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549节

　　一万八千条。

　　以每条记录包含至少十个信息字段计算，这个年轻人在四个月里手工录入了接近十八万个数据点。

　　陈捷看了一眼他面前那些堆得小山一样高的纸质入库单和出库单。

　　每一张纸质单据上都有手写的签字和盖章，有些已经被翻得边角起毛了。

　　“辛苦了。”陈捷又说了一遍，然后他转向了仓库最里面的那个隔断办公区。

　　隔断办公区里摆着四张办公桌，但只有一张桌前坐着人，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穿着正式的黑色西装裤和白色衬衫，正在低头看着电脑屏幕。

　　其余三张桌子空着，桌面上放着水杯和文件架，说明有人在这里办公，但人不在。

　　陈捷走到那位中年妇女的桌前：

　　“同志，你好，你是负责哪个方面的工作？”

　　中年妇女抬起头，看到陈捷和身后的一群领导，连忙站了起来：

　　“领导好，我是赈济救护部的副部长周兰，负责物资出库审批和账目复核。”

　　陈捷微笑着点了一下头：

　　“这几张桌子的同事呢？”

　　周兰的表情微微僵了一下：

　　“他们……今天有两个人请了假，另一个可能上楼开会去了。”

　　“哦。”陈捷淡淡应了一声，没有追问。

　　他回过头看了一圈整个仓库：

　　“张会长，仓库的情况我大致了解了，现在上楼看看？”

　　“好好好，陈书记这边请。”

　　一行人从仓库出来，沿着甬道走回办公楼，乘电梯上了四楼。

　　四楼是红十字会的主办公区域。

　　电梯门一开，正对面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前台，前台后面的墙上挂着红十字会的会徽和“人道、博爱、奉献”六个大字。

　　前台右手边是一条走廊，走廊两侧分布着几间办公室，门牌上分别标注着综合管理部、赈济救护部、组织宣传部、财务审计部等字样。

　　张培德引着陈捷沿走廊往前走。

　　陈捷的目光透过每一个办公室的窗口，随意扫描着室内的情况。

　　综合管理部的门开着，室内四个工位，坐着三个人。

　　一个中年男人正在浏览手机，一个四十出头的女性正在往茶杯里加枸杞，另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面前摊着一份报纸。

　　三个人的状态都很松弛，身体语言完全没有工作中的紧张感。

　　组织宣传部里面只有一个人，趴在桌上似乎在打盹，电脑屏幕上开着一个购物网站。

　　走廊尽头是一间面积稍大的办公室，门牌写着专职副会长办公室。

　　这是张培德的办公室。

　　从仓库到四楼，陈捷看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楼下仓库里，十几个临聘人员每箱必检，十八万条数据手工录入，每天工作八到十一个小时。

　　楼上办公室里，在编人员看手机、泡枸杞、翻报纸、逛购物网站、趴桌睡觉。

　　陈捷把这些观察全部装进了脑子里，然后跟着张培德走进了会议室。

　　会议室不大，大约四十平方米，长方形的会议桌可以坐十四五个人。

　　桌上已经摆好了茶水和一叠装订整齐的书面材料——《武河市红十字会疫情防控捐赠物资接收管理情况汇报》。

　　陈捷在主宾位坐下，徐中原坐在他旁边。

　　张培德坐在陈捷对面，陈玉芳和马万林分坐左右，其余的红十字会中层干部也陆续走进来落座，大约有六七个人，把会议室坐了个七成满。

　　刚才在楼上各办公室里看手机、泡枸杞、翻报纸的那几位，此刻也来到会议桌旁，面前摊着笔记本，手里握着笔，一副全神贯注的姿态。

　　到了会议桌上，这些人就是另一副面孔。

　　“陈书记，那我先做个简要汇报？”张培德翻开了面前的材料。

　　“好，张会长请。”

　　张培德的汇报持续了大约二十分钟。

　　内容很规范，覆盖了从一月初到四月底的全部工作。

　　他先通报了疫情期间接收捐赠的总体数据，然后汇报了物资分配情况，接着讲了资金使用情况。

　　最后，张培德重点汇报了当前的工作重心，疫后捐赠物资的清理，盘点和后续处置方案。

　　“截至四月二十九日，仓库中尚存各类物资折合人民币约四千一百万元，主要是医用外科口罩、防护服、消毒液和部分生活物资。”

　　“这些物资中，一部分已经接近保质期，需要尽快处置，一部分是长期储备类物资，可以纳入市级应急物资储备体系。”

　　“我们已经拟定了初步的处置方案，”

　　张培德翻到了材料的最后几页：

　　“第一，对接近保质期的物资，和市卫健委协调，优先分配给基层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第二，对长期储备类物资，移交市应急管理局纳入全市应急物资储备体系统一管理，第三，对部分社会定向捐赠的物资，按捐赠协议的约定进行专项使用。”

　　“以上是我的汇报，请陈书记批评指正。”

　　张培德把材料合上，双手平放在桌面上，做出了一个谦恭的等待姿态。

　　在座的其他红十字会干部也都放下了笔，抬起头看向陈捷。

　　陈捷翻了翻面前的汇报材料，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

　　“张会长，汇报得很好，很全面，数据也很清楚。”

　　张培德微微松了口气。

　　“我有几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陈捷道。

　　“陈书记请问。”张培德坐直了身体。

　　陈捷翻开材料中一页数据表：

　　“红十字会目前的在编人员一共有多少？”

　　张培德看了一眼陈玉芳。

　　陈玉芳马上接话：

　　“核定编制二十四人，实有在编人员二十一人。”

　　“临聘人员呢？”

　　“目前在岗的临聘人员十二人。”

　　“也就是说，总共有三十三个人在为红十字会工作。”

　　“是的。”

　　陈捷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问了第二个问题：

　　“我刚才在仓库里待了一会儿，看到分拣区有七八个工作人员在忙，都穿着红色马甲，看起来是临聘人员，隔断办公区里只有周兰同志一个人。”

　　“我想问一下，仓库的日常管理工作，是主要由临聘人员承担，还是在编人员和临聘人员共同承担？”

　　这个问题的措辞很讲究。

　　陈捷没有说我看到仓库里只有临聘人员在干活，那样太直白，会让张培德当场下不来台。

　　他说的是“是主要由临聘人员承担，还是共同承担”，给了对方一个选择空间。

　　但选择空间越大，陷阱越深。

　　因为无论张培德怎么回答，答案都对不上陈捷亲眼看到的事实。

　　张培德微微顿了一下，斟酌着用词：

　　“陈书记，仓库的工作比较繁重，特别是物资清点，搬运这些体力活，在编人员年龄偏大，体力上确实有困难，所以日常的分拣和搬运工作主要由临聘人员承担。”

　　“在编人员呢？”

　　“在编人员主要负责管理、协调、审核这些环节。”

　　“台账录入也是临聘人员在做？”陈捷语调平平。

　　马万林这时开口答道：

　　“是的，台账录入的工作量很大，一万八千多条数据，确实主要是临聘人员在做。”

　　“在编人员不参与数据录入？”

　　“在编人员负责数据复核。”马万林回答。

　　“复核的频率是多少？”

　　马万林眨了一下眼睛：

　　“这个……一般是阶段性复核，定期抽查。”

　　“多长时间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