉三镇发展了几个地下活动的外围进步团体而已。

这一点小小的力量，却成为星火燎原的种子。

解放战争爆发以后，袁世凯软禁黎元洪，北洋系在湖北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于是乎大肆屠杀镇压革命党人之余，为扩充反革命实力，北洋政府即令兵工厂加紧军火生产。

厂方强令工人每天加班加点，将早晨开工时间提前一小时，规定早展六点入厂，六点半钟开工。当时正值寒冷的冬季，昼短夜长，本来每天工作十二、三小时已是疲备不堪，上、下工时都是摸黑而行，还要再加班，上工再提前，工人居处稍远者实难如期赶到。

黎本唐便每天亲自督率卫队，把守厂门，监查工人入厂，到时就关闭厂门。有一天早晨天气寒冷异常，有三十多名工人被关在厂外，哀求卫兵开门。

黎本唐竟然要卫兵将这些工人“抓入惩办”，工人们奋起反抗，并大声质问道:“我们犯了什么法？”黎本唐无言以对，就命卫队开枪威胁。全厂工人惊闻枪声，纷纷奔出厂房，应援被拘工人。

黎又下令卫队开枪，当那些卫兵慌慌张张还未上好子弹时，工人一涌上前将枪夺下。当时黎本唐见势不妙，立即装出笑脸说:“兄弟一时糊涂、浮躁，请弟兄们不要见怪。”

结果当时就遭到工人们的痛斥，但工人们还没有得到有力的组织，在黎本唐暂时退步以后便放他离开。结果黎本唐跑到总监工室打电话，调汉阳驻军前来镇压，直接派了一整个荷枪实弹的步兵营来镇压工人罢工。

工人缺乏组织和武装，只能取来一些钢筋、铁条和石头同军队作战，结果不言而喻，罢工工人被鄂军枪杀十余人后，此次汉阳兵工厂的罢工起义便以彻底的失败告终。

这次罢工没能取得任何成果，但却初步显示了工人团结战斗的力量，而且也使得此后工人和厂方之间一直保持着非常尖锐的关系，社会党在湖北活动的地下团体也因此得以同汉阳兵工厂的工人进行接触，秘密建立起了汉阳兵工厂工人联合会的组织。

此后时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兵工厂工人就在社会党地下团体的领导下，进行一次规模更大且更有组织的罢工斗争。

这次罢工的直接原因是厂方以跌价纸币充发工薪引起的。

辛亥革命后，银元、铜元和湖北官钱局发行的纸币（官钱票与银元票）同时在湖北市面上流通。民国二年，湖北财政支出已达顶点，纸币充斥，物价飞涨，官钱票、银元票信用日减，尤其是银元票，不能兑换银洋，只能到兑换处兑钱使用。

自元月份兑换处发生兑钱人被挤踏而死事件之后，即停止兑换，银元票价格更加低落。法价规定每元作钱一千三百文，而市价只有一千零几十文，而且还在持续跌落，几天时间就从一元值现洋八角三分跌落至仅值现洋七角。

兵工厂自元月份以来，就将工资由发现洋改为发纸洋（银元票），工人的实际工资等于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再加这时北洋军在战场上的形势越发不利，湘、赣两省由于战争影响，都暂时禁米运鄂，使得一向靠两省接济的武汉粮食日趋紧张；商务停滞、战祸临头，民不安业；湖北又发生水灾，物价腾贵，通货膨胀非常严重，工人的生活困苦就更难以想象。

这样，在湖北社会党地下团体的组织下，兵工厂工人便公举代表，向厂方提出仍发银洋、铜元，或按市价抵发纸币为工资，但结果当然是遭到了厂方的拒绝，甚至数名工人代表还被厂方扣押，全厂工人忍无可忍之下，终于全盘接受了社会党提出的同盟大罢工斗争。

这次罢工是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的，工人们利用打铁工人每年一度的传统聚会“老君会”酝酿反对发跌价纸币。之后，工人们到邻的汉阳铁厂工人中去活动，讲兵工厂工人为什么罢工，争取厂外工人的同情和支持。

这次斗争，工人们吸取了此前被汉阳驻军武力镇压的教训，在发起公开的罢工斗争之前，首先秘密在厂房仓库中囤积了一批武器枪弹。

当汉阳兵工厂工人联合会发出“同盟总罢工”的斗争命令以后，工厂附近的杨家河、兴隆巷各街巷都涌出大批工人，大家奋起冲入仓库取出武器，还把驻厂的卫队百余人包围俘虏了起来。

除汉阳兵工厂以外，汉口的驳划工人也参与支持同盟罢工，二三十只划子一齐出动，很快就把两千多名工人送过长江。

接着武汉地区的汉阳铁厂、扬子机器厂、京汉线铁路工人，都给他们以种种支援。

湖北当局虽然几次派兵进行镇压，最多时派了整整一个旅的兵力进攻汉阳，试图镇压兵工厂工人的罢工起义。

但由于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红军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势不可挡，所以罢工工人们很快就公开打出红旗，不少鄂军将领考虑到今后很可能要接受社会党的领导，所以对出兵镇压工人也变得很不积极。

到最后，就连始作俑者黎本唐也不再出兵进攻汉阳，转而宣布接受罢工工人的一切条件，并允诺保证将按照答应条件发给工资，完全尊重汉阳兵工厂工人联合会的一切要求。

在黎本唐态度这样重大转变的背后，当然就是因为华东野第二师等野战部队，以及红海军第一舰队，此时已经基本平定江西各地民团，大军正在开入湖北。

等到红军海陆部队兵临城下时，由罢工工人们实际统治着的汉阳，首先易帜，迎接红军入城。这样武汉三镇在地理形势上，就更不可能阻挡红军的讨伐了。

更何况那时候林淮唐已经进入北京，天下大势已经十分明朗，鄂军多数将领纷纷投诚起义，黎本唐的几个幕僚劝他逃亡租界，但黎本唐自认为手下还有一些部队足可以在新朝谋得一席之地。

他完全不觉得自己镇压罢工工人起义，算得上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不就是枪杀了十几个工人嘛！反正最后也答应了工人的条件，说到底，还是刁民欠治啊！

像黎本唐这样的人，就是孙传芳所说的那种“不能领会林淮唐讲话精神”的人。

社会党从来不隐藏自己的主张和意图，但天下间像黎本唐这样连白纸黑字都读不明白的人，又实在太多啊！

长江之畔，龟山之下，江风瑟瑟，华东野战军第二师师长杨若钧拍了拍腰间的盒子炮，笑道：“黎师长，红军要对鄂军进行完全的整编，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黎本唐略感吃惊，“我举双手赞成红军的一切主张！”

“很好！很有精神嘛！来人，将涉嫌杀戮工人群众的现行反革命犯黎本唐带走！”

红军入鄂以后，鄂军多数部队都没有进行抵抗，而是很快接受了社会党的领导和改编，鄂军的大部分将领也都在萨镇冰、谢葆璋、杨若钧等人的要求下，离开部队一线，到武昌来参加会议。

武汉三镇已经完全被红军和亲近红军的工人武装控制，黎本唐自己的部队此时还驻留在长江北岸的汉川、黄陂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