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从抱着孩子上大学开始 第182节

　　他手里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有地方其他部门询问情况的，有闻风而来的本地小报记者，想“采访”的。

　　更有一些原红星厂的中层干部，打电话来或威胁、或试探、或想趁机捞取个人好处。

　　“谢董，情况失控了。工人围楼，南洋的人跑了，日方暂停谈判，地方的压力也极大。

　　我们那200万，就算到了，也是杯水车薪，而且现在这局面，钱发下去，可能都解决不了问题，只会引发更大的争夺。”刘强在加密电话里，声音嘶哑，带着绝望。

　　电话那头的谢建军，听着听筒里隐约传来的，嘈杂人声和口号声，脸色铁青。

　　他仿佛能透过电话线，看到那沸腾的场面，和濒临崩溃的局势。

　　南洋信托的背叛，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引发了一连串的崩塌。

　　资金断裂，信用破产，合作方反目，工人暴动……“东方红”项目，在诞生不到两个月后，就站在了彻底失败的悬崖边，而且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事件。

　　“刘强，你听我说，冷静。”谢建军的声音，透过嘈杂的背景音传来，异常地平稳，甚至带着一种冰冷的力度。

　　“现在，你是前线总指挥。我授权你，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首先要保证你自身，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其次，立刻做以下几件事——”

　　他一字一句，下达指令：

　　“第一，公开、透明、直接面对工人。你马上下楼，走到工人面前去。不要躲，不要怕。

　　拿上喇叭，把南洋信托背信弃义、单方面撤资的情况，原原本本告诉工人。

　　同时，明确宣布，未名集团没有跑，我谢建军没有跑！我们的200万救急钱已经在路上！

　　告诉他们，我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我们在想办法，我们在努力！

　　请求他们给我们一点时间，也给自己的未来一个机会！

　　态度要诚恳，姿态要低，但立场要坚定，我们绝不放弃！”

　　“第二，立刻联系地方主要领导，副市长或更高级别的领导。

　　请求他们出于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地方投资环境的大局考虑，立刻协调公安力量，确保事态不扩大、不升级。

　　并派有威望的领导到场，与你一起向工人做工作。

　　同时，请他们紧急协调，看能否从地方财政或城投平台，临时拆借一笔应急周转金，哪怕只有一两百万，用于发放最困难工人的部分生活费，先安抚情绪。

　　这笔钱，算未名借的，我们认账，付利息。”

　　“第三，启动危机公关。立刻起草一份，《关于“东方红”项目遭遇突发情况的严正声明》，以未名集团和项目筹备组名义发出。

　　严厉谴责南洋信托的单方面违约行为，公布其撤资、撤人的事实，表明我们追究其法律责任的立场。

　　同时，重申未名集团履行协议、推进项目的决心，并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共克时艰。

　　声明立刻发给我们有联系的媒体，特别是能直达部委的行业媒体。”

　　“第四，内部紧急动员。通知老刘，集团那200万，用最快速度，今天务必到账。

　　另外，我授权你，在华东当地，寻找可靠的、有实力的民间短期资金，哪怕利息高。

　　只要能立刻拿出300-500万现金，用于发放拖欠工资和必要补偿，条件可以谈，但必须合法，且不能涉及股权和控制权。

　　这笔钱，集团兜底。”

　　“第五，稳住技术线。立刻向日方谈判代表发出正式函件，强烈抗议其‘暂缓’决定，指出这是落井下石的不当商业行为，将严重影响其在龙国市场的声誉。

　　同时，表明我们解决当前资金困难的决心，和已采取的措施，要求对方重新评估，并保留更换合作伙伴的权利。

　　给日方施加压力，也为可能的转向，如接触其他日国厂商，或国内技术来源做铺垫。”

　　一连串指令，清晰、果断、狠辣。既有面对工人的怀柔与坦诚，也有对背信者的强硬谴责，与法律追索。

　　既有对地方的求助与绑定，也有内部极限的挖潜，与外部的火线融资。

　　既有对技术方的施压，也为未来可能的变招留有余地。

　　这是一套在绝境中，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施加一切可施加的压力，以图绝地求生的组合拳。

　　核心只有两个字：求生。

　　“刘强，你记住，”谢建军最后说道，声音低沉而充满力量：“现在倒下，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包括芯片、服装、物流，都会被人看轻，甚至可能被落井下石。

　　我们必须站起来，哪怕浑身是血，也要站起来，站在所有人面前，告诉他们，谢建军和他的团队，打不垮！你去吧，按我说的做。天塌下来，我顶着！”

　　“是！谢董！我明白了！”刘强听着谢建军沉稳有力的声音，心中的慌乱和绝望，被强行压了下去，一股破釜沉舟的勇气，和责任感涌了上来。

　　他挂断电话，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衬衫，对身边几名面色苍白的同事说道：“走！跟我下楼！去见工人！”

　　几分钟后，刘强拿着一个借来的手持扩音器，在几名地方工作人员，和警察的陪同下，走出了办公楼，面对着黑压压、情绪激动的人群。

　　阳光刺眼，口号声震耳欲聋。他举起了喇叭，用尽全身力气，喊出了第一句话：

　　“红星厂的老师傅们，工友们！大家静一静！听我说！我是未名集团的刘强，是‘东方红’项目现在的负责人！我没有跑！我们谢建军董事长也没有跑！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声浪，稍微低了一些。无数道愤怒、怀疑、绝望的目光，聚焦在他身上。

　　绝地求生的战斗，在这一刻，于华东那个燥热、混乱的厂区门口，正式打响。

　　而远在京城的谢建军，放下电话后，立刻拨通了另一个号码，他要动用一条，原本绝不希望动用的、最后的“关系”。

　　为了活下去，他已别无选择。

　　八月的热浪，在激烈的对峙、焦灼的等待和多方斡旋中，持续燃烧。

　　刘强站在临时搭起的木箱上，顶着烈日，面对情绪几度濒临失控的人群，用嘶哑的嗓子，一遍遍重复着南洋信托的背叛、未名的坚持、救急资金的努力、以及对未来的承诺。

　　汗水浸透了他的衣服，额头上被不知何处飞来的小石子，划破了一道口子，渗着血珠，但他没有退缩。

　　地方派来的一位副市长，和经委钱主任也到了现场，在刘强之后发言，试图安抚工人情绪，但效果有限，工人们要的是“钱”，是实实在在的保障。

　　对峙从上午持续到下午。直到临近傍晚，两件关键的事情发生了转机，让紧绷到极致的局面，出现了第一丝松动的迹象。

　　第一件事，是老刘从京城紧急协调过来的200万资金，在当天下午四点半，终于打入了“东方红”项目临时设立的、由未名和地方国资局共同监管的账户。

　　虽然杯水车薪，但这笔钱的到账，是一个重要的信用信号。刘强立刻通过喇叭，将这个情况通报给工人。

　　并承诺，将在地方工作组和工人代表的监督下，连夜制定一个最困难工人的，生活费紧急发放方案，明天就开始发钱！

　　“钱不多，但这是我们的态度！是我们砸锅卖铁，也要和大家一起挺过去的决心！”刘强的声音通过喇叭，在夕阳下回荡。

　　“我们谢建军董事长说了，天塌下来，他顶着！他正在京城，动用一切关系，找更多的钱，找更好的路！请大家，相信我们一次，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第二件事，是当天傍晚，由未名集团和“东方红”项目筹备组联合署名的、措辞严厉的《关于“香港城南洋信托投资公司”单方面违约，并严重损害“东方红”项目合作的严正声明》，通过特殊的媒体渠道，被送到了几家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财经类报纸，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内参案头。

　　声明详细列举了南洋信托签署协议后，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下，毫无预警、单方面宣布暂缓出资、撤回人员的事实，并直指其行为“严重违背商业契约精神，和基本诚信原则”，对项目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表示将保留追究其一切法律责任的权利。

　　同时，声明也重申了未名集团推进项目的决心，和正在采取的紧急措施。

　　这份声明，如同在沉寂的湖面上投下的一块巨石。虽然公开报道可能被压下，但在特定的圈层内，尤其是关注国企改制，和外商投资动向的部门与人士中，迅速引起了震动。

　　南洋信托这种“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做法，触动了商业道德的底线，也引发了对“外资可靠性”的质疑。

　　一些原本就觊觎彩电市场，或有心参与国企改制的国内资本力量，开始悄悄打听项目的真实情况，和未名方面的底线。

　　当天深夜，刘强、地方副市长、钱主任、工人代表、以及从京城连夜飞来的老刘（代表集团财务），在市政府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就着浓茶和香烟，连夜敲定了那份，紧急生活费发放方案。

　　方案以拖欠工资时间最长、家庭最困难的职工，为优先发放对象，每人发放200元，覆盖约500人，需资金10万。

　　同时，设立临时“困难救助通道”，对家有重病、子女就学等特殊情况的职工，给予额外的、小额的临时补助。

　　资金从已到账的200万里支出，发放过程由地方工会、工人代表和未名工作组共同监督，确保公开、公平。

　　8月7日，周五。清晨，厂区门口搭起了临时的发放点。

　　当第一批几十名头发花白、面容憔悴的老工人，颤巍巍地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那两百元崭新的“大团结”时，许多人当场就哭了。

　　这不仅仅是200块钱，这是在绝望中看到的一线微光，是“说话算话”的一点点证明。

　　聚集的人群虽然没有立刻散去，但激烈的情绪明显缓和了许多，更多的人开始观望、等待。

　　就在华东局面稍有缓和之际，京城，谢建军动用的那条“最后的关系”，也开始显现威力。

　　他通过岳父林志远，联系到了一位，刚刚从体改委领导岗位退下来、但在经济政策领域，依然颇有影响力的老同志。

　　这位老同志在详细听取了谢建军，关于“东方红”项目背景、南洋信托违约经过、以及当前困局的汇报后，沉思良久，缓缓说道：

　　“小谢啊，你们这个事情，很典型。引进外资，搞活企业，方向是对的。

　　但也要看到，外面的风浪一大，有些‘朋友’是靠不住的。关键还是要把立足点放在国内，放在我们自己身上。

　　你们有技术（芯片），有品牌（服装），有闯劲，这是好的。

　　这个彩电项目，如果能盘活，对地方、对产业、对工人，都是好事。

　　现在遇到困难，不能光指望外头，也要想想，国内有没有志同道合的、有实力的伙伴？

　　有没有可能，把项目变成一个‘以内为主、内外结合’的试点？”

　　老同志的话，如同拨云见日，为谢建军指明了新的方向，转向国内，寻找“国家队”，或产业资本的合作。

　　这比依赖飘忽不定的外资，或许根基更牢靠，也更能抵御外部风险。

　　“另外，”老同志补充道：“你们那个声明，我看到了。措辞严厉些，有必要的。但光谴责不够，要让人看到希望。

　　你们自己内部，要尽快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不依赖南洋信托的新方案，哪怕只是初步的、框架性的。

　　有了这个东西，说话才有底气，也才好去找新的‘婆家’。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帮你们递个话，牵个线。

　　但前提是，你们自己要立得住，方案要拿得出手。”

　　新的思路，如同黑暗中的灯塔。

　　谢建军立刻召集老刘、陈向东、赵建国（电话连线）、以及刚刚从华东，疲惫不堪飞回来的刘强，开了个紧急闭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