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347节
不是刻意隐瞒,而是在这个特定语境下,身份标签一旦亮出来,对话性质就会发生根本改变。
赵福海会从一个跟“人”说话的状态,变成一个跟“权力”说话的状态。
要么会因为见到大官而变得激动亢奋,把积攒两年的委屈像开闸泄洪一样倾泻出来。
要么会因为区里最大的官亲自接待而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认为只要书记出了面,所有问题就能立刻解决。
这两种反应,都不是陈捷想要的。
他想要的,是赵福海能够以一种平静、理性、有尊严的方式,把自己的诉求完整地表达出来。
“赵大爷,您今天来,是为了拆迁的事情吧?”陈捷在气氛足够缓和之后,才平声问了这句。
赵福海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点了一下头。
但他没有像以往那样立刻掏材料、拍桌子、高声控诉。
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用带着几分疲惫的语气说道:
“我知道你们觉得我烦。”
“每个月都来,吵来吵去的,你们烦,我自己也烦。”
“但我没办法。”
“那是我一辈子攒下来的家当,说拆就拆了,补的钱我觉得不对,我来说理,结果那个干部骂我……”
说到这里,赵福海的声音微微颤了一下。
不是愤怒,而是委屈。
一个快七十岁的老人,在政府机关里被人当面说撒泼,这种屈辱感比损失几万块钱更让他无法释怀。
陈捷没有打断他,安静地听完,才说道:
“赵大爷,不管您之前来了多少次,不管之前有没有人对您态度不好,我在这里跟您说一句,那个干部说的话是不对的。”
“您是来反映问题的,不是来撒泼的,您有权利为自己争取合理的权益,这是法律赋予每一位公民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因为您反映问题就侮辱您。”
赵福海看着陈捷,心中的委屈少了很多。
两年多来,他在信访局吵过、闹过、摔过东西、骂过人,但从来没有一个干部,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不是安抚,不是敷衍,而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尊重。
陈捷继续开口:
“您的补偿问题,我会安排人重新核实,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您一个公正的、说得过去的方案。”
“但我不能保证结果一定是您期望的那个数字。”
“如果最终的核实结论认定三楼确实不符合补偿条件,我也会跟您面对面把理由和依据讲清楚。”
“不管结果如何,处理过程一定是公开、透明、有据可查的。”
赵福海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
他没有再提更多的要求。
起身的时候,赵福海回头看了陈捷一眼:
“年轻人,你人不错。”
他说了这么一句,然后一步一步走出了接待室。
最后一位来访者,反映邻里矛盾的那位还没来,因为时间原因,陈捷让周淑英安排了信访局副局长明天上午接待。
“周局长,安排一下,我想跟你们开个简短的会。”陈捷对周淑英说。
……
下午五点十分。
平江区信访局二楼的小会议室。
这间会议室不大,能坐十二三个人。
墙上挂着一面国旗和一块白板,白板上还残留着上一次会议的记录痕迹,有人用马克笔写了几行字,没擦干净。
参加会议的人不多,一共六位。
信访局局长周淑英、副局长陈志辉、信访接待科科长赵敏华、综合科科长林婉清。
以及区委办主任任汉卿。
还有一位,是区司法局副局长方展鹏。
方展鹏是陈捷临时让任汉卿通知的,接到电话后十五分钟就赶到了。
会议由陈捷主持。
他坐在长桌一端,面前没有文件,只有一个摊开的黑色笔记本和一支笔。
“今天来信访局,跟六位群众面对面交流了一番,我先说说几点感受。”陈捷边想边说:
“第一个感受。”
“今天六个案例里,有两个涉及法律问题。”
“一个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卖方涉嫌一房二卖,买方付了四十万拿不到房子也追不回钱。”
“另一个是物业费纠纷,业主拒缴物业费被物业公司起诉。”
“这两位来访者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并不是来找政府要什么东西的。”
“他们来信访,本质上是因为遇到了法律问题,自己搞不明白,又请不起律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只能来政府部门碰碰运气。”
“说白了,他们不是对政府有意见,而是需要法律帮助。”
陈捷看了一眼方展鹏:
“方局长,我有一个想法,能不能在信访局设一个律师驻点?”
方展鹏坐直了身体:
“陈书记,您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陈捷道:
“从司法局的公职律师里指定六位律师轮值,每天至少保证一位在岗。”
“驻点就设在信访局一楼接待大厅,不需要单独办公室,在接待区旁边放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块法律援助的指示牌就行。”
“来访群众在进入正式的信访程序之前,可以先到律师驻点咨询。”
“如果他的问题本质上是法律问题而非行政问题,律师可以当场给出专业的法律分析和建议,告诉他应该走什么渠道、准备什么材料、有没有法律援助的可能性。”
陈捷的目光扫过在座每一个人:
“有了律师驻点之后,这部分群众在法律援助窗口就能得到专业的解答和指导,不需要再走正式的信访登记程序。”
“对群众来说,问题得到了专业的回应。”
“对信访局来说,减轻了接待压力,让有限的精力集中在真正需要政府协调解决的案件上。”
方展鹏思考了几秒,点头道:
“这个方案是可行的,区司法局有法律援助中心,安排六位律师轮值没有问题。”
陈捷点点头,继续说道:
“第二个感受。”
“今天有一位赵福海大爷,因为拆迁补偿问题,来信访局反复上访了两年多。”
“他的补偿问题本身并不复杂,症结在于他之前跟拆迁办的一位干部发生过口角冲突,那位干部态度不好,说了一些伤害人尊严的话。”
“老大爷觉得自己被侮辱了,所以情绪上一直过不去。”
陈捷停顿了一下,语速放慢了半拍:
“这件事,让我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很多信访案件的核心矛盾,表面上看是利益诉求,实际上背后还有情感诉求。”
“钱的问题只是一部分,更深层的,是来访者觉得自己没有被尊重,没有被当回事,没有人认真听他说话。”
“信访工作如果只盯着问题本身,只想着怎么把这个案子结了,而忽视了人的感受,那永远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解决了这一件,还会有下一件,因为他心里的那道坎儿没有过去。”
“反过来,如果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能够给来访者一个被尊重的、被认真对待的体验,哪怕最终的结果不完全是他期望的,他也能接受,因为他觉得自己被当成一个人来看待了,而不是一个需要被打发走的麻烦。”
周淑英和陈志辉对视了一眼。
他们在信访系统工作了那么多年,见过太多因为基层干部一句不当言辞而引发的、旷日持久的上访案件。
有些案件的利益标的甚至只有几千块钱,但上访者就是不依不饶,年复一年地来。
不是因为几千块钱,而是因为那种被欺负了没人管的愤怒和无助感。
这种感受一旦扎根,比很多利益损失都更难化解。
陈捷继续道:
“基于这一点,我提个具体要求。”
“从下个月开始,信访局对所有在册的重复信访案件,做一次系统性梳理复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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