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580节
会议室不大,长条形的桌子两侧摆着十几把椅子,桌上已经放好了矿泉水和笔记本,窗帘只拉开了一半,晨光从缝隙里斜斜地照进来,在浅灰色地毯上画出一道明暗分界线。
“人都到齐了吗?”陈捷在主位坐下后问了一句。
“还没有。”何绍宇在他右手边落座,“我按您的要求,先把专项小组的拟定名单准备好了,正式开会之前,想先请您过目。”
说着,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A4纸装订的材料,双手递了过来。
材料封面写着:《武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红芯半导体项目专项工作小组人员名单(拟)》。
陈捷接过来,翻开第一页。
名单上列了七个人。
常德胜,金融局副局长,分管金融风险防控和银行业监管协调,正处级,五十岁。
袁学锋,金融局银行业监管处处长,副处级,四十六岁。
罗嘉欣,金融局资本市场与保险处副处长,四十岁。
宋明泽,金融局普惠金融处主任科员,三十一岁。
陈雅琳,金融局银行业监管处四级主任科员,二十八岁。
孔维安,金融局综合处副主任科员,二十六岁。
方舒宁,金融局金融风险防控处一级科员,二十五岁。
每个名字后面附着一份简要履历,包括学历、入职时间、主要工作经历和年度考核情况。
七个人,一副一处五兵。
何绍宇的安排逻辑很清楚,由分管副局长常德胜挂帅,银行业监管处长袁学锋主抓业务,再配五名不同层级的骨干做执行。
从行政架构上看,这个配置合情合理。
但陈捷的目光在前两个名字上停留的时间,比后面五个加起来还要长。
常德胜,五十岁,正处级。
陈捷翻到他的履历页,逐行扫过。
1990年参加工作,起步于原武河市人民银行,1998年调入新组建的武河市金融办,此后一直在金融系统工作,从综合处的普通科员,到银行业监管处副处长、处长,再到2016年提拔为金融局副局长。
三十年金融系统的老人。
三十年,意味着他经历了武河金融系统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认识这个系统里几乎所有的重要人物。
这种深厚的人脉网络在常规工作中是优势,但在一项需要高度保密和独立性的专项调查中,却恰恰是最大的隐患。
一个在武河金融圈浸淫了三十年的正处级副局长,他和各家银行的行长、副行长之间,不知道有多少私人层面的走动和人情往来。
让这样一个人去牵头摸底红芯项目的银行融资情况,就好比让一个裁判去调查自己经常一起打球的队友有没有犯规。
不是说他一定会徇私,而是他不可能不受到那些人际关系的影响。
哪怕他的主观意愿是公正的,但当他拿起电话询问某家银行对红芯的贷款情况时,电话那头的人首先想到的不是这是金融局的公务函询,而是老常找我了解情况,是不是有什么风声。
信息一旦泄露,整个工作就失去了先机。
陈捷的目光移向第二个名字。
袁学锋,四十六岁,银行业监管处处长。
此人2001年从北汉省银监局调入武河市金融办,在银行业监管条线上干了近二十年。
二十年银行监管,意味着他和辖区内每一家银行的信贷部门、风控部门都有极深的业务关联。
银行监管处的日常工作就是和银行打交道,比如检查、约谈、数据报送、风险预警。
在这个过程中,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很容易形成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
你查我的时候手下留情,我上报数据的时候对你配合。
这种共生关系不涉及违法违纪,但它会在潜意识层面影响一个人的判断。
陈捷的目光继续往下移。
罗嘉欣,四十岁,资本市场与保险处副处长。
履历相对简洁。
2005年硕士毕业后通过省考进入金融局,一直在资本市场条线工作,从科员到副处长,十五年走了四个台阶。
年度考核连续八年优秀。
中间没有借调,挂职或跨系统交流的经历,也没有在银行业监管或金融风险防控这两个与红芯项目直接相关的处室任职过。
她的工作领域是资本市场和保险,与银行信贷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板块。
这意味着她和武河银行圈的私人交集较少。
陈捷在她的名字旁边画了一个极小的圆圈。
宋明泽,三十一岁,普惠金融处主任科员。
2015年硕士毕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专业,通过国考进入武河市金融局。入职五年,一直在普惠金融处工作。
年度考核四年优秀、一年称职。
普惠金融处的业务方向是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和大型工业项目的银行融资基本不搭界。
这个人的知识结构是金融学科班出身,年纪轻,在金融局的圈子里还没有形成太深的人脉网络。
陈捷在他的名字旁边也画了一个小圆圈。
陈雅琳,二十八岁,银行业监管处四级主任科员。
2014年本科毕业,华科大经济学专业,通过省考进入金融局,分配到银行业监管处。
在金融局工作仅两年,行政级别最低。
但她的履历里有一条,2020年1月至3月,被抽调参加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金融保障组,负责协调银行业机构落实疫情期间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这条经历说明两件事。
第一,她被指挥部抽调,说明在金融局内部的业务能力得到了认可。
第二,她在指挥部金融保障组的工作,使她对疫情期间武河银行业的信贷投放情况有过系统性的接触和了解。
这是一个有实战经验的年轻人。
陈捷在她的名字旁边画了第三个小圆圈。
剩下两个人,孔维安和方舒宁,一个二十六岁,一个二十五岁,都是金融局最年轻的干部,入职时间分别是2019年和2020年,资历极浅,在局里几乎没有任何人脉积累。
他们的角色定位很明确,就是做基础的数据收集,文件整理和跑腿工作。
陈捷看完这份名单,然后合上材料,抬起头看向何绍宇:
“何局长,这个名单是你拟定的?”
“是的,陈市长。”何绍宇回答,“按照您昨天的要求,专业过硬、口风严实,我从局里挑了七个人。”
他顿了顿,主动做了一点说明:
“常德胜同志分管金融风险防控,对辖区内的金融机构情况最熟悉,由他牵头,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打通与银保监部门和各银行的沟通渠道。”
“袁学锋同志在银行业监管条线干了将近二十年,业务能力没话说,对银行信贷的审批流程、风控标准了如指掌。”
何绍宇的推荐逻辑很清晰,用最熟悉业务的人做最专业的事。
从常规工作的角度看,这个逻辑完全正确。
但这不是常规工作。
陈捷沉吟了几秒,然后指着名单前两个名字:
“何局长,常德胜同志和袁学锋同志的业务能力,我不怀疑,但我有一个考虑。”
何绍宇微微坐直了身体。
陈捷继续说道:
“这次专项工作的核心不是日常监管,而是对一个特定项目的金融风险进行穿透式摸底,这个工作的特殊性在于三个字,独立性。”
“摸底的对象是银行,而我们的工作组如果由长期和银行打交道的同志来牵头,在信息获取的过程中,就很难完全排除既有工作关系的干扰。”
何绍宇听到这里,微微愣了一下。
他是老金融出身,对独立性这三个字的分量心知肚明。
在金融监管领域,监管者和被监管对象之间保持适当距离,是防止监管俘获的基本原则。
但在地方金融局的实际工作中,这个原则很难严格执行。
就那么大的圈子,就那么多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想保持距离谈何容易。
陈捷没有等何绍宇回应,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我建议调整一下工作组的架构。”
他将名单翻到第三个名字处:
“常德胜同志和袁学锋同志不参加工作组的日常运转,但他们的经验和人脉不能浪费。”
“可以设一个专家顾问的角色,在工作组遇到需要打通某个环节或者判断某个专业问题时,随时咨询他们,但他们不直接参与信息采集和数据分析的过程。”
“工作组的日常运转,由罗嘉欣同志来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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