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419节

　　在陈捷走后不久，120的救护车赶到了。

　　急救人员做了简单的检查和确认后，用一条白色床单覆盖了刘婆婆的身体。

　　担架被抬出楼道的时候，整栋楼安静得能听到风穿过楼道的声音。

　　没有人围观，没有人议论。

　　封城十几天了，死亡已经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它就在隔壁楼栋，就在楼上楼下，就在某一扇再也不会打开的门后面。

　　人们只能用沉默来消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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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分钟后，陈捷抵达了红卫里社区。

　　这里给陈捷的感受，和百花苑截然不同。

　　如果说百花苑是一座在重压下勉力支撑的堡垒，那么红卫里更像是一片被遗忘在战线后方的荒地。

　　这个社区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是武河钢铁厂全盛时期的职工家属区。

　　四十多年过去了，武钢经历了减产、改制、裁员、再重组的漫长阵痛，曾经几万人的厂区如今只剩下不到原来三分之一的产能。

　　而红卫里社区，则在这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中，从一个令人羡慕的大厂家属院，沦为了武河城区中最典型的老旧衰败社区之一。

　　陈捷走进去的时候，第一个感受不是看到了什么，而是闻到了下水道的气味。

　　不是偶尔飘过的一阵，而是弥散在整个社区空气中的一种持续性腐败潮湿的酸臭。

　　这说明地下管网老化严重，排污系统长期超负荷运转，很可能存在大面积渗漏和堵塞。

　　而在一种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的呼吸道传染病面前，老旧的下水管网本身就是一个巨大隐患。

　　2003年SARS期间，港岛淘大花园事件的惨痛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一栋楼的排污管道设计缺陷，直接导致了三百多人感染，四十二人死亡的超级传播事件。

　　陈捷在笔记本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旁边写道：

　　“红卫里社区及所有同类老旧社区，必须立即排查下水管网状况，评估气溶胶传播风险，必要时对高风险楼栋实施预防性消杀和管道封堵。”

　　红卫里社区的居委会比百花苑更小，更简陋。

　　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平房，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木牌。

　　居委会里只有四个人在工作。

　　四个人管着一千八百户、近五千名居民。

　　其中超过百分之四十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超过百分之十五是独居老人，还有相当比例的慢性病患者和残障人士。

　　这些数据不是居委会主任告诉陈捷的，居委会主任自己也拿不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陈捷是从墙上贴着的一张社区基本情况公示栏上看到的，那些数据还是2017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登记数字。

　　三年过去了，变没变、变了多少，没有人更新过。

　　陈捷在居委会桌面上看到了几张零散的纸条，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些名字和电话号码。

　　这就是红卫里社区全部的排查记录。

　　没有表格，没有台账，没有分类，没有时间线。

　　不是不想做，而是这四个基层工作者中，年龄最小的也已经五十二岁了，其中两位不太会用电脑和智能手机。

　　他们的排查方式就是走到楼下喊一嗓子，看谁家开窗应声。

　　应了的就记一笔“正常”。

　　没应的就第二天再喊一遍。

　　连续三天没应的，才考虑上门去看看。

　　这种方式在任何一本公共卫生教科书里都不会出现，但在红卫里社区的现实条件下，它已经是这四个人能想到的，最具可操作性的方法了。

　　陈捷在居委会待了大约四十分钟，把能看到的所有信息都记录了下来。

　　社区的物理环境、人口结构、工作人员的数量和年龄构成、排查方式和进度、物资储备情况、与上级街道和区的信息沟通频率……

　　每一条记录背后都指向同一个结论：红卫里社区的防控体系不是薄弱，而是几乎不存在。

　　如果说百花苑是一个超负荷运转但至少还在运转的系统，那红卫里就是一个连最基本的运转条件都不具备的真空地带。

　　而在武河一千四百多个社区中，类似红卫里这样的老旧社区，绝不在少数。

　　它们分布在武河城区的各个角落，承载着这座城市最底层，最脆弱，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

　　在正常年份里，它们的存在是一种温和慢性的城市治理欠账。

　　但在疫情之下，每一笔欠账都可能变成一个致命溃口。

　　离开红卫里的时候，陈捷在笔记本上单独开了一页，写下了一个标题：

　　“特殊类型社区专项方案。”

　　标题下面，他列了几个关键词：

　　老旧社区、城中村、回迁安置区、外来务工人员聚居区。

　　这四种类型的社区，在人口构成、基础设施、管理能力和信息化水平上都与普通商品房社区存在显著差异。

　　统一的操作手册是底线标准，覆盖所有社区。

　　但在此基础上，必须为这四类特殊社区制定针对性的附加方案。

　　否则，手册在百花苑可以用，在光谷社区可以用，但到了红卫里就成了一纸空文。

　　因为执行手册的前提条件在这里根本不存在。

　　给一个不会用智能手机的五十多岁社区干部发一份电子版排查表，和不发是一样的。

　　给一个连体温计都凑不齐的社区要求每日上报居民健康数据，等于逼他们造假。

　　方案必须适配现实，而不是让现实去适配方案。

　　这是陈捷从基层工作中反复验证过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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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十二点十分，帕萨特驶入洪山区关山街道光谷社区的西门。

　　和前两个社区相比，光谷社区的面貌截然不同。

　　这是一个建成不到六年的大型商品房社区，二十几栋高层住宅楼排列整齐，小区内部道路宽敞，绿化带修剪得当，地下车库入口处的道闸系统看起来维护良好。

　　社区门口的防疫检查点也明显比前两个社区规范得多。

　　有人值守，有测温设备，有出入登记簿，有消毒液。

　　检查点旁边的告示栏里，整齐地贴着三份文件。

　　第一份是街道办下发的疫情防控通知。

　　第二份是社区自己制作的居民出入管理规定。

　　第三份是一张手绘的社区平面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圆点标注了确认病例、疑似病例和居家隔离户的大致分布。

　　陈捷在这张手绘地图前停了几分钟。

　　这是他今天在三个社区中看到的第一份可视化的疫情态势图。

　　虽然粗糙，但它说明这个社区的管理者有一种本能的信息整合意识。

　　不是简单地罗列数据，而是把数据转化为一种直观的、可以辅助决策的工具。

　　这个意识非常重要。

　　光谷社区的居委会主任是一位三十八岁的女性，大学本科学历，此前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过三年项目管理。

　　她的排查工作进度在全市社区中属于领先水平，不是因为人手比别人多，光谷社区的基层工作者同样只有八个人，管着两万多居民。

　　而是因为她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

　　她在封城第三天就建了一个微信小程序，准确地说，是让社区里一个会编程的年轻住户帮忙搭了一个简易的在线表单。

　　居民扫码填写家庭成员信息、健康状况和近期出行记录。

　　填写率在三天内达到了百分之七十。

　　剩下百分之三十不会用手机或不愿配合的家庭，再安排人员上门。

　　这样一来，八个人的人力被释放出来了一大半，可以集中精力去处理那些真正需要上门排查的重点户。

　　陈捷翻看了她的排查数据汇总表。

　　格式清晰，分类合理，更新及时。

　　每一栋楼的排查覆盖率、异常情况数量、处置进度都标注得一目了然。

　　这个社区的排查覆盖率确实是他今天看到的三个社区中最高的，达到百分之九十一。

　　但即便是这个全市领先的社区，陈捷也发现了问题。

　　在线表单收集的信息存在自报偏差，居民自己填写的健康信息，未必完全准确。

　　有人可能低报症状，因为害怕被强制隔离，有人可能漏填家庭成员，因为有亲戚临时借住但不想被排查到。

　　还有人可能压根就没认真看就随便勾了个“全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