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之王:我缔造了万亿帝国 第595节
这两个目标,同等重要,甚至第二个从长远看,更重要。”
他看向王司长,也看向在座的几位老专家:“如果我们坚持在每一个技术细节、每一个合同条款上都寸土不让,要求对方完全按照我们理想中的平等合作模式来,结果很可能是什么?
是谈判破裂,项目无限期拖延。
我们等不起,粤省的工厂和老百姓也等不起。
或者,即使签了合同,但对方在后续执行中处处掣肘,关键技术藏着掖着,我们花了天价,最后只买回一堆自己搞不明白、也维护不了的黑盒子,那才是真正的失败。”
陈秉文说的这些,其实在场很多人心里都明白,只是不愿意,或者不方便在正式场合如此直白地说出来。
他顿了顿,给众人留出消化他之前发言内容的时间后,目光落在王司长身上:“大亚湾项目,对我们而言,更像是一所培训学校。
我们付出的资金和部分市场,换来用大亚湾核电站培养出自己的技术和管理人才。
只要这个核心目标能达成,只要这所学府能真正办起来,让我们的工程师、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在里面学到真本事,那么一些学费上的讨价还价,一些教学设备是否必须用最新款式的争论,都可以是灵活的。
关键是要确保,进去的是学生,出来的,是能独当一面的将才。”
这番话,说得透彻而务实。
王司长沉默了更长的时间,他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茶,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他何尝不知道引进技术的艰难,只是不断有人觉得不该对法方让步。
并且从情感上难以接受对方谈判条件的倨傲和苛刻。
导致之前的两次谈判都无疾而终。
这次谈判,之所以叫上糖心资本等投资方,目的就是想让他们从投资的角度,既堵上代表团里某些抱着顽固思想人的嘴,又能够面对法方为内地争取最大的利益。
“陈先生,你这话说到根子上了。”
王司长放下茶杯,脸上露出释然的表情,“是啊,大亚湾,首先得把它建起来,发出电。
然后,它必须成为我们核电人才的摇篮。
只要这两个根本保住了,其他的,都可以谈,都可以灵活处理。”
他看向陈秉文的眼神里,钦佩之意溢于言表:“陈生,你提出的这个交换思路,和分阶段渐进的方案,很可能就是我们这次谈判破局的关键。
既要明确我们的核心诉求,又要让对方感觉到有得谈、有利可图。这个分寸,需要非常精准的把握。”
陈秉文点点头:“这正是我们需要在谈判桌上反复试探和博弈的地方。
我会和我们团队,全力配合王司长和各位专家。”
陈秉文知道,他刚才那番话,某种程度上是给中方谈判团队卸下包袱。
这或许就是他作为投资方代表和国际经验者所能发挥的另一个隐形作用。
真正的硬仗,明天才开始。
但至少,今晚统一了思想,明确了目标。
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日本,东京,新桥区一栋不起眼的写字楼。
霍建宁站在新租下的办公室里,看着工人们安装交易终端。
办公室不大,不到两百平米,但位置隐蔽,装修简单实用。
墙上挂着一块巨大的白板,上面贴着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日元兑美元汇率走势、主要银行间拆借利率等几张图表。
三个交易员正在调试设备。
两台路透社的终端机,屏幕闪着绿色的字符,实时滚动外汇和债券报价。旁边是几部电话,直通港岛、伦敦和纽约。
选择在东京设立这个办事处,是陈秉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也是当前技术条件下的无奈之举。
此时,金融全球化才刚刚起步。
纽约、伦敦、东京三大市场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差和时间差。
道琼斯指数收盘后,要几个小时才能通过电传和越洋电话将完整数据传到东京。
而日本国债的实时报价、交易量、大单动向,这些在外汇管制仍存、金融市场尚未完全开放的日本,更是只有身在本土、拥有特定渠道和终端的人才能第一时间获取。
想在万里之外的港岛,通过几部电话和延迟的电传信息来精准操盘日本债券市场,尤其是在日元汇率上布局,无异于盲人摸象。
市场最细微的波动、政策传闻的苗头、大机构资金的异动,这些关键信息,必须有人在现场,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去感受。
这也是当初做空石油期货必须要在纽约建立办公室的原因。
“霍生,线路测试好了。”
这时,一个戴眼镜的交易员抬起头向霍建宁汇报,“交易所的信号稳定,延迟在一秒以内。”
“够了。”霍建宁走到终端前,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
日元兑美元汇率还在220:1附近徘徊。
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在7.5%左右。
一切都还很平静。
“建仓计划准备好了吗?”霍建宁问道。
“准备好了。”另一个年纪稍长的交易员递过来一份文件,“按您的要求,第一阶段五千万美元,分三个月建仓。
主要做空日本长期国债,通过期货和远期合约。
同时建立少量日元兑美元的多头头寸,作为对冲。”
霍建宁认真的翻阅起来。
计划很详细,考虑了仓位控制、止损点位、杠杆比例。
交易员团队是他从港岛带过来的,都有国际市场的经验,但日本市场对他们来说还是新的战场。
“东京这边,本地券商联络的怎么样了?”霍建宁合上文件问道。
“接触了几家本地券商,”年长交易员回答,“野村、大和、日兴,都表示愿意合作。
但他们对我们这种港资背景的小基金,兴趣不大。
开出的条件比较苛刻,保证金要求高,手续费也高。”
“正常。”
霍建宁并不意外,“我们初来乍到,人家不信任是正常的。
先从小单子做起,建立信誉。
另外,想办法接触一些中型券商,或者外资行在东京的分部。
他们可能更灵活。”
“明白。”
“还有,”霍建宁走到白板前,指着日元汇率曲线,“陈生特别交代,要关注政策动向。
日本大藏省,任何关于金融自由化、利率调整、外汇管制的风声,都要第一时间知道。
这方面,光靠公开信息不够,得有人。”
霍建宁点点头,目光重新落在那个年长的交易员身上。
他叫周国栋,四十出头,之前在东京银行做过几年,日语流利,对日本金融圈的人事和规矩都熟。
“国栋,联络本地券商的事,你继续跟进,按计划做。”
霍建宁吩咐道,“但另一件事,你得亲自抓起来。”
“您是说,跟大藏省的人建立联系?”
周国栋会意,声音压低了些。
“对。陈生判断,未来几年,日本金融市场会有大变动。利率、汇率、资本管制,都可能松动。
我们要的不是内幕消息,那太危险,也不持久。
我们要的是对政策风向的感知。
这些信息,公开报告里不会写,但圈子里的人,多少能感受到。
我们需要找到那些愿意聊天、有见地、位置又不太敏感的人了解。”
周国栋沉吟道:“这样的人,倒是有几个可以试试接触。
我以前在东京银行时,认识一位在《日本经济新闻》跑金融的记者,叫中村裕介,人很精明,消息灵通。
还有一位,是东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佐藤健一,他经常给大藏省做咨询,学生也有不少在里面工作。
不过……”
“不过什么?”
“这些人眼界很高,我们一个刚成立的港资小基金,恐怕人家看不上。”周国栋实话实说。
霍建宁笑了笑:“看不上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不能一上来就摆出打探消息的架势。
要想办法,先提供价值。”
“提供价值?”周国栋不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