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521节
自在世界大战中落败以来,殖民地局势岌岌可危,骚动被无情镇压,最近的饥荒却得不到妥善处理,社会主义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还在到处大肆煽惑反对国民政府当局的宣传。国民政府只能依靠军队精英和一部分效忠法国的传统土著王公、酋长,来勉强维系阿尔及利亚的稳定。
“刀刺在背。”戴高乐说,“如果不是饶勒斯煽动的大兵变,法国本不会输掉大战,现在上帝使法国继续生存下去,就是要求我们与全世界的赤匪继续进行一场关系人类命运的圣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没有别的选择可言。”
第二百零二章 中国志愿者
国民政府在北非拥有的陆军军事力量十分孱弱,如果不是德国的分而治之政策,以及法兰西公社仅仅得到了第三共和国旧海军一半的舰队,那么阿尔及利亚的国民法国政府肯定早就被颠覆了。
贝当元帅原则上同意戴高乐提出的计划,他也赞成组织一支远征军到英国援助伦敦政府,就像十年前英国远征军到大陆支援法国时的情况一样。
不过达尔朗又提醒众人道:“法国人应当记得英国远征军在1919年时对法军的见死不救,他们只顾及如何把英军撤回本土,在关键时刻放过了德军暴露出来的侧翼,那才是大战失败的关键节点。这一回,我们也不能对英国人掉以轻心,众所周知,丘吉尔的信誉不比一张草稿纸更靠谱多少。”
老元帅果然因此犹豫下来,法国的将军们都对英国怀有几分出于本能的不信任。贝当和达尔朗都记得1914年时法国是怎么被英国开涮的,那时法国按照与英国的盟约,已经把所有海军舰队调往地中海方向,法国整个面向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的海岸线完全暴露在德国海军的面前,按照盟约,这一段海域就应该由英国海军负责防守,可是当战争爆发之时,英国人却提出种种理由太推卸这种道义和责任。
戴高乐代表着流亡法军中的“青年近卫军”一派,他们多是些参加过大战的少壮派尉官和校和官,年纪轻轻,普遍出身于上层社会,有些人甚至还是贵族和保皇派,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对公社政府充满敌意与仇恨。
戴高乐说:“北非的战争潜力极其有限,如果法国失去英国这一最为重要的盟友,我们回乡的希望就会完全渺茫。不惜一切代价,应当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英国留在协约国的阵营里,如果英国倒向共产国际,那么英国海军就会运送公社的国民军在摩洛哥登陆,然后彻底毁灭我们,为了生存我们也必须去伦敦。”
“嗯,我只是认为还需要观望。”
“不能再观望了,1919年的亏还没吃够吗?”
“元帅,这应该由您来做决定。”
贝当想了想,终于用一种固执的神情说道:“是的,上帝和历史赋予法国的使命,就是在全世界抗击红色瘟疫的扩张,国民政府将立刻组建一支精干的远征军到英国去作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将任何新生的赤匪政权扼杀在萌芽中。”
贝当元帅做出决定以后,他便任命自己的老战友,大战期间因在阿拉斯防御战中表现出色而闻名的“阿拉斯之熊”莫尔达克,担任法国远征军的司令官。
这支军队人数不多,装备的武器也大多是大战时期的剩余物资,但是军官和士兵大多都由大战时期的战争英雄和老兵们组成,经验非常丰富,作战能力并不差。
而且贝当还决定调动一部分海军舰队支援英国——前提是为北非保留足够多的舰艇,至少要保留下能够保卫北非海岸线的舰艇。
代表流亡海军利益的达尔朗暗暗摇了摇头,作为海军出身的将军他对英国人特别不信任,而且出于一种直觉,达尔朗也觉得英国的赤化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德国愿意干预还好,可只靠国民法国,肯定是干预不动英国局势的。
在这个世界上想要干预英国局势的国家实在为数不少,但这其中选择站在伦敦政府一方的国家,大概就只有协约国残余的小猫小狗三两只,多数大国都选择了中立或者是援助革命军。
在大洋的彼端,位于越南西贡的一处军营里,来自中国、日本、朝鲜、老挝等等多个国家的志愿人员,也逐渐汇集完成。数百名富有军事作战经验的骨干军官,操着带有各自乡音的普通话七嘴八舌交谈起来——在东共联国家中,汉语当然是毋庸置疑的第一项官方工作语言。
除中国以外的其他所有东共联国家,都把汉语作为他们国家的第一外语。而且因为东亚联盟的成员国,几乎都有大量使用汉字的基础,所有学习汉语的难度很低,像日本这样基础教育水平在联盟内鹤立鸡群的国家,只要是具备中学以上学力的人,最少也都具备了和中国人进行日常交流的语言能力。
对越南、朝鲜这些国家的公民来说,可能要流利的说汉语还比较难,但靠着汉字基础,笔谈就非常简单了。
东亚共和国联盟国际志愿旅的旅长是来自日本人民赤军的今村均少将,政委则是来自中国红军总参谋部的黄公略,整个国际志愿旅的人员构成也是真的非常国际化了,除了东亚联盟的成员国以外,还有部分志愿旅人员是来自于英国控制下的亚洲殖民地,例如印度、缅甸和新加坡等地都有人报名参加了东共联国际志愿旅。
今村均参加过东京的皇居革命,不过他并不是日本社会党的老党员,而是和山本五十六关系密切的军中少壮派出身。只不过如今像一心会这样的小团体,早已完全消融在了人民赤军的一次次改革和整编当中,像今村均这类旧日本军队中尚有改造余地的中层军官,很多人也都在柏林和会以后慢慢认可了革命以后的社会党政权。
黄公略在陆军大学念书的时候,还上过今村均的课,那时候今村均和旧日本军队的许多军官以后,还处于被新政权审查的阶段,停职留用,很多人在这阶段就被调离军队,派到中国的各大军事院校担任顾问。
像东乡平八郎这种在旧日本军队里拥有崇高威望的人物,很大一批直到现在还留在中国教书,日本社会党政府为了国内的平稳过渡考虑,也不太乐于见到他们回到日本,以至于东乡平八郎在中国教书这么多年,居然干到了大连海军学院的名誉院长,很可能这辈子都要在大连养老了,也算是一生兜兜转转,见证了俄国、中国、日本三个国家在旅顺港的兴衰荣灭。
旧日本军队里手上没有血债的老一辈将领,大部分就和东乡平八郎的结局差不多——这种人生对他们来说某种意义也称得上是善终。
另外一大批像今村均这样倾向革命的中下层军官,则在停职留用和接受隔离审查一段时间以后,随着日本国内局势的稳定,又逐渐被人民赤军所启用。
对今村均这类人来说,在人民赤军内的仕途其实还比在旧日本军队里的升迁更好。因为皇居革命从肉体上直接消灭了军内的一大堆藩阀,彻底摧毁了盘踞日本军界半个世纪的藩阀政治,此后的多次清洗、审查、镇压和改革,又把旧日本军队内的另一批高级将领驱逐出军队,这就给少壮派军官们留出了大量位置和上升空间。
像今村均,虽说他也是得到过大正天皇赐刀的陆大精英,可是如果没有革命的话,他最乐观也应该要再等个将近十年的时间,才可能升到陆军少将。
“黄公略家杞同志,我们这支志愿军要先海运到法国去,在那里还要接受第三国际的安排,具体要以什么样的形式援助英国人民,这还不好说。”今村均同黄公略介绍说道,“如果我们直接登陆英国,也会弄巧成拙,刺激英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黄公略心下微微一笑,日本同志还是习惯把中国人的人名和表字连在一起读出来,可能是这样听上去更像是一个日本名字的形式吧?跟他们提过好几次要改,文书上是都改了,口头上的习惯就一直改不过来。
第二百零三章 红军伞兵
黄公略到越南工作以前,是在北京南苑机场附近的红军零号驻地参加各类试验性的军事项目,除了一些试验性的摩托化和装甲部队项目以外,还有黄公略自己参与的空降兵项目。
大约也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黄公略担任了红军空降兵试验项目的负责人,他在南苑机场上空,亲自率领六名红军战士携带着机枪零件,从一架轰炸机上鱼贯跃出,他们成功地使用降落伞伞降至地面,并迅速组装起了一挺机枪。这次演习是根据国防部长陈更新的亲自命令组织实施的,据说就连书记长都很关心这一神秘的空降兵项目,演习的成功也证明了国防部提出的一个革命性新战术理论并非梦想,这个理论就是空降突击。
历史已经证明,欧战交战双方集中兵力进行的大规模正面突击作战,无论从任何角度而言,都是可怕的灾难,机枪技术的发展让步兵在开阔地带的冲锋行动无异于排队送死,一场战役下来每方出现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伤亡是司空见惯的,而且战役结束后双方的战线并没有发生一点变化。
为了突破堑壕封锁的静坐战线,英国人尝试发展出了野战使用的坦克,1916年当配备着数门六磅炮的MK1型坦克缓慢的向德军阵地进攻的时候,它们对德国士兵产生了极大的心理震撼。与此同时,德国人开始探索让飞机扮演为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援的角色。
另外德军在福尔贝克中校的影响下,效仿中国红军的作战方式,开始大量沿用机动战术,例如间接突击的穿插战术,这种新的战术需要一种新型士兵,德国人为此组建了“风暴突击队”,这些经受过特种作战训练的部队在突袭中拥有强大的火力。
不过,上述的这些有益的尝试并没有使交战双方在大战中放弃代价高昂的阵地战。
大战末期,随着法国的1919年革命成功,越来越多的中国红军军事人员来到了远隔重洋、位于大洋彼岸的欧洲,他们或是到法国的正规军事学院留学进修,或是以自己丰富的实战经验担任法兰西公社刚刚组建不久的国民军顾问,在这一过程里中国红军的军事人员也接触到了许多欧洲人在大战里积累起来的军事改革思路。
秦汉唐汉在结束他的中国驻法军事顾问团团长工作任期以后,回到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的时候,就把法军在大战末期方兴未艾的空降突击战术带回中国。中革军委专门开过一个会议讨论这些试验性的新战术、新兵种,书记长对此大加赞同,在林淮唐的强力推进下,红军便在南苑机场附近专门开辟了一个代号为“第零号国营农场”的军事基地,用于训练演习这些实验项目。
约在一百多年前的1797年10月27日,那天法国政府官员已经目睹了世界上第一次由军方资助的跳伞行动,一位名叫安德烈雅克·加尔纳里安的航空家成功地完成了这次从气球上的跳伞。而在1889年4月,美国人查尔斯·勒胡也在一群德军高级军官面前完成了一次1000米高空跳伞,从此时开始,发展空降部队的念头在整个欧洲都扎下了根。
德国在大战前最重要的一位总参谋长施里芬在观看过1889年4月的这次跳伞后,向德军总参谋部报告称跳伞行动为战术奇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特别是在将其作为一种突击手段时,能够垂直侵入以其它方式难以接近的敌军指挥部。
不过欧洲军队使用的早期跳伞技术还无法满足军事行动对降落方向控制的需要,中国红军的试验性空降兵部队则使用自己研发的新式背包式降落伞,可靠性要大大超过欧洲军队使用的旧式伞具,在这方面红军可以说是走到了全世界的最前面。
黄公略领导的几次空降演习都以成功告终以后,他本以为自己将会按部就班成为新成立的空降兵部队主官,没想到英国局势的突变却改变了他的人生。
黄公略还记得那天他被中央秘书厅的谢主任叫到一办时的情景,对任何一名中国社会党的党员和红军军人来说,能够获得被林淮唐书记长召见的机会,都可谓是一生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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