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538节

　　郭振华把这两个数字和国内同类已建成的半导体项目做了横向对比。

　　中芯国际在沪城的十四纳米制程项目，建成投产后第一年的实际内部收益率不到8%，投资回收期预估超过十五年。

　　华虹半导体在锡城的十二英寸特色工艺项目，内部收益率约11%，投资回收期约十二年。

　　合州长鑫存储的DRAM项目，由于技术难度极高且前期投入巨大，投产后的盈利时间表至今仍未明确。

　　红芯的22.3%和六点七年，在整个行业里属于什么水平？

　　如果这是真的，红芯就不仅仅是华国最好的半导体项目，简直是全球最赚钱的半导体投资。

　　连台积电都做不到这个回报率。

　　郭振华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然后继续往下翻。

　　翻到技术路线那一章时，他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报告中声称，红芯项目一期将建设一条二十八纳米制程的逻辑芯片生产线，二期目标推进至十四纳米。

　　二十八纳米制程本身不算最前沿，属于成熟制程的范畴，中芯国际早在2015年就实现了量产。

　　但问题在于，即便是成熟制程，核心装备依然离不开进口。

　　报告中的设备清单里赫然列着ASML的DUV光刻机，应用材料的刻蚀设备，东京电子的涂胶显影设备，以及科磊的量测检测系统。

　　这些设备的供应商全部来自荷兰、美国和日本。

　　在2018年立项的时候，这些设备采购虽然有一定的排产周期，但总体上是可获得的。

　　但2019年以来，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美国商务部对华国半导体行业的出口管制清单持续扩大，虽然二十八纳米的DUV光刻机暂时还不在管制名单上，但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已经大幅上升。

　　更关键的是，报告中关于设备采购的时间节点，和项目实际推进进度之间存在严重脱节。

　　按照原定计划，首台光刻机应该在2020年底到位。

　　而根据市发改委提供的项目建设进度月报，截至2020年1月封城前，红芯项目的厂房主体结构完成率约为42%，洁净室建设尚未启动，设备安装的前置条件一个都没有满足。

　　一个厂房还没盖完的项目，声称年底设备到位，这个时间表本身就存在极大可疑。

　　郭振华把这些发现一条条记在笔记本上，标上序号，准备在下次组内碰头会上拿出来讨论。

　　就在他合上笔记本，准备起身去泡杯茶的时候，办公桌上的座机响了。

　　郭振华按下免提，习惯性地说了一声：

　　“喂，哪位？”

　　“郭教授，您好，我是市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处的孔林。”

　　郭振华微微顿了一下。

　　市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处，正是红芯半导体项目立项审批的主管处室之一。

　　“孔处长，您好。”郭振华客气道。

　　“郭教授，打扰您了。”孔林的语气很平和，“我听说党校这边在牵头做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先扶持名单的第三方评估，是吧？”

　　“嗯，是有这么个工作安排。”郭振华没有否认，这件事本身是市委常委会通过的正式决定，不需要保密。

　　“是这样，我们处室作为高技术产业项目的日常管理部门，对名单上的几个项目比较了解，前两天我们收到了党校发来的材料调取函，已经按要求把相关资料送过去了。”

　　“嗯，收到了，谢谢你们配合。”

　　“应该的，应该的。”孔林停了一下，然后以一种极其自然的方式转入了正题，“郭教授，我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主要是想从主管部门的角度，给您补充一些材料上可能反映不出来的背景信息，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孔处长，您请说。”郭振华没有拒绝，但也没有表现出积极配合的姿态。

　　孔林似乎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说辞：

　　“是这样的，红芯半导体项目是我们北汉省唯一一个列入国家发改委重大项目库的半导体制造项目。”

　　“2018年立项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和省发改委三级联合论证，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评审专家组包括了华科院微电子所的几位院士。”

　　“这个项目的战略意义，不仅仅在于武河市的产业升级，更在于填补我国中部地区在集成电路制造领域的空白，是落实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纲要的重要布局。”

　　“疫情对项目的冲击确实很大，建设进度滞后是事实，但这不是项目本身的问题，而是不可抗力导致的。”

　　“项目方在疫情期间一直在积极和设备供应商保持沟通，据我们了解，主要设备的采购合同都还在执行中，只是交付时间推迟了。”

　　“所以，从我们主管部门的角度来看，红芯项目的基本面是好的，战略价值是不容置疑的，当前的困难是暂时性的，阶段性的。”

　　“郭教授，您是经济学领域的权威，对产业政策的理解比我们深，我说这些不是想影响您的专业判断，只是希望在评估的时候，能够充分考虑到项目的特殊背景和战略定位，避免用短期的、静态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具有长远战略价值的项目。”

　　孔林说完最后这句话，语气真诚而恳切，甚至带着一点谦卑。

　　要是搁在平时，这番话说出来，不会有任何问题。

　　一个主管部门的处室负责人，向第三方评估专家提供背景信息，表达对项目的积极看法，这在评估实践中是常见的，甚至可以说是正当的。

　　主管部门对项目最了解，他们有义务也有权利提供信息、表达意见。

　　但问题在于，这番话说的时间点和方式。

　　评估工作刚刚开始，专家组还在梳理基础材料，尚未形成任何初步判断。

　　这个时候主管部门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来补充背景信息，目的显然不是为了信息对称，而是为了提前设定一个倾向性的基调。

　　他希望郭振华在审阅那些冰冷的财务数据和进度报告之前，脑子里先装进一个这个项目很重要、困难是暂时的的预设判断。

　　这个预设一旦植入，后续的分析就会不自觉地往有利于红芯的方向靠拢。

　　郭振华也当然清楚这一点，他沉思片刻，然后用一种不温不火的语气回应道：

　　“孔处长，感谢您提供的信息，我记下了，我们在评估过程中一定会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包括项目的战略定位和政策背景。”

　　“评估工作有统一的标准和流程，最终结论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这一点请您理解。”

　　电话那头立马道：

　　“当然，当然，郭教授您是专家，我们完全尊重评估组的专业判断，打扰您了，改天有机会再当面向您请教。”

　　“好的，孔处长再见。”

　　电话挂断。

　　郭振华靠在椅背上，凝神想了一会儿。

　　孔林打这个电话，到底是自己的主意，还是有人授意？

　　如果只是他个人出于主管部门的本位意识，觉得应该为自己负责的项目说两句好话，那也说得过去。

　　但如果是有人在背后授意……

　　郭振华摇了摇头，没有再深想。

　　想太多没有意义，只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

　　他翻开笔记本，在刚才的记录后面加了一条：

　　“4月13日上午，接市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处孔林电话，就红芯半导体项目提供了若干背景性说明，信息内容已记录，不影响独立评估判断。”

　　写完这条记录，郭振华合上笔记本，站起身来，给自己倒了杯热茶。

　　他不知道的是，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类似的电话打进了专家组其他成员的办公室。

　　何丽萍接到的电话来得更早一些。

　　上午九点刚过，她走进公共管理教研部的办公室，电脑还没来得及开机，桌上的座机就响了。

　　来电者自我介绍是市经信局综合规划处的副处长，姓赵。

　　赵副处长比孔林更含蓄一些。

　　他没有直接提及任何具体企业的名称，而是以沟通的口吻，用了大约十分钟的时间，向何丽萍介绍了武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整体发展布局，当前面临的困难和市政府的政策导向。

　　话里话外的核心意思只有一个，这些企业都是市里多年精心培育的产业骨干，疫情给它们造成了巨大冲击，现在是政府雪中送炭的时候，不是锦上添花的时候。

　　“何教授，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些企业如果倒了，背后是几千个家庭的饭碗。”

　　赵副处长最后这句话，打的是感情牌。

　　何丽萍没有当场回应，只是客气地表示感谢提供信息，会在工作中参考，然后结束了通话。

　　挂了电话之后，她坐在椅子上想了很久。

　　她不是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场面。

　　在公共管理领域做了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她清楚得很，在华国的行政生态中，第三方评估从来都不是一件真空中的事情。

　　只要评估结论涉及真金白银的利益分配，就一定会有来自各方的压力。

　　这种压力有时候是显性的，比如领导批示、上级过问。

　　但更多的时候是隐性的，像今天这种以工作沟通的名义提供倾向性信息的电话，就是最典型的隐性施压方式。

　　它不留痕迹，不构成干预，不涉及违规，但效果是实实在在的。

　　因为它在你的判断天平上，悄悄放了一颗砝码。

　　何丽萍在笔记本上也做了记录，然后把这件事暂时放下，继续手头的工作。

　　……

　　如果说政府部门的电话是第一重压力，那来自企业端的接触，就是第二重。

　　而且第二重比第一重来得更直接，也更有诱惑力。

　　四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