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602节

　　“你在公安系统有威信，队伍信服你，这一点市委是清楚的。”

　　“在过渡期内，你除了抓好社会面的稳定之外，还要花时间到各个分局、派出所走一走，和一线的干警谈一谈，把市委的精神传导下去，把队伍的心气提起来。”

　　陈捷说到这里，顿了一下：

　　“要让他们知道，组织没有忘记他们的付出和牺牲。”

　　“陈书记，”郝建军声音郑重了几分，“您放心，政法这条线，我一定守住。”

　　他停了一下，斟酌措辞：

　　“不管外面的风有多大，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我这边一定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该担的责任不推卸，该守的底线不动摇。”

　　“您交代的事，我一定不折不扣地执行。”

　　“谢谢建军同志。”陈捷站起身来，和他握了一下手，“有你这句话，我心里踏实了很多。”

　　他没有做任何超出工作范畴的额外许诺，也没有借此机会拉拢或施恩。

　　一切都停留在工作信任的框架之内，干净利落，不留任何可以被解读为站队的把柄。

　　郝建军起身告辞时，陈捷将他送到门口，走到门边的那一刻，陈捷忽然想起了什么：

　　“对了，建军同志。”

　　郝建军回过头。

　　“刚才你提到的基层经济纠纷化解的问题，这件事确实不能光靠政法系统单打独斗，我打算在近期推动建立一个市级层面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联动机制，把公安、法院、司法、人社、住建、信访几个口子拉到一起，形成合力。”

　　“方案还在设计阶段，成型之后我先给你看看，听听你的意见。”

　　郝建军点了一下头：

　　“好。”

　　门关上后，陈捷回到办公桌后坐下，陷入沉思。

　　赵鸣接了城建的摊子，郝建军守住了公安政法的阵脚。

　　两个临时补位的人选，一文一武，一个长于协调运筹，一个精于一线实战，和他们各自要面对的工作性质高度匹配。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人都不是方国平圈子里的人。

　　赵鸣的全部价值就在于熟悉流程和不犯错误。

　　郝建军更不用说，他和方国平之间非但没有利益关联，反而因为兼任公安局长进政府班子一事被方国平卡了多年，两人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嫌隙。

　　这两个人到位之后，方国平在市政府系统内最后残存的一点组织影响力，将被进一步压缩到近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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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鸣和郝建军正式到位后的第一个完整工作周，武河市政府的运转节奏并没有出现外界担忧的混乱或停滞。

　　城建口那边，赵鸣以一种几乎不引起任何注意的方式接手了工作。

　　他没有召开任何高调的见面会或动员会，而是用三天时间，把城建局、交通运输局和城管执法局三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逐一约到办公室，每人半小时，了解当前最紧迫的三件事，最棘手的三个问题，以及最需要市级层面协调的三个事项。

　　九个“三”汇总之后，他心里就有了一张清晰的全景图。

　　政法口的衔接同样平稳。

　　郝建军在公安系统的威信本就极高，从局长跨半步到临时负责分管副市长的职责，对他而言不过是把视野从一个系统扩展到几个系统。

　　他用了两天时间走访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司法局和市信访局，和四家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逐一碰了头，把各自当前工作重点和需要统筹协调事项梳理了一遍。

　　这两条线稳住之后，市政府六个副市长的分工体系重新实现了完整覆盖。

　　而方国平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市长，但他已经连续两周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公开工作场合了。

　　市政府的官方网站上，他的名字仍然排在领导信息栏的第一位。

　　但在实际运转中，所有需要市长这个角色出面的场合和决策，都由陈捷以常务副市长受市政府委托的名义承担了。

　　没有人问为什么，也没有人需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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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很快来到九月中旬。

　　秋意渐浓的燕京，比武河凉了不止一个季节。

　　中海瀛台的梧桐叶开始泛黄，湖面在晨光中泛出一层薄如蝉翼的雾气。

　　每天清晨六点半，一份由国家安全部、外交部情报司和军事情报系统三条线汇总的《每日国际疫情动态简报》，会准时出现在总书记的案头。

　　九月十五日的这份简报，正文部分比平时厚了将近一倍。

　　原因是过去一周，全球疫情数据出现了又一轮触目惊心的跃升。

　　简报的第一页，是一张全球疫情态势总览图。

　　截至九月十四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突破两千九百万例，累计死亡超过九十二万人。

　　美国以六百七十四万确诊、十九万八千余人死亡的数字，高居全球第一，相当于平均每一百个美国人中就有两个确诊，平均每天有将近一千名美国人死于这种病毒。

　　巴西紧随其后，累计确诊超过四百三十万，死亡十三万余人，印度的数据正在以一种几乎失控的速度攀升，单日新增连续多天突破九万例，累计确诊已逼近五百万。

　　欧洲这边，西班牙、法国、英国在经历了夏季短暂的缓和之后，第二波疫情的苗头已经清晰可见。

　　巴黎的重症监护病房占用率重新攀升至百分之六十以上，马德里宣布对部分地区重新实施出行限制，伦敦的酒吧和餐厅被要求在晚上十点前关门。

　　简报的第二部分是重点国别分析。

　　关于美国的篇幅最长。

　　情报部门的分析认为，美国疫情失控的根源并非技术能力不足，恰恰相反，美国拥有全球最顶尖的公共卫生机构、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最庞大的医疗资源储备。

　　但联邦与各州之间的权责割裂，两党在防疫策略上的尖锐对立，以及社会层面对个人自由与公共安全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分歧，使得这些技术能力根本无法被有效整合为统一的国家行动。

　　简报中引用了一段来自美国疾控中心内部通讯的截取信息，一位资深流行病学家在给同事的邮件中写道：“我们不是被病毒打败的，我们是被自己打败的。”

　　除此之外，简报还分析了印度这个拥有十亿以上人口级别的超大体量人口国家。

　　印度的城市贫民窟人口密度高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孟买达拉维贫民窟每平方公里居住超过二十七万人，在这样的环境中谈社交距离，无异于缘木求鱼。

　　而印度的检测能力远远跟不上病毒传播的速度，官方公布的数字很可能只是实际感染人数的冰山一角，世卫组织在一份内部评估中保守估计，印度的真实感染人数可能是官方数字的十到二十倍。

　　简报在分析部分的最后，以一段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文字做了总结：

　　“综合各方情报研判，全球疫情远未见顶，北半球即将进入秋冬季节，气温下降和室内活动增加将进一步加速病毒传播，预计未来三到六个月内，全球累计死亡人数大概率突破两百万。”

　　简报的第三部分，则是国内的分析，标题是《近期境外输入病例及国内零星散发态势分析》。

　　这一部分的篇幅虽然不长，但字字千钧。

　　九月上旬，全国有六个省份先后报告了境外输入关联本土病例。

　　最引人关注的是西川省榕城市的一起聚集性疫情。

　　九月三日，一名从法国巴黎经迪拜转机回国的留学生，在入境后的集中隔离期满后返回榕城家中，按照当时的防控规定，该留学生在结束十四天集中隔离并连续两次核酸检测阴性后，即可解除隔离。

　　但这名留学生属于极少数的长潜伏期感染者。

　　在返回家中的第三天，他开始出现轻微的咳嗽和乏力症状，但并未立即就医，此后两天里，他先后前往了一家商场、一家健身房和一家火锅店，接触人数超过二百人。

　　等到他的症状加重并最终确诊时，病毒已经在这三个场所中形成了至少四条传播链。

　　截至九月十四日，与这名留学生关联的确诊病例已达到三十七例，波及榕城市的三个区和一个郊县。

　　榕城市紧急启动了大规模的流调排查和区域性管控措施，整座城市的生活节奏一夜之间被打断。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几个城市也有发生。

　　陇西省金城市，一名从哈萨克斯坦返回的商人在居家隔离期间外出聚餐，导致五人感染，云东省一名从菲律宾入境的船员在转运隔离点期间因管理漏洞与其他隔离人员发生交叉接触，引发一起小范围聚集性疫情。

　　这些零星散发的病例，单独来看，每一起的规模都不大，远远没有达到社区广泛传播的程度。

　　但它们都在发出警告，外防输入的压力正在持续加大，而国内任何一个城市的基层防控体系，一旦出现哪怕极其微小的漏洞，病毒就会毫不犹豫地钻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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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六日，上午十点。

　　燕京，中海怀仁堂。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此召开一次不在常规日程上的临时会议，议题只有一个，研究当前国际国内疫情形势及下一步防控工作。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七位常委悉数在座，每个人面前都摆放着一杯清茶和一份由国家安全部、外交部、军情系统三线汇总的《疫情动态简报》。

　　总书记的目光从简报上缓缓移开：

　　“同志们，全球疫情的蔓延速度，超出了我们此前最悲观的预估，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是目前唯一一个基本控制住疫情，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运气好，而是我们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

　　“但越是在这个时候，越不能掉以轻心。”

　　他翻开了面前那份简报中关于国内散发疫情的分析页：

　　“最近几个城市出现的境外输入关联疫情，暴露出一个共性问题，我们的基层防控体系，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搭起来了，但随着形势趋缓，有些地方开始松劲了，松劲的结果，就是体系空转，制度虚设，人还在岗位上，但心不在状态了。”

　　“榕城那起聚集性疫情，一个长潜伏期的感染者，就能在短短几天内撕开一座省会城市的防线，形成四条传播链，三十七例关联感染，这说明我们的防控体系，在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肉眼可见的裂缝，一个针尖大的窟窿，就能漏过斗大的风，病毒就是那阵风，它不会讲情面，不会给任何喘息和侥幸的机会！”

　　会议室里的气氛愈发凝重。

　　“再看看我们的一些干部！”总书记的目光扫过全场，“疫情初期是茫然无措，是官僚主义，是形式主义，现在，疫情趋缓了，又变成了麻痹大意，松劲懈怠！”

　　“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打赢这场持久战？怎么能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和挑战？”

　　总书记这句话不仅是质问，更是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