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445节

　　下午一点半，陈捷和沈非群回到了武河市委。

　　车停在大院门口的时候，沈非群没有立刻下车。

　　他看着前方市委主楼一层到五层全亮的灯光，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

　　“你今天在会上说的一些实话，武河这边会有人不舒服。”

　　陈捷道：

　　“我知道。”

　　“嗯。”

　　“但不舒服归不舒服，你的数据经得起查，事实经得起核实，程序上也站得住，所有违纪信息都是通过正式渠道上报和核查过的。”

　　沈非群推开车门：

　　“该做的事做了，别的不用想太多，等疫情结束后，我会处理，你专心做好工作。”

　　“是。”陈捷跟在他后面下了车。

第101章 高层月底总结

　　省级调度会后，一场自上而下的纪律核查，在北汉省全境范围内展开了。

　　省纪委监委在接到陆鸿年指示后的当天下午，便成立了由省纪委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牵头、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配合的联合核查组。

　　核查组组长是第四监督检查室主任赵恒，五十三岁。

　　他接到任务后，用了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核查方案的基本框架。

　　那就是以陈捷在省级调度会上通报的一百六十七人名单为核心线索，由省纪委监委直接核查四个典型案例，其余一百六十三人由各区纪检监察部门分头核查，省纪委监委派出五个督导组分赴各区进行驻点指导。

　　三天之内，核查结果报省级指挥部。

　　这个时限是死的，不能多一天。

　　陆鸿年在会上说了三天就是三天，哪怕晚一个小时，都是省纪委的失职。

　　赵恒也不敢在陆鸿年的命令上打折扣。

　　但核查过程，远没有部署过程那么干净利落。

　　核查组面对的第一道阻力，来自何栋所在的市商务局。

　　何栋擅自离开武河的事实本身没有争议，人确实不在武河，代签签到表的同事李某在第一次谈话中就承认了。

　　但何栋本人的态度充满欺骗。

　　核查组通过电话联系到他时，他用一种经过精心准备过的狡辩方式，给自己编织了一层看似合理的外衣。

　　他说自己离开武河是因为年迈母亲在外地突发疾病，作为独子必须赶回去照顾。

　　他还说自己当时向处室负责人口头请了假，但是电话没打通。

　　他说代签的事情他不知情，是同事自作主张帮他签的。

　　三条狡辩，每一条都把性质从擅离职守降低为情有可原的紧急事由。

　　核查组没有被绕进去。

　　赵恒也不和他辩论动机，只核实事实。

　　母亲突发疾病？

　　请提供医院诊断证明和入院记录。

　　向处室负责人请了假？

　　请提供通话记录或者请假审批单。

　　代签不知情？

　　请解释为什么你离开武河的第一天，代签就开始了，而且笔迹一致、持续五天。

　　三个问题，何栋一个也答不上来。

　　他的母亲确实在外地，但并没有突发疾病，只是普通的慢性病日常维护。

　　他的处室负责人在接受单独谈话时明确表示，何栋离开前没有向任何人请过假，无论口头还是书面。

　　而代签同事李事某在第二次谈话中，面对核查组出示的签到表笔迹比对结果和更详细的追问，改口承认何栋离开前确实拜托过他“帮忙签几天”。

　　事实链条闭合了。

　　何栋的狡辩全部落空。

　　但这不是这个案子里最让核查组意外的部分。

　　最让人意外的是，在核查组对何栋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市商务局的一位副局长曾通过非正式渠道向核查组说明情况。

　　这位副局长没有直接打电话给赵恒，他也不敢这么做。

　　他通过一位与省纪委某处室有私交的中间人，递了一句话过来：

　　“何栋这个人平时工作还是不错的，这次确实是家里有事才走的，能不能从轻考虑。”

　　赵恒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只回了一句：

　　“转告那位同志，核查组依据事实和纪律办事，不接受任何非正式渠道的信息。”

　　然后他让督导组把这位副局长的名字也记了下来。

　　不是说这位副局长一定有问题，但在战时状态下，为被调查人员说情的行为本身，就值得被记录在案。

　　何栋的案子只是四个典型中最复杂的一个。

　　罗东升的核查过程简单得多。

　　监控证据清晰完整，本人在核查组谈话中几乎没有做任何有效辩解，只是反复强调当时饿了，没想那么多。

　　核查组没有和他讨论想没想那么多的问题，只确认了三个事实。

　　物资是否属于社区定向保障物资？是。

　　你是否私自带走？是。

　　社区是否事先知情或授权？否。

　　三个“是”和“否”，构成了完整违纪事实。

　　孙玉龙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

　　他在谈话中强调自己当时是为了提高排查效率才语气重了一些，并声称居民拍摄的视频是断章取义。

　　核查组调取了完整的现场监控和多位邻居的证词。

　　证据显示，孙玉龙不仅语气恶劣，而且在居民明确表示我身体没问题，不需要你登记之后，直接用手拍了对方的防盗门，说了一句不配合就等着公安来找你。

　　这个行为远远超出了语气重的范畴。

　　而蒋达山本人在核查组谈话中态度配合，承认自己确实没有做好，但试图将问题归结为身体原因和学校工作需要。

　　核查组向武河理工大学校方核实。

　　校方反馈，蒋达山在下沉期间以身体不适为由向学校递交的请假条上，附有一张由学校附属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内容是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建议休息。

　　核查组进一步调取了这张诊断证明的门诊记录，发现蒋达山在下沉任务开始前三天才去了一趟骨科门诊，门诊记录显示他的主诉是偶有膝盖酸痛，无明显功能障碍，接诊医生的原始意见是建议适当活动，避免长时间负重。

　　而最终出具的诊断证明上的措辞被调整为建议休息。

　　这个措辞差异，足以说明诊断证明的出具过程存在人为干预。

　　是谁干预的，核查组没有继续追查，这不是当前核查重点。

　　但事实已经足够清楚，蒋达山不是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工作，而是主动为自己的脱岗行为制造了一个看似合理的借口。

　　四个典型案例的核查，在二十四小时内全部完成。

　　结论无一例外，陈捷点名通报的四个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没有一个被冤枉的。

　　与此同时，分散在各区进行的一百六十三人核查工作也在平行推进。

　　这部分的核查难度整体低于四个典型案例，因为大多数人的违纪行为相对简单。

　　就是不到岗、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

　　但在这一百六十三人的核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令核查组始料未及的情况。

　　有十一个人在接到核查通知后，第一反应不是配合调查，而是联系各自的关系网进行活动。

　　有人找到了区里的某个分管领导，请求帮忙说说话。

　　有人通过家属联系了某个在省直机关工作的亲戚，想了解一下情况。

　　还有一个人更直接，他的父亲是某市属国企的退休老领导，直接打电话给区纪委书记，开口就是：

　　“我儿子就是身体不好，怎么就成了违纪了？”。

　　这些操作在常规时期或许能起到某些微妙的作用。

　　但在战时状态下，在陆鸿年亲自下达了三天核查、停职处理的死命令之后，这些操作的唯一效果是让核查组更加确认这些人不仅行为有问题，心态更有问题。

　　真正无辜的人，在面对核查时的第一反应是配合、解释、提供证据。

　　心虚的人，第一反应才是找关系、托人情、搞活动。

　　省纪委监委的五个督导组在各区的驻点指导中，对这些干扰核查的情况逐一做了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