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424节
第三十六章 一五计划的开端
回到青岛，港口的扩建工程正热火朝天，青岛将被选为将来东亚联盟的行政首都这一消息，早已经不胫而走，青岛市民大多数都很兴奋，首都？这是他们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却一下子就要变成现实，在港口附近本地市政府悬挂的巨幅宣传标语，也好像在宣扬着青岛人全新的精神状态
中国山东，世界青岛。
西园寺公望和吴蕴初带领的东亚联盟贸易代表团，在巴黎已经和法兰西公社谈成了一笔二十亿法郎的巨额贸易合同。法方同意了中国提出的贸易条件，中国将向法国提供其所需要的茶叶、桐油、大米、钨砂、猪鬃及植物油等货物，用来交易法国铁路、电力、钢铁和煤矿生产的大批重工业机械设备。
很快，由法国最著名的科学家玛丽·居里夫人领衔的法国援华专家代表团，也跟着吴蕴初等人一起来到中国。这些专家到了青岛以后，很快就受到首都规划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和山东省委书记陶骏保组织的盛情欢迎，专家团除了内部有他们自己的组织系统之外，对外工作主要就是接受山东省省委和辽宁省省委的领导，因为这时期一五计划的建设重心就是在东北和山东。
跟着专家团抵达中国的还有法兰西公社派来的一支商船船队，这支船队将在青岛和布雷斯特两个港口城市之间建立一条定期货运航线。跟着专家团第一期被运到的货物，除了居里夫人他们带来的少量精密测量仪器以外，就是一整船一整船的卡车。
中国缺乏汽车的生产能力，汽车司机的数量当然更少，在中国红军里面还设置有专门的汽车兵，算得上是高级的技术兵种，可就连红军里优秀的汽车兵，一般也只会驾驶普通的小型汽车，对法国货轮运来的这批卡车都一窍不通。
最后的解决解方法，还是由山东省省委出面从日本租来一批卡车司机先顶着，同时在青岛、天津、大连和上海同时开设了专业的汽车司机培训班，准备大规模的培养驾驶人员。
陶骏保也很感慨，经过了青岛和东北的战事以后，中国社会党人普遍拥有了极为强大的民族自信心，大家都觉得只要有林主席在、有中国社会党在，那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要超美追英肯定也不在话下。可是一五计划才刚刚启动，陶骏保才意识到工业化是一桩投进去多少钱才有多少水花的事业，光靠精神力可没法推动工业的发展。
教育、科研、交通条件、基础设施、发电设备、燃料工业……这里头的哪一项不是硬功夫？绝没有取巧的可能性。
参加工作的法国专家在各个地方都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批专家里也有人是国际纵队的老志愿者，很多人对中国都并不陌生，而且他们的工作是很认真的，也是很负责的。
法国同志虽然在生活习惯上常有让中国人觉得匪夷所思或是无法习惯的地方，但在陶骏保的印象里，专家们整体上还是严守纪律的。有一次他们坐卡车路过莱州附近的一个乡村，这个时候庄稼长得很茂盛，开车的司机也是个法国人，拐弯的时候不小心碰倒了一些庄稼作物，同行的居里夫人便狠狠地批评了司机，使用的言语很亲切，她说：“你知道吗？这是农民全年的劳动，就快要收获了。你这么不慎重地拐，这行吗？这是对农民不尊重、不负责任的态度，你要好好地做自我批评。你必须赶紧下来把庄稼扶起来，重新用土培起来。”
总之，法国专家团的表现是很不错的，他们虽然是从欧洲最发达的工业社会到中国来做援助工作，可是一点没有好逸恶劳的坏习惯，毕竟是经历过欧战和1919年革命的锻炼，整体都是很正派的。
法国专家团在山东，主要负责的是和煤矿开发有关的工作，山东的优质无烟煤经过德国人的宣传，在世界上都还是非常有名的。在东北的话，专家团的工业就主要是帮助中国人管理和修复遭到战争破坏的铁路网，在这方面从今年开始日本也陆陆续续派到东北不少铁路专家，像大连机车车辆厂的总顾问就是日本人。
自从日本革命以来，原来雄霸东北南部、控制着东北主要铁路干线的满铁公司，也已经被国有化。满铁的大量管理层和技术人员，都被作为反动分子遣返回国接受审判，还有不少人直接被中国红军逮捕，送往沈阳接受战争法庭的公审。
在这过程中，满铁一部分手上没有血债的技术人员，则被随后接管南满路的铁道部留用，对中国国铁的铁路建设、工作规章都造成了很大影响。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国铁的铁路用语里含有大量日语词汇。
比如担当、乘降、中破、大破、手账、通勤……等等，“管内”列车与“直通”列车的区别，铁路基本建筑的“限界”，“闭塞”区间和“重联运转”，铁路电报站名“略号”和“一度停车”，国铁铁路系统的正式行业用语和习惯用语里都可以看到大量日式用语的影响。
还有满铁在战后留在吉林省和辽宁省的机车车辆厂、办成品蒸汽机、火车头、货运车厢……总规模有上千节之多，这些机车和车辆，以及相应配置的信号装置和通信仪器，也都是由日本的川崎工厂生产，采用日式技术标准。法国专家团到达东北以后，非常大的一部分精力，就是花在整合东北铁路的中式、日式、法式三种规格标准，尽量使各路段的铁路和机务管理都能够完全统一起来。
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各路机车数量繁多，型号编号尤为复杂，比之著名的“万国牌”武器，其实中国在铁路机车上才更是典型的“万国牌”。
光是一个京汉铁路，从北京至汉口的这段铁路上就运行着13种型号、249台机车，另外还有借用外路的杂牌机车30余台。其中数量较多的就有比利时国家式、廊克里式、路杰斯式、博云敦式、康邦式和泼来里立麦式机车，有的是是比利时生产的，有的是法国生产的，有的是美国生产的，规格标准也非常混乱。然后像德资为主的胶济铁路，英资为主的津浦铁路，又分别使用了大量德国和英国生产的机车头，各自又有二三十种型号，这就让铁道部的日常机车维护工作困难繁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专家团到青岛以后，向吴玉章和陶骏保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尽量统一国内铁路网的机车型号。他们建议中国引进法国巴黎奥尔良铁路公司的5300型蒸汽机车，因为日本也曾经大量引进5300型机车，在南满路上这一型号的机车头存量很大，比较适于用来统一国内的机车型号规格。
5300型蒸汽机车是法国巴黎奥尔良铁路公司在1911年开始研发的一种侧水柜式蒸汽机车，在战前就生产了二百多台，它们能够以20 km/h的速度在坡度为25 ‰的坡道上牵引285 t列车，以60 km/h的速度在坡度为4 ‰的坡道上牵引1000 t的列车；而在平道上，则以70 km/h的速度牵引1500 t的列车，算是天皇轮式蒸汽机车里性能很强的一款型号。
所谓天皇轮式蒸汽机车的称呼并非因为其是日本研发或生产的，1885年，由吉尔伯特和沙利文主演的歌剧《日本天皇》在英国和美国成功演出并获得了巨大的人气，与此同时，1897年，鲍德温工厂为日本开始制造日本1067轨距的窄轨9700型2-8-2蒸汽机车，并把该型号定名为“Mikado 天皇式”，这两个事件的结合，使得有2个前导轮+8个主驱动动轮+2个后从轮排列的蒸汽机车被称为天皇式轮式机车。
2-8-2机车的燃烧室设置并没有放在主驱动轮上做承重，而是将燃烧室设置在后从轮上方，这样使得机车的锅炉一下子加宽和拉长，从而又增加了加热水管的长度和蓄水容积，这样能产生更多的蒸汽，当然机车功率得到了增强。
日本的汽车制造、川崎、日立、日本车辆等工厂，都拥有生产这类型蒸汽机车的丰富经验，满铁在大连和沈阳留下的机车车辆厂经过法国专家团稍加改造，就可以直接投产用于生产法国的5300型蒸汽机车，这一点也很方便国内今后统一机车的型号和生产，所以最终经过铁道部和交通部的讨论以后，就决定引进5300型机车的生产技术，称为解放1型蒸汽机车，并制订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批量生产一千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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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专家团
专家团的成员准备帮助中国解决总体利用黄河、汉水的水利和水力资源的规划勘测工作，法国在这方面也积累有丰富的工程经验，他们在阿尔卑斯山区修建的水力发电站，其技术水平放在全世界都是相当领先的。
还有四个专门的工作组将帮助中国政府制订电气化、发展黑色冶金与有色金属冶金、机器制造工业、船舶制造工业的远景计划。
有五十名地质专家，还将帮助中国组织地质勘探工作和地质人员的训练，其他诸如像如何选择农业机器、蒸汽机车和地质勘测仪器的型号方面，专家团里也都有十几位专家会给中国政府提供专业的建议和技术资料。
中国由于长期以来教育事业上的落后，就连高小毕业生都可以算作高端人才，在地质勘探人员方面的缺口更是极为严重。地质勘探工作需要海量的地质工作人员到野外去工作，最保守的估计，中国也需要在两三年的时间内使地质人员的技术力量增长十倍以上。
地下的矿产储备是地上工业建设的命脉，如鞍山、包头、大冶、徐州等钢铁基地所需的矿产资源，大同、开滦、抚顺、平顶山等重要煤田，还有东川、白银厂、中条山、铜官山、寿王坟等处的铜，桃林、水口山、泗顶厂的铅锌，个旧的锡，赣南的钨，昆阳的磷等。这些矿产地历史上已经被发现或被开采过，但地下的资源情况并未查清，不能满足工业设计的要求，这就需要地质部门在法国专家团的帮助下尽快对这些地区完成近代化的勘探工作工。
对由中国设计部门正在设计规划当中的，像青岛首都规划方案、长江大桥和辽宁省即将开始建造的工人住宅模范社区，专家团里的建筑师们也将参与到审核鉴定的工作里来。
还有像中国国内现在正在进行的，对库伦、科布多、热河、察哈尔、绥远、黑龙江、吉林、滨海、四川林区的森林航测，也将会有法国专家团的参与。
整个第一阶段的经济合作，中国将按质按量对法兰西公社偿付第一批的货物，包括钨精矿十万吨、锡矿十万吨、钼精矿二万吨，以及若干的羊毛、黄麻、大米、猪肉和茶叶等。
经双方协议以后，只有很小一部分的偿付需要使用可以自由兑换的外汇偿付，而且绝大多数的偿付都有一年时间的清偿时间，这对中国这边来说也是非常有利和划算的。
按照协定，在1920年到1925年的六年期间，将分成三个阶段，由法国帮助引进和建设一百多个企业，考虑到资源等因素，将钢铁企业、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化工企业等，选在矿产资源丰富及能源供应充足的中西部地区；将机械加工企业，设置在原材料生产基地附近，军事相关的国防企业则多数集中在东北地区，造船厂当然还是摆在海边。
按照规划，最重点的五十个特级建设项目中，则是有三十六个在中国，有五个在朝鲜，有九个在日本。放在中国境内的三十六个特级建设项目，电力、钢铁、煤炭、制侣等占二十个，机械、化学、造纸占十个，还有六个则是国防相关的特级建设项目。
建设在朝鲜境内的五个特级建设项目，则是以煤炭、电厂和医院为主。日本这边的九个特级建设项目，除了船舶制造工业以外，就是以染料、航空为主。
这些对法引进项目说到底还是要花大笔大笔的钱，没有投入哪来的产出？虽然法国给出了相对国际市场价格极大的优惠，但中国、朝鲜、日本还是需要自筹资金，所以五十个特级建设项目的分布比例，也就相当于是中朝日三国在这次经济合作中投资的额度比例。
朝鲜的国力最弱，就连现在承建的五个特级建设项目里，都还有超过一半的资金需要中国和日本协助。
日本的工业基础在三国中最为雄厚，所以搞项目引进的动力其实不像中国和朝鲜那么强烈，片山潜政府的主要精力还是花在对日本国内已有的工业企业进行国有化改造这方面上。
论资金的话，日本由于国内的土地改革和国有化改革还没完成，政局也不算太稳定，所以资金的投入当然也不能和中国相比。
所以项目引进的大头主要集中在中国，就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情，并不是林淮唐利用了中国在东亚联盟里的优势地位和领导地位巧取豪夺如何如何。
按计划，到1925年为止，等到一百多个引进企业、五十个特级建设项目全部建成以后，光是中国的各项工业生产能力都将翻番。不论在黑色冶金方面，有色金属方面，还是煤炭、电力、石油方面，机器制造工业方面，动力机械制造工业方面，化学工业方面，都要在原有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增加至少一倍，汽车工业和拖拉机工业则是从零到有的建设起来。
林淮唐自己心里的理想目标，是到1925年把中国的钢产量提高到200万吨、煤炭产量达到七千万吨、发电量达到一百亿度，接近欧战爆发时奥匈帝国的水平、大幅度超过战前意大利的工业生产水平。
这些项目建设完成以后，中国才能算真正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的国家，中国的工业化才能拥有一个还算比较稳固的基础。
在专家团抵达青岛不久以后，唐绍仪负责的外交部也很快就起草好了一份《关于在中国机关、团体和企业工作的法国专家的费用支付条件》的协议，在和法国方面协商以后，大家确认了法国专家只领取和中国同等工程师一样的薪资，而不是如过去帝国主义殖民者的顾问那样领取超出国民水平的薪资。
中国在1918年就已经开始全面实行基于粮食本位制之上的人民元纸币改革，到1920年至少在军政机关、事业团体和企业，已经全部开始改换使用人民元纸币，按照黄金汇率的币值，一美元约等于二点五人民元，一人民元的购买力大概可以购买二十斤的小米。
中央革命政府部长级的薪资待遇，大多数是每人一月150元到200元人民元，中国政府支付给法国专家团成员的薪资，也是按照部长级和司局级的标准，一般在100元到150元左右，和支付给日本技术人员的薪资都是比照完全相同的标准，放在1920年的中国算是相当优渥的一份薪水了。
顺便一提，林淮唐作为中央革命政府主席，每月领取的薪资是330元——虽然林淮唐已经将他名下书籍的全部版权无偿捐赠给了国家，每年也还是可以收到相当一部分的新登文章稿酬收入。
版权使用费和专利费用一样，在中国都属于一项还比较暧昧的东西。
1859年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仁芄艹螅凇蹲收缕分刑岢龉⒆ɡ贫鹊闹髡拧�1881年，郑观应在上海筹建织布局，并向清政府申请机器织布十年的专利保护权，1882年光绪帝准其专利十年，自此中国开始有了第一个政府批准的专利企业。
这时期中国还没有出台专门的专利法，对于专利权更多是由清廷一项一项批准的特权，有因人设法之嫌，专利期也根据企业和经营者的情况不同，时间长度大不一样，有的十年，也有的长达二十年或三十年，总之整个专利制度都显得非常随意。
直到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才颁布了《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知识产权的成文法。
只是1920年的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奉行着以国有化为主的方略，那么在知识产权方面，又是否应该承认知识产权的专利性？
还是说所有中国人的发明创造、著作版权，其权利和收益都不该专归某人所有，而应当属于全体人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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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资产阶级法权
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毫无疑问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体现，理论上来说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国家里，知识产权当然也应该属于社会财产，任何人都无权利用社会财产来达到个人发财致富的目的和其他自私目的。
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任何知识和发明创造都应当基于非商品化、公有化的理念，自然科技、文化教育是国家发展的非营利性事业，由国家总供养负责，纵向的企事业单位系统以项目为重要形式实施，并有学会、作协、刊物等横向组织进行交流与“自治”，最后再由国家组织分配利用，个人的开发者不是获得专利“租金”或“利息”类收入，而是得到国家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发放的劳动奖励。
但在实际运用中，情况当然不会这么理想，因为由政府发放的劳动奖励，有时候并不能体现出开发者某些发明创造或知识版权的真正价值。
这也会打击到个人开发者的创造积极性。
在目前的中国，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则介乎于完全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这当然也是和目前中国的全民所有制社会革命还未贯彻到底的现实相关。
在版权、发明专利权和工业设计的保护权方面，情况大体上是这样：首先知识产权本身是归属于个人开发者所有，只是由国家发给知识产权证书以书后就会转交给相关部门代为管理，个人开发者有权取回知识产权的管理权并且也有权对其进行交易、转让的操作，但这一过程中必须接受政府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监督和审查，国家有权在特殊情况下对知识产权实行强制性国有化，也有权在转让交易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暂时冻结其交易。
尽快这些措施会降低知识产权的价值，也可能一定程度上导致市场激励没有纯粹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下的专利权强，但是国家给予版权所有人的精神奖励却非常高，政府会为科学界、文艺界和各行各业的精英提供市场以外的其他奖励，诸如各类荣誉称号、勋章奖章、终身待遇等等。
总之，成功的专利制度应该是灵活的。既要鼓励自主研发，又要考虑到对先进技术的学习利用；既要考虑到前期的审核，也要考虑后期的法律成本；既要考虑保护的范围、时间和力度，又要考虑不同行业的特点；既要帮助企业保护技术，又要设法促进技术的转移和扩散，鼓励科研。
在已经达到尖端的领域、效益重大的领域、法律暧昧不清的领域，专利保护可以严格一些；而在需要学习的领域、创新竞争激烈的领域、模仿成本高的领域，专利可以稍微松一些。
归根到底，这也涉及到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但林淮唐也很清楚，短时间内不管是中国、日本，还是像法国这也原来工业基础就非常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也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前共产主义社会阶段。
按照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连按劳分配都是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观念。马克思是认为在这个阶段里还会存在前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构建，他把按劳分配和等量交换也看做其中之一。
恩格斯就进一步把这一社会阶段解释为社会主义。
广义的资产阶级法权当然可以包括所有能产生不平等的法定权利，比如包括专利权在内的各种所有权、继承权、物权等等等等可以按照不同标准划分的各种法权，在《哥达纲领批判》里面马克思是认为这是“建立在平等之上的不平等”。
总之，是否对专利权等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分野。
在中国社会党内部，像这类涉及到共产主义思想纯理论的部分，在以前大多数党员们就基本是完全听林淮唐的，党内很少有人有自己的独特创见，到这几年多了一个刘师复的理论功底比较好，可对一个治理着近五亿人口老大国家的政党来说，就两个能够拿得上台面的意识形态理论家，实在未免太不够看。
林淮唐自己对理论方面的隐忧就更深了。
列宁同志没能活到1924年给国际共产主义的理论工作造成重大损失，就算林淮唐能够记住大多数列宁著作的内容，但他可没办法像真正的列宁那样去解释这些文章。
本来，列宁身前大多数著作也都是在1920年以前出版的，包括最重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都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完成出版。列宁同志被刺身亡，导致未能集册出版的文稿，在林淮唐记忆里应该是只剩下一些和殖民地解放问题相关的文章。
要说遗憾，那在原来的历史上列宁同志在1920年以后便基本不再著述这点，更让林淮唐感到遗憾。
先锋队政党夺取国家机器控制权的革命成功，这还只是国际共运的第一步。在林淮唐原来所知道的历史上，这种程度的成功并不算太少，问题是接下来的第二步、第三步……要怎么做，在他的印象里，直到百年以后，国际共运对于第二步、第三步的理论都还没有搭建出一套成熟的、令多数人赞同和满意的框架来。
各省的人民大学，北京、上海、青岛和天津那几所国家最高级的学府，全部都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和林君汉思想的理论研究课程，党内也正在着手建立纯理论研究方面的党校，林淮唐不敢奢想中国社会党很快就能走出一条新路来，可至少也要培养出足够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家，最起码让中国社会党内部有足够的理论家来解释旧路。
这方面，和法国的合作也很重要。还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沦陷以后，布尔什维克的许多精英被转移到了远东地区，他们中不少人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专家，留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只是多了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到中国的人民大学来执教、搞研究，却能给国际共运留下更多的希望。
法国那边更不用说了，虽然中法合作的专家团里还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家的，所有专家都来自于和经济建设有关的领域。
但是在后续的合作里，林淮唐也希望法兰西公社可以派一些精通思想理论方面工作的专家过来，起码帮助中国那么多所刚刚开始建设起来的人民大学，把哲学相关的学科框架搭建起来。
法国近代在哲学方面的成就是不如德国，可比起英国和俄国还是有一定优势，法国社会党在战前也是第二国际里仅次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派，其中不少人只是由于时运不济声名不显，如今法国统一社会党已经成为法兰西公社的执政党，那么在这些人里未必就没有像列宁同志那样伟大的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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