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匪 第237节
人民党自然也从李谦这里得到了这个东西，然后，佐尔格自然也见到这个东西了，然后，作为王牌间谍的佐尔格自然立刻发现了这东西的意义，然后这东西就作为样品出现在了苏联内务部那里。
苏联内务部在对这台机器进行了研究之后，对它的设计赞不绝口，同时也立刻想起了他们在对德国的电台的监听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难题。
从1926年开始，苏联内务部的监听部门就经常能监听到很多的来自德国的毫无规律，不知所云的信息——从那个时候起，德国人就已经开始使用恩尼格玛密码机了。此后的这些年，内务部针对这种新的密码进行了不少研究，但是却没有什么结果。
如今拿到这个来自中国的高科技产品之后，苏联内务部的人却惊讶的发现，利用这台机器编织出来的密码，好像也具有德国人的密码类似的特征，同样毫无规律，几乎不可解读。更要命的是，即使拿到了密码机的样本，只要更换秘钥，这台密码机编织出来的密码依旧是非常难以甚至是几乎不可能被破译的。至少列宁格勒的那些数学家们暂时还没找到办法。不过他们还是提出了一个建议：
“这些年来，联合研究所在他们自己的中文期刊《求索》上面，发表了很多的关于密码学的论文——真是该死，和其他论文不一样，这些论文并不附带法语或者德语版本，而一般的汉语翻译根本无法有效翻译这种专业论文，弄得我们都恨不得要自己学中文了——如果说，在如今的世界上，有谁能最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一定是李谦先生了。如果可能，向他请教，或者往联合研究所派出留学生，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了。”
苏联内务部的人对这件事情高度重视，他们立刻就找到在苏联学习工作的李强，向他了解就密码学方面的知识邀请李谦访问苏联，或者向联合研究院派出留学生的可能。
“李谦先生虽然不是人民党员，但是确实我们人民党的朋友，而且是最值得信任的朋友——可以再战斗中将后背交给他的那种。他了解马克思主义，对革命持支持态度。对苏联的事业也非常支持，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非常愿意提供这样的帮助的，只不过……”
“不过什么？”内务部派来的那个小个子问道。
“最好是让苏联科学院出面，而不是通过共产国际。”李强说，“李谦先生对共产国际的人有些看法。”
“这是怎么回事？”内务部的那个小个子问道。
“李谦先生认为，19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就是因为共产国际的干部，而不是中国人民党的干部犯下了右倾主义的错误。”李谦回答道，“他认为，如果不是鲍罗廷等人一力将蒋介石这样的野心家扶植起来，就不会有这样的失败。您知道，在27年的失败中，人民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牺牲的不少人都曾经是李谦先生的好朋友。所以李谦先生可能有些迁怒共产国际了，他甚至说，共产国际里面有一大群机会主义分子。”
“啊，他觉得共产国际当中有一大群右倾投降主义的机会主义分子？”
“不，”李强道，“李谦先生是认为，共产国际中有一大群机会主义分子，而且他觉得他们是最坏的那种机会主义分子——懒惰的，总是想要偷懒走捷径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要是觉得右倾一下，能走捷径，他们就会右倾；他们要是觉得左倾一下能偷懒，他们就会左倾。”
说别的，内务部的小个子倒还不是特别有感觉，但是一说到偷懒，那他可就立刻有了精神。为啥？内务部的前身，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全称是什么？那不就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吗？和懒虫作斗争，那可是他们的老本行了。
“啊，偷懒呀。这倒是非常可能。”内务部的那个小个子眯起眼睛来笑道，“无论我们工作得多么努力，各种机关里面，还是总能有一大堆的能偷懒就会尽一切办法偷懒的懒虫。”
所以最终，苏联方面是通过大使馆，（在1932年底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正式复交）而不是共产国际，派出人员和李谦联系，并且向他发出了讲学的邀请。
第二百八十九章 发扬国光
对于苏联人的邀请，李谦还是有一些兴趣的，别的不说，如果能够在苏联拉上一条线，多多少少，在某些时候，也能牵制一下王明他们，免得这些家伙老是弄出乱子来。
但是心里愿意去，表面上却不能太显露出来。于是李谦便道：“我几年前也去过一次苏联，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和很多朋友就一些数学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这段经历，至今都让我怀念。而且我听说苏联刚刚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工业上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也的确想要去看看，想要了解一下苏联的计划经济是如何进行的。您知道，一个像苏联这样巨大的国家，要制定一个合适的计划，并将它有效地执行下去，这是一个非常有难度和有挑战性的数学难题。我在列宁格勒的那些朋友们肯定在这当中出了不少力，对于他们能参与这样的有挑战性的研究工作，我很有些羡慕。所以也很想要了解一下这当中的一些情况。不知道如果我去苏联，能不能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当然，如果涉及机密那就算了。”
李谦知道，五年计划的制定当中肯定会有不少机密，不过这些东西也不是完全避不开。而且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尤其是苏联式的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是非常依赖于数学的。（苏联式的五年计划和我们建国初的五年计划差别是很大的。苏联的五年计划更细密，也更死板。而我们因为数学人才不够用，根本无法执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所以我们当年的计划经济其实是简化版的。）如果李谦能在这个方面做出贡献，那就意味着他对苏联有用，那他在斯大林同志那里说话的声音就肯定能比王明大。他就可以对王明说：
“知道斯大林同志吗？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那水平不知道比你高到哪里去了，我和他谈笑风生的……你呀，还要好好学习。”
“至于派遣留学生的事情，这是好事情呀，我们联合研究所对于和其他国家的学术交流，一向是持有非常的开放的态度的。我们和欧洲以及北美很多学校以及研究机构都有合作。不过，您也知道，中国是落后国家，生活条件和那些先进国家没法比，再加上又不太安全。前不久上海还打仗来着，我的实验室甚至还落下过炸弹。在更早一些的时候，我的研究所里有几个欧洲人和美国人，但是自打战争之后，他们大多都回国去了，因为我们并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苏联的学生，如果来了我们这里，我同样也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您也许知道，我甚至连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一些疯子做梦都想要了我的命。”
苏联方面莱的那位同志对李谦的遭遇表示同情，对帝国主义分子的野蛮行径表示了强烈的谴责。然后他向李谦表示：“关于您希望能了解计划经济的运行的要求，我们会汇报给党中央；至于留学生的安全问题，我们苏联人可不是欧洲或者北美那样的胆小鬼——这完全不是问题。至于其他困难，难道一个有着追求知识，愿意为人类的进步而努力的青年，连一点困难都不能克服吗？”
“还有纪律方面的一点问题。”李谦补充道，“联合研究所在工作时间内，以及工作区域内是严格的不允许引用含有酒精的饮料。也不允许用任何方式将带有酒精的饮料带入这些场所的——包括用胃部携带。”
“也就是说下班后可以？”那个苏联同志赶紧问道。
“如果他们住在研究所的宿舍里面那就不行。”李谦回答道。
“那就不是问题。”苏联同志回答道。
的确，苏联留学生可以在外面租房子住嘛，至于说中国没有伏特加，其实苏联同志们的爱好是非常广泛的，没有伏特加，那威士忌也行；没有威士忌，那白兰地也不错；连白兰地也没有有。中国白酒也很好呀。别说这些，俄罗斯人连防冻液都可以的顿顿顿，还在乎这些？
于是在大的问题上，大家迅速达成了一致，但是接着的一个细节却出了问题，那就是李谦怎么去苏联。
以前中国人去苏联的路线通常都是从东北满洲里出界，然后再坐火车走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但是如今情况却变了，东三省已经沦陷了，变成了伪满洲国。如今关内和关外的铁路还不通，这条路自然是没法走了。其实就算这条路还通，从政治上考虑，李谦也不可能走这条路。苏联人也不建议他经过任何日本人控制的地区——这实在是太不安全了。
所以苏联人提出了另外的一个方案：
“我们从北京坐飞机，飞往乌兰巴托，然后再换火车……”
但是这个方案，李谦还是很不满意。坐飞机，坐苏联人的飞机？李谦的脑袋里面立刻浮现出了这样一个场景：
一个身高两米，手臂上满是绒毛的毛子飞行员，在上飞机之前，先顿顿顿了两瓶伏特加，然后又提了一大桶的防冻液，上了飞机，打了个充满了C2H5OH的嗝，然后发动马达，飞机就摇摇晃晃地上了天……飞了好一阵子，到了乌兰巴托机场，遇到了沙尘暴，能见度不足五十米，降不下去了，毛子飞行员提起防冻液，顿顿顿地一口气顿下去大半桶，然后大着舌头告诉大家“抓……抓紧点……我们准备迫降……嗝儿……”李谦猛地摇摇头，将这种可怕的想象驱散掉，然后表示：“坐飞机？绝不！我恐高，我绝不坐飞机！”
不坐飞机，这路就不太好走了，从张家口那边坐汽车穿越大戈壁去乌兰巴托？这同样危险，弄得不好遇到了沙尘暴，那就要算失踪了。至于走新疆，同样又慢又不安全。
“或许可以走海路？先乘船去海参崴，然后再换列车。”苏联同志又提出了一个想法。不过这个想法同样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从中国，根本就没有客轮会去海参崴——那里又不是什么繁华的商业港口。而苏联红海军？苏联红海军这个时候一门心思在搞陆战训练，毕竟1935年造舰计划还早着呢。而且就算要造船，也是优先放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红旗太平洋舰队？这个时候的红旗太平洋舰队还不知道有没有能安全地开到中国来的船呢。
所以这条路也被否决了，于是就只有取道欧洲了。说起来，中国和苏联是接壤的国家，但是在这个时代中，最常见的从中国前往苏联的道路居然是从欧洲中转，（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之所以还没到，就是取道欧洲实在是太花时间了）这也太过份了。而且需要的时间也太多了。
“如果在欧洲本来就有事倒也罢了，单独为此跑一趟欧洲，这也太浪费时间了。时间就是生命，哪里能这样浪费？”
所以，最后在苏联人保证，会派出状态最好的飞机，以及绝对不会顿顿顿的飞行员的情况下，李谦最终还是选择了坐飞机。
“我向你保证，我们的飞行员绝对不会喝酒的，也不会喝防冻液。”苏联同志这样说道。
然后苏联同志离开后，回到大使馆，就向国内发了一个电报，除了说明了李谦先生接受了邀请之外，还补充了这样的信息：
“李谦先生要求，派出的飞行员不得有酗酒的习惯，更不能偷偷喝防冻液。”
据说某位同志看到这一条之后，都动了要在苏联搞个禁酒令的想法了。只不过这个想法被斯大林同志否决了。据不可靠传说斯大林同志表示：“社会主义的苏联应该给人民增加快乐，而不是剥夺他们的快乐。而且作为亚寒带的国家，我们的人民需要伏特加那也是合理的。搞什么禁酒令，那是要和全体苏联人民作对，是要亡国的。”
在李谦表示了同意之后，苏联大使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鲍格莫洛夫便代表苏联政府，向国民党政府转达了苏联科学院向中国中研研究院院长李谦先生发出的邀请函。在这份邀请函中，苏联科学院表示愿意和中国中央研究院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相互交流，以便在科学事业上获得进步，为全人类做出贡献。
自从“九一八”之后，国民党政府就一直被指责丧权辱国。所以对于任何可以“提高国际声誉”的事情，都是相当的热衷的。如今的得到了这样的一个邀请，当然是忙不迭地答应下来，并且在报纸上拼命的吹嘘“中央研究院去苏联交流传道，实在是‘发扬国光’了”。而且除了“中央研究院”，他们还想要顺便把国画界和戏剧界的几个人也一起送出去交流一番。弄得李谦都忍不住担心，自己的名字是不是又要上《拿来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