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520节

双层巴士照常行驶，商店和饭馆开门营业，剧院在上演节目，一根街灯柱上还张贴着最新电影的宣传海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好像都并没有受到格拉斯哥、伯明翰和朴茨茅斯正在发生的事情影响。

可是人们私底下的流言便大不一样，关于格拉斯哥的血腥战斗已经传出了许多版本，还有人说英军在格拉斯哥使用了毒气弹——虽不中亦不远矣，远征军虽然没有在格拉斯哥真的使用化学武器，但他们进攻市区过程中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也足以令德国人感到汗颜，最少也是大大违反了日内瓦条约。

还有人传说法国国民军已经在朴茨茅斯港登陆，几天以后伦敦就会被一百多万穿着蓝上衣、红裤子的法国革命军士兵团团包围，然后所有体面的、有固定资产的绅士都会被绞死。

伦敦一到深夜，偶尔也会发生不少起义者的恐怖袭击，可能是一处士兵岗哨，也可能是一座军营营房或是政府办公楼，大半夜就会突然发生爆炸和火和灾，有时候政府的办公楼前还会被人在深夜贴满革命标语。

在白厅附近，昨天晚上就又有人贴了一张布告说：“……前政府首相张伯伦及部长丘吉尔、鲍尔温以及道格拉斯·黑格等军官，均已被全英劳联会通缉，张伯伦及丘吉尔尚在逃，兹命令各级军事机构采取一切措施立即逮捕张伯伦、丘吉尔，并将该犯移送伯明翰接受法庭审判，任何援助张伯伦、丘吉尔叛乱匪帮的行为，都将被认为是严重的叛国罪行，决予严惩不贷！”

政府内部的情况当然也相当动摇，下议院里的那些人精到这时候还在吵吵囔囔，张伯伦的内阁本来就是由保守党、自由党拼凑而来，当初跟着丘吉尔一起投奔保守党的不少自由党人，如今眼看着张伯伦政府面临重大危机，也就泛起别样心思。

内忧外患的张伯伦一度还萌生了辞职的打算，他本来就不是那种意志力特别坚强的人，而是正相反，属于出了名的优柔寡断。本来张伯伦就是因为这种温和的性情，才能被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大联盟所同时接受，现在张伯伦的这种绥靖立场和妥协态度，就不免引起伦敦资本家和金融街那些银行业巨头们的愤恨。

像是之前的朴茨茅斯港胡德号起义事件中，本来朴茨茅斯港通知政府舰艇叛乱以后，丘吉尔第一时间就拍电报到伦敦，要求张伯伦立即下令，命朴茨茅斯港内所有舰艇立刻驶出港口，对于已经完全叛变的舰艇，则由舰艇内的军官设法实施爆破自沉，岸上的陆地岸防炮台也应该立刻将所有叛变舰艇彻底击沉。

朴茨茅斯港内可是停泊着大英帝国皇家海军一半的家当，丘吉尔直接摆出了宁可不要这副家当，也不能让英国海军舰队落入革命者手中的蛮横态度，直接就吓住了张伯伦。

就这，丘吉尔还是做过海军大臣的人，可他心里对于皇家海军又哪有一点半分的荣誉感可言，到关键时刻，宁可英国海军为统治阶层陪葬，也不允许海军回到英国人民的手里。

当然，换一种角度而言，丘吉尔的杀伐果决也能称之为“统治阶层的觉悟”。

如果今天的英国政府是由丘吉尔担任首相掌舵，那么以他冷酷、功利和极端实用主义的手腕，说不定还就真能不惜一切代价把英国革命给镇压下去——但结果肯定是要让无数人头落地。

张伯伦没有丘吉尔的这种铁腕，也没有他那冷酷和坚毅并存的统治阶层觉悟，关键时刻，面对丘吉尔的催促、海军部的求援，张伯伦什么决定也没做出来，他就在白厅傻傻愣了一整天，跟身边的大臣、秘书，还有下议院的议员们反反复复开会，到最后，直到起义水兵彻底控制朴茨茅斯港的时候，张伯伦也没有讨论出一个结果来，就这么坐视干涉时机彻底流失。

如果不是丘吉尔中途绕过政府，直接联系海军，那从朴茨茅斯港里逃出的极少数几艘主力军舰，估计也会落入朴茨茅斯的公社政权手里。

下议院里对张伯伦的不满声音也越来越强烈，大家现在不过只是在等待丘吉尔赶回伦敦，然后马上就可以由丘吉尔取代张伯伦来重新组阁——大英帝国在这种危急关头需要丘吉尔这样的铁腕强人来掌舵。

张伯伦苦笑连连，他又怎么听不到对自己潮水一般的反对声呢？英国走到今天分裂、内战的地步，或许是统治阶层的咎由自取，然而就算是张伯伦这样的人，一想到今天以后英国需要流的血，也忍不住有些黯然神伤。

“如果我们早生三十年多么好啊……”张伯伦低下头说，“出生在滑铁卢的胜利以后，死在世界大战的前夜，活在属于英国的十九世纪该有多好？眼睁睁看着祖国的世界霸权崩塌，是对一位爱国者最无情的惩罚，再没有什么能比让我一点点见证英国地位的衰落更为痛苦。”

张伯伦的秘书站在一旁，说：“英国的命运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危急过，英国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引起人们无限的忧虑，历史从来还没有象现在这样严峻而毫不含糊地把问题摊在面前——首相阁下，英国是存在还是毁灭？您不该放弃政府的职责。”

“可是我们能做什么呢？现在已经做不了什么了，太晚了，都太晚了，我们本应该做些什么的。”

“首相阁下，现在下议院正在准备弹劾您，现任政府可能没办法再继续存在多长的时间。”秘书劝说道，“但您可以为英国的未来做些什么，英国在加拿大、在南非、在印度南方和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地方，还有许多忠诚的自治领和殖民地。如果本土失陷，王室和政府就应该转移到加拿大去，现在，我们至少可以优先把一些重要的人员和资产转移到北美。”

“那需要美国人愿意帮助我们的……”张伯伦搓着自己的双手，又喃喃自语，“如果王室离开白金汉宫，甚至出国去加拿大，人民会怎么看待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国家要完蛋了，连王室都在逃跑。”

“如果王室落到革命军手里，情况只会更坏。”秘书苦口婆心说，“您看看中国、俄国和日本，法国已经当了半个世纪的共和国，倒没什么，但中国、俄国和日本这些发生红色革命的国家，他们的君主和王室，可是全部都罹难了。”

张伯伦想到溥仪、尼古拉二世一家还有大正天皇和裕仁太子一大家族的下场，心里忍不住打了个激灵，总算点头：“你说得对，我马上入宫劝说陛下去访问加拿大，还有，你马上草拟一份英国上层的重要人物名单出来，包括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科学家，快些把需要转移到加拿大的人列出来，我们要早做打算，万一英国像法国一样沦陷，我们可不能像贝当他们那样毫无准备的流亡非洲。”

第二百零一章 国民政府

国民法国在北非朝不保夕的处境，确实也让张伯伦有些前车之鉴，阿尔及利亚并不富裕，难以长期供养从法国本土逃亡过来的前政府官僚和海军舰队，流亡者与世代生活在法属非洲殖民地的“黑脚”法国公民之间争吵不休，如果不是贝当元帅建立的军政府勉强维系住第三共和国时代留下的殖民帝国体系，国民法国早就被非洲起义者们赶走了。

虽然说国民法国还控制着摩洛哥和突尼斯的大部分地区，但北非政府主要还是仰赖于阿尔及利亚地区的资源。这一片历史上被统称为马格里布的地方，千年来都游荡在强大邻国中间，很少诞生过本土强权，自迦太基的辉煌以后，罗马人占领了这里，然后是阿拉伯人，接着又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争霸，近代则成为法国的殖民地。

历史上的北非在近代成为海盗横行的贼窝，著名的巴巴里海盗曾经肆虐整个地中海地区，制造了规模惊人的白奴贸易，就连刚刚建国的美国为了保护自己的贸易航线都曾和北非的海盗交过手。

1830年，法国派遣远征军侵略阿尔及利亚，当地统治者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就把首都阿尔及尔城交给了法国人——在这一点上，王朝时代的阿尔及尔人确实确和第三共和国时代的法国人有共同语言。

从地理角度而言，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并不远，中间隔着地中海而已，不用像其他殖民地那样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所以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的投资非常重视，大量法国本土的移民也来到北非，连带着阿尔及利亚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海外殖民帝国体系里也拥有极高地位，并非一般的殖民地建制，而是属于省的行政规划。

第三共和国重点经营的北方三省阿尔及尔省、奥兰省以及君士坦丁省是法国裔移民的主要定居地，这三个省份的主要城市外观已经与法国本土无异。经过近百年的殖民统治，阿尔及尔城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二人是马格里布阿拉伯人和北非的柏柏尔人游牧民，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口则都是被称为“黑脚”的法国裔移民。

在整个阿尔及利亚地区，则有将近一百万人口的“黑脚”殖民者，处在第二位的穆斯林总人口也不过八百万人而已，可见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地区的移民活动是多么重视。

“黑脚”一词的来源，最初是用于指代“烧煤动力船的司炉工”，因为司炉工人习惯在船上的煤仓里赤脚走路，故人称黑脚。这些司炉工人本来大多数都是阿尔及利亚本土居民，但随着法国本土与阿尔及利亚地区间贸易的加强，黑脚称呼就变成了专指“既非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也非法国本土居民”的一种身份。

除这种说法以外，也有一些其他说法，一种认为，早期来到北非的定居者试图将沼泽地改造成为耕地，为此数千名定居者得疟疾而死，黑脚是指他们在沼泽地忙碌一天后脚的颜色；第二种说法讲的是酿酒工人在酿造葡萄酒时，需要赤脚踩压葡萄，从而导致脚为黑色；第三种说法认为，有一群年轻的摩洛哥法国人，他们是美国电影爱好者，他们模仿美国印第安人一个名字叫“黑脚联盟”的部落，将自己命名为黑脚；最后一种说法称，在法国对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的初始，第一批到达的欧洲裔军人，均穿着黑色的行军靴，故而被称为黑脚。

在过去的第三共和国时代里，黑脚是一种多多少少暗含贬义的用语，有些像巴黎人常说的外省人那样，带有一定歧视意味。只是到了今天，阿尔及利亚的一百万黑脚移民，反而成为了国民法国政权的救命稻草和最后一根支柱。

菲利普·贝当的手下还拥有不少从法国本土流亡来的军队和海军舰艇，这些力量确保了军政府的存续，也让贝当下定决心终结掉争吵不休、极不稳定的第三共和国，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独裁体制。

在北非，贝当元帅的地位有些像前几年德国的鲁登道夫，都是以军事独裁者身份与政府官僚、党派精英进行合作。

第三共和国的宪法没有被修改也没有被废除，共和国的制度仍然在形式上存在，只是议会仅仅剩下给贝当和他的部下们的决议盖公章的功能。政党仍然在运作，让民众感觉还活在过去的生活里，但也仅有少数理想主义者仍然坚信议会拥有实权，大部分人都接受了军政府的现状。

而且还有一批像戴高乐这样的军队精英，对公社的本土政府怀有深切仇恨，随时准备像拿破仑一样回到巴黎。

阿尔及利亚的白色法国统治者们，像他们在伦敦的盟友一样，也很关注英国革命者的情况。戴高乐和另一位国民法国海军的将领弗朗索瓦·达尔朗，就像贝当元帅提交了一份调查书，戴高乐在他的报告里还强调说“英国叛乱会是一次重新加强英法友谊的好机会”，达尔朗也表示道“在英国镇压内部的社会主义者叛乱以后，英国将会更加支持国民政府的反攻事业”。

还未完全老迈的贝当元帅，尚保留些许凡尔登之狮的骨气，他对民主深感不信任，并决心消灭社会主义的污染，恢复法国。如果法国政府能早早听取贝当等法军高级将领的意见，政府能更果断地对那些显然是德国特务资助的社会主义和失败主义卖国贼采取铁腕的打击措施，那么他们的战线很可能会维持下去，甚至取得战争的胜利。

对于大多数忠于流亡政府的人而言，对法兰西公社政权的仇恨，也是他们继续在异国他乡的北非沙漠里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国民政府应当立刻组织一支干涉军，如果伦敦呼唤国际援助，我们就应该履行协约国盟友的责任。”

戴高乐对形势的看法十分乐观，他比较相信英国政府的实力，也断定英国政府再怎么愚蠢也不至于在和平年代，闹得和法国一样下场。

贝当元帅同样仇恨社会主义者，而且第三国际对英国革命者进行的大规模国际援助，也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

可是贝当还需要考虑更多问题：尽管阿尔及利亚早已正式并入法国并正式成为其一部分，流亡者与黑脚定居者也占了北非总人口的相当比例，在一些主要城市甚至占据多数，但是总体来说，欧洲裔仍是少数，他们统治着数百万被认为是法国人的土著居民，而土著本质上仍是二等公民，阿尔及利亚的统治交由当地精英和军队，重税与强迫劳役则是二等公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