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425节

具体在对待法国专家团的待遇问题上，林淮唐还是亲自和负责相关工作的林时爽嘱咐道：“从我们来看，中法两国两党都是兄弟关系，革命先成功的国家帮助后来者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里，起作用的是理想中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只是本来我们作为先革命成功的国家，理应帮助法国，问题是法国原来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一个第一流的强国，在科技和工业方面又确实大大强于我国，就造成现在的局面是后革命起来的法国反过来帮助我们。”

在中国革命成功之前和之后，也是在欧战之前和之后，林淮唐经历了国际关系变化无常的风风雨雨，中国社会党人也早已谙练处理各种国家关系的外交原则和技巧。

在林淮唐看来，中法虽然是同志关系，但亲密程度可能尚不及中日两党关系，法国又是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即使是同盟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交往上也最好需要靠严格的法律条文加以规定和约束。

“具体对法国专家们的待遇，一定要用明确的白纸黑字确定下来，国际主义要得，但一般情况还是要按照规章办事。”

林时爽轻笑道：“在这方面，我看现在是法国专家的国际主义精神更强烈呐！君汉，这点你不要担心吃什么亏。”

林淮唐认真道：“我没有担心吃亏啊，只是更不想占人家的便宜。从客观上讲，出国工作人员领取双份工资应该是国际通行的惯例，本单位人员出国为他国工作，自然就需要得到对方的经济补偿。法国专家只按照中国专家的标准，领一份薪水，连出国津贴的补偿费用都是公社政府自己掏腰包。我很明白法国同志革命刚刚成功，这时候正是革命的乐天精神、国际精神最强烈的时候，所以各方面对中国让步、优惠都非常大，他们的领导层毕竟大多数都是国际纵队的出身嘛！可是以后呢？国际主义精神不会永远这么浓郁，我们现在就要把规章都白纸黑字确定下来，免得十年八年以后大家反因为这所琐事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败坏了国际共运的团结精神。”

第三十九章 教育令

林淮唐对国际合作有一个明确的认知，中国需要法国的专家团，也需要日本派来的大量中层和基层技术人员。毕竟不管中国这几年的发展速度有多快，受高等教育的人群规模实在太小，这不是扫盲班就能解决的问题。

即便中央革命政府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接着推广标准汉字和拼音系统的机会，进行着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规模的扫盲运动，可是认识一些基本汉字并不代表着这部分国民就能够立刻成为可以参与进社会化大生产，特别是近代重工业工厂的优质劳动力。

在认识一部分基本汉字的基础上，接着还要接受小学以来的种种教育，灌输入现代民族和国家的观念，理解近代工业的时间标准、工作理念……林林总总，绝非短时间内可以一气呵成，毕竟就算是按照现在中国实行的小学五年制教育模式，到1920年，绝大部分省份甚至连第一批小学生都还没有成规模的毕业。

但是，中央革命政府也不可能就这样干等下去。

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也是这时期中国教育体系的一大特点。不仅是大学这样的高等院校如此，就算是小学也包含了大量的实习内容，同时企业、公司、商店、工厂和农场里，每周也都会花费大量时间开办夜校、速成班这类组织和活动。

这个过程里花费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不是少数，学习要占用生产的时间，直接就会导致原定的生产计划必须降低计划的效率和延长计划的时间，更何况要让劳动者，不论是工人还是农民来参加这些学习活动，本身政府也要给出真金实银的物质奖励来，光是靠党员去宣传、去鼓励完全不够。

物质奖励虽然很少，一般就只是来上课的人可以管顿饭，有时候甚至连这样的一顿饭都很少，只是发个馒头而已。可每时每日如此，全国各地都如此，加在一起，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了。

更何况教师、教具、教室要花的钱，还要更多。

教室还好，最不济的情况露天也可以解决，没有条凳大家就直接坐在地上。教具的话，黑板、粉笔是小问题，条件艰苦都能设法从简解决，问题是教科书，就算再从简，使用最差的纸张和油墨去印刷，也要占据全国出版社的大量印刷设备，即便如此，到最后还需要通过东亚联盟理事会的渠道，花费了大量资金向日本委托了一系列的印刷项目，才勉强能够解决。

至于教师，这是最困难的一件事。

到1920年，全中国接受过高小教育的国民数量还是太少，其中大部分人也都有自己相应的科研和生产任务，即便发挥主观能动性，让他们晚上到夜校去做兼职，且不说这会大大影响这部分人的正常工作安排，即便勉强去做，也还是填补不上全国师资力量的严重缺口。

就是在这样最不得已的情况下，林淮唐才只好向日本和朝鲜借调了大批的教师人员——清末民初的动荡对中国的建设影响实在太大，就连朝鲜靠着日本殖民时期为了掠夺资源进行的一点点建设，在教育的师资队伍方面，按比例来算的话都比中国要强。

中国有解放朝鲜这血盟的友谊，对日本，日本执政的社会党政府也是接受了中国的大量帮助才夺取政权，但亲兄弟明算账，东亚联盟理事会不是一个中国拿来把日本、朝鲜变成傀儡国、卫星国的机构，现阶段它只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的组织而已，从日朝两国请来大批教师，一样要花钱。

实际上由于日本教师阶层的生活收入水平，一般而言都比中国的同行要高一些，能够让日本派往中国支援的教师，全部按照中国教师的平均薪资水平支付薪水，就算是中国和日本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国际主义友谊的体现了。

按照中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的规划，从1920年开始，林淮唐希望到1925年就可以达成全国范围内公立小学数量扩大到三十万所以上的目标。

这几乎是要在短短五、六年间，就在中国现有小学基础上，再把小学数量翻一番。

中学、各类技术学校和高等院校，都还可以往后放一放，但是小学的教育教绝不可轻忽，没有接受最起码的小学教育的人，是很难适应近代化工业的大生产，在各种基本观念上都很难融入现代社会。

旧有的私塾、寺庙、族学，早在前几年的土地革命里就已经泰半被改造为了新式的公立小学，靠着这一改造红利，在1915年到1920年之间，中国的公立小学也确实出现了一个数量上急剧增长的时期，但在质量上，这些简单由私塾改造过来的小学，本身也严重缺乏师资力量，偏远地区的公立小学里继续用千字文上课的情况也很常见，不少教师自己也同样对近代化的世界观、工业社会的生活理念一知半解。

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张百熙拟定的一系列《钦定学堂章程》。其中《钦定小学堂章程》规定“儿童自6岁起受蒙学四年，10岁入寻常小学堂修业3年。俟各处学堂一律办齐后，无论何色人等皆应受此七年教育，然后听其认为各项事业”，但这个学制并没有真正实行，清廷当然也根本没有这个人力物力来推行义务教育。

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决议《试办义务教育章程》，规定义务教育的年限为4年，并提出国库补助义务教育经费的办法。可是随着辛亥革命爆发，这一章程也化为泡影，此后袁世凯秉政，义务教育更加是梦幻泡影，直到中央革命政府成立以后，政府在教育方面，主要的精力也是集中在大众扫盲运动上，对于义务教育虽然提出了五年的教育年限，但同样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贯彻下去。

日本呢？日本从1871年开始推行八年制的强制收费教育，由于百姓的经济负担过重、学习年限过长、学习内容脱离生活实际等原因，就学率非常低。1879年明治政府以太政官布告的形式颁布教育令，强调送适龄儿童入学是民众的责任，取消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补助金，缩短义务教育年限的同时对儿童上学时间有所放宽。这一阶段义务教育的规模有小幅增长，但相对宽松的教育年限对儿童的入学率起到消极影响。

直到1886年，日本开始正式推行四年年限的义务教育，家长虽然还是要依据规定向政府缴纳学费，但是从1899年开始小学教育费就开始由政府进行补助，1900年干脆免去小学学费，从法律上实现了免费的小学阶段义务教育，到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的时候，日本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的就学率已经达到98.2%。

至于师资上的差距，中国和日本之间差距就更加悬殊。

清廷从1904年才开始设立近代化的师范学堂，可是直到现在，中国公立小学的教师一部分来自新学校，一部分是曾负笈欧美、东洋留学归国的学生，另外相当大一部分却还是受封建传统教育出身的遗老塾师。

日本则在1871年开始，就已经完成了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和教员养成所三种师范教育机构的培养体系，不管是教育质量还是师范毕业生的数量，直到1920年都还是远远领先于中国。

单纯就工业产值而言，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其实很小，经过社会党这几年的建设，到1920年中国的主要工业指标产量差不多都达到了日本的八成或是超过了日本的八成。两国最大的差距，反而还是在教育方面，日本早已搭建完义务教育的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则几乎是刚刚正式走上赛道。

所以一五计划在教育方面，从一开始中央就讨论好了要向日本大规模借调师资队伍——可这，让这么多日本的师范生来中国的师范学校执教，甚至是直接到中国的中学、小学任教，真的没问题吗？

第四十章 冯主任

在义务教育方面，尤为让道学家们震怒的事情，则还不止于以夷为师。

固然，从道咸以来的历史都已证明着蛮夷绝非蛮夷，反而是迟迟不能踏入近代工业化快车道的中国，才有被开除“球籍”的风险。从晚清开始，聘用西人为顾问、为教授、为师范，到现在也算非常常见，只是规模不似这一回引进日本的师范教师和法国的专家团那样宏大。

问题在于，林淮唐还要把外国教师请到女子学校上课，甚至于社会党的机关报一直都在舆论层面上吹风，声称一五计划建设的全部新公立小学，都要一律实行男女合校就读的制度。

中国最早的近代化女子学堂，始于1902年吴馨在上海开办的务本女塾，也就是现在上海第二中学的前身。男女合校就读的历史，则始于辛亥革命后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出台成文法规定初等小学校可以男女同校，随后小学男女同学开始出现，但单设女校仍很有势力。

至于大学，1915年中美合办的私立岭南大学即开始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合校。当时处在社会党政权控制下的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工业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等高等院校，也是在1914年、1915年左右开始男女均招，实行男女合校培养的制度。

随着小学和大学可以男女同校同学，中学也开始仿效。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广东执信学校、湖南岳云中学、广州第一中学、上海吴淞中学、保定育德中学、南京暨南学校……等诸多中等学校，大约都在同一时期开始男女同校。

只是，除了直接由社会党政权设立的公立学校以外，绝大多数实行男女合校就读制度的学校虽然允许女性入学，却也会给女学生安排不同于男学生的单独课程，例如家政、女红、厨役等等。

女学生虽然入学，实则处处被忽略，生活设备、身心训练，处处吃亏。女学生在男学生队伍里，也时时受到不尊重的怜悯，学业行为更受到不必要的原谅。在这种学习氛围下，女学生很难勇于奋进的，在雄厚的男学生势力范围内，女生对于课外活动也每每退缩不前，于是失去了练习才干的机会而养成懦弱无能的性格。

在土地革命、社会革命实行较晚、程度较轻的内地省份，许多守旧家庭如果没有完全的女校，宁可不叫女儿读书，也不愿意让女儿进男女合校的学校读书。

现在，中央又要聘请大量的外国教师到小学和中学执教，甚至是去做教务长乃至于校长，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顿时充斥街头巷尾。

有些不安于新政权的反动分子，也趁机鼓唇摇舌，到处散播谣言。本来近代以来中国备受外国的侵略和欺辱，一般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就非常敏感，稍经有心人的挑拨，就可能酿成对社会党人的不信任感。

即便如此，林淮唐还是决意趁着这个风口，把绝对的男女合校制贯彻到底。

中央革命政府的教育部原来是和其他部委一样，都集中在颐和园内办公，只是随着这几年来部委机关人员规模的不断扩大，继续在偏处北京郊区一隅的颐和园办公就非常不方便了，一部分和外交、军事、经济建设有关的部委直接前往青岛，好方便和日本、朝鲜、法国等友好国家进行对接，剩下另外一大部分部门，就像教育部，也是陆陆续续前往市内。

教育部的新办公楼刚刚落成不久，旧址是晚清时的太常寺，就坐落在西单百货商场附近。平常职工要从住宅区过来上班，也可以搭乘公交汽车或是北京刚刚修通不久的市内无轨电车，比起以往跑去颐和园办公，通勤要方便得多。

自打红军进京以来，北京的治安就一直非常好，不管是过去到颐和园上班，还是现在到西单大街上班，就算是加班到深夜，也没人会担心出什么偷盗之事。

教育部像今天这样，街道附近十多米就排列着一处公安的岗哨，大楼出入口处甚至还有穿军装的红军战士搜身检查，便显得尤为罕见。

孔乙己将电车车票交给检票员以后，就拎着公文包怒气冲冲的下了车。教育部的办事员们都对这位北京北城里有名的老校长面熟，谁都知道他是个老社会党人，辛亥年前后就跟着林主席闹革命，红军进京以后就一直担任北京第六小学的副校长，一直坐到今天，以他的资历，光是不伸手要官这点就很让人心存敬意了。

孔乙己因为有参与新版国文教科书编委员的工作，所以这两年来也常到西单的教育部部委大楼办事，只是他过去给人的印象说好听点是文质彬彬、儒雅随和，说难听些就是唯唯诺诺、畏畏缩缩了。

像今天这样怒发冲冠的模样，实在是很不像孔校长。

“韩司长在吗？我要找他，告诉他是孔乙己来了，我这个老同事来看看他啦，看看他近来都把我们国家的教育大计办成个什么样子！”

孔乙己说着就把一把报纸摔在教育部的大门前，最上面一张是国民公报，头一页就写着“男女既可同板凳而坐，安可不同床而觉，什么是男女同校，明明是送子娘娘庙”，下一张是号称赚给女性知识分子看的《女子》杂志，被孔乙己剪下来的一页也写着“今日社会所属望于女子者，大都为贤妻良母，能治理其家庭，教育其女子已耳”。

再有一份属于国民党系统的民报，则赫然写着：“女子入学读书的目的，是要学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所以就要好好学习家事和劳作的课程。”

最下面还有一份天津的益世报，写的是：“吾国男女界限，分别至严，授受不亲，古有明训。如使男女同校同学，必有往来，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偶或不慎，指摘随之，伤风败俗之事起，道德之破坏无余地矣。何况中外礼教不同，倭人有野合之俗，岂可引为我华人之师范！”

教育部教改司的司长韩振洋是孔乙己过去在海州第一农场小学做教务主任时的老同事，两人一见面，韩振洋便先抱歉道：“老孔，怎么回事？今天又来了？对不住、对不住，你也是一把岁数了，腿脚又不方便，下次还是我去你家里谈吧。”

孔乙己摇摇头问道：“取缔男女同学案是怎么一回事？”

韩振洋气定神闲，笑道：“社会上的一些道学家在制造舆论，想和政府出台的新教育法打对台戏嘛！他们在国大里也很找了几个帮手，顶着好些位女国大代表的痛骂，硬提出这份取缔男女同学案，说是要树立起母性教育的样板，要开办如何如何专业的女子学校。”

孔乙己拍案而起：“民二年、民三年，厦门单设的女子学校就已经开始男女兼收、同班编制，怎么？七八年过去，还要再倒退回民元以前吗？不消说是反革命吧！”

韩振洋闻言哈哈大笑起来，他很熟悉孔乙己的性格，知道这位老先生向来是唯唯诺诺的为人，今天火气这样大，想必也确实是被某些报纸上的话给气到不行。

孔乙己拍拍报纸：“像这样的瞎话、鬼话、混账话，新闻局、印刷局真不该让他们刊登发行出来。”

“这点我也深以为然，只是中央要考虑的方方面面还很多，不像我们想得那么容易，封禁言论是能痛快一时，长远来说这问题却很复杂。”

“那么，取缔男女同学的事情教育部到底怎么想的？”

韩振洋瞥了孔乙己一眼，低声说：“文教委的副主任颇支持这观点，甚至有些反对日师到华执教的舆论。也是很受他的默许和支持。”

“冯主任吗？”

文教委就是文化教育委员会，有权指导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科学院、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的工作，和政法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同级，文教委的副主任行政级别就等于其他部委的正职部长了。

韩振洋所说的这位文教委副主任，就是解放战争结束时向红军投诚的冯国璋。

第四十一章 新贵

解放战争结束以后，中央革命政府忙于对内进行土地革命和社会革命，刷新政治、改良风气，对外还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了非常大规模的两次国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对于旧军阀、旧官僚的处置，不少民初时活跃在北洋政府内的贪官污吏、横暴兵痞，固然失去了过去赖以嚣张跋扈的特权，可是也没有受到历史应有的审判。

甚至像冯国璋之流，还登堂入室，做起了新中国革命政府的高官贵胄。

孔乙己读再多的西洋圣贤书，心底毕竟还是有很浓重的官本位思想，韩振洋一提到冯国璋这位大官，孔乙己便连说话的声音都小了许多：“他……冯主任，冯主任读的圣贤书还是少了，他大约不知道礼记所载，夏商时少年男女就是共同受教育的。”

韩振洋笑吟吟的望着自己这位老学究的故交，以孔乙己的思想，面对冯国璋这样一位“上通天庭”的高官，还能坚持自己的基本主张，是很可以见得他这几年来思想上的独立和进步。

“林主席认为男女分校不利于男女教育平等的实施，老孔你就放心吧，不管朝野间反对的舆论声浪有多大，教育部都绝不会开历史的倒车。”韩振洋认真起来说道，“贤妻良母这些历史上的陈词，也必然会被世界革命澎湃的洪流冲洗殆尽。”

韩振洋拍了拍孔乙己的肩膀，劝慰道：“这几年来你始终没有成家，组织上也想过给你介绍老伴，都被你自己拒绝掉了。我知道教育部里面、你们学校里面，总有些嚼舌根的人取笑你，说你是老朽的道学家如何如何。但我很清楚，你是收养了好几位红军烈士的遗孤，这才没有多余的时间去解决个人家庭的问题。”

被说到这里，孔乙己只是一时无言又连连摇头。

他总共收养了四名红军烈士的遗孤，二男二女，两个孤女今年都才不过七八岁。正因为这层关系，孔乙己才会对国大里面突然出现的攻击女学生正常接受教育的言论特别愤懑。

甚至到了一改往日作风，直接冲到教育部里来讨说法的地步。

韩振洋递给孔乙己一根香烟，一边从胸前的西装口袋里取出打火机帮孔乙己点火，一边笑道：“喏，法国专家送的礼物呢，黄铜镀鉻的袖珍打火机，这在西洋也是新鲜物件，你看，上面还有法国的野猪银标呢。”

1878年一名叫约瑟夫·沃丹尔风的法国人取得了采用一种使用金刚砂轮的打火机的专利权，这种打火机带有一个小砂轮，砂轮磨擦金属片时，可产生大量火花，随即点引信线，算得上是现代打火机的雏形。

中国早已建设起了拥有很大生产规模的火柴厂，但是在打火机的生产技术方面就还非常落后，也很缺乏炼制燃料的工业能力。虽然能够资产沥青、石蜡这类产品，在航空燃油方面的技术储备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普通的汽油、柴油、重油、润滑油的炼制能力还是很弱，就连红军的汽车都还需要向英荷壳牌资本控制下的亚细亚火油公司购买。

至于说香烟，这种轻工业产品技术难度很小，甚至早在红军进京以前，社会党政府就已经在广州、汕头、厦门等地开办了成规模的烟草工厂。到现在，中国国产的香烟不仅已经完全取代了英美烟草公司在国内的垄断地位，而且还靠着工人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反过来使国产香烟在南洋和印度都占据了不小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