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她们穿越到北宋 第325节

　　其核心优势在于“以稳制快，以耗克敌”。

　　金国的游击战术虽能依托地形袭扰，却终究是小股力量的流窜，难以撼动大宋步步为营的根基。

　　大宋每修一座营寨，就如同一颗钉子钉在辽东大地上，将控制区稳稳锁住；每修一段道路，就像一条血管延伸过去，让粮草辎重得以源源不断输送，再不必担忧金军袭扰粮道的困局。

　　同时，大宋对金国进行经济封锁，逼得金军不得不来打草谷。

　　一旦金军来攻，大宋便凭坚固工事死守，以火器优势消耗其有生力量；金军退去，大宋便继续向前推进，蚕食一寸是一寸。

　　这种打法不追求速胜，却能让胜利的天平在日复一日的对峙中，稳步向大宋倾斜。

　　而金国最致命的短板，就是其人口太少。

　　本就人口稀薄的金国，经宋辽联军连番打击，青壮劳力与士兵已折损大半。

　　即便金国能从辽国和高丽掠夺人口补充，一来数量有限，二来被掠夺者多怀抵触之心，难以真正转化为可用的战力与生产力。

　　大宋的消耗战，恰恰瞄准了这一点——每一次小规模的冲突，每一次对据点的围攻，金国损失的都是难以再生的人口。守一座城，要消耗一批士兵；袭一次宋军粮道，又要折损一批青壮。大宋人口基数庞大，损失些士兵可以迅速补充；金国却经不起这般消耗，每损失一人，就意味着防线多一分松动，生产力多一分衰退。

　　如此往复，金国的人口缺口会越来越大。

　　到那时，农田无人耕种，粮草便会愈发匮乏；士兵无人补充，防线便会处处漏风。

　　到了后期，或许金国连守城的士兵都凑不齐，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宋的营寨与道路一点点推进到其腹地。

　　更关键的是，大宋的战略早已埋下更长远的伏笔。随着“结硬寨”推进，修路筑港的工程不断延伸，为未来的交通革新铺平了道路。

　　若是大宋的火车研发成功，铁轨便能顺着修好的道路一路铺向东北，将东北与大宋腹地紧密连接。

　　届时，军队调动、物资运输的效率将呈几何级提升，大宋对东北的控制力会如磐石般稳固。

　　如此一来，金国纵有顽抗之心，也无回天之力。人口消耗殆尽，土地被逐步蚕食，最终只能在大宋稳扎稳打的推进中走向覆灭。东北的广袤土地，也将彻底纳入大宋版图，成为大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说穿了，大宋这就是在仗着国力欺负金国，对着金国最薄弱的软肋，打出的一场必胜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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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0章 张纯对赵俣的迷恋

　　…

　　虽然已经决定了将大宋的都城从东京迁到北京，辽东这里的战事也在继续，北京这里拥有众多琐事需要赵俣来拿主意，可在见到前线的战事已经转为缓慢推进不是短时间就能灭掉金国之后，赵俣还是在第一时间决定回东京汴梁城，结束这次御驾亲征。

　　赵俣很清楚，至少截止到目前为止，东京汴梁城仍旧是大宋的中枢，而自己是大宋的皇帝，不应该长时间不在皇宫坐镇。

　　中枢之地本是一个国家权力的核心，皇帝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稳定的象征。一旦长时间缺位，原本围绕皇权运转的官僚体系便可能出现衔接不畅、决策迟滞的问题。各部门官员在缺乏最高权威约束时，难免会滋生推委扯皮之心，甚至有人会趁机钻空子，以权谋私。

　　皇帝亲征或离京时，前线与中枢的信息传递往往要经过多层周转，很容易出现延误或失真。中枢官员不了解前线具体情况，可能会提出脱离实际的指令；而皇帝身处外地，也难以及时掌握京城乃至全国的细微变动，比如地方灾情、民生矛盾等。

　　皇帝长时间离京，最容易引发的还是朝野上下的不安。官员会猜测皇帝的意图，百姓会担忧局势的稳定，甚至可能让别有用心之人趁机散布谣言，煽动人心。

　　所以，即便是亲征，若时间过长，后方也可能因“主少国疑”（即便太子成年，也难及皇帝权威）而滋生叛乱，历史上不少亲征帝王因后方不稳而功败垂成，便是明证。

　　因此，中枢的稳定是一个国家运转的基石，皇帝作为核心，即便有亲征等必要离京之举，也需严格把控时间，通过完善的监国制度和高效的信息传递，将权力真空的风险降到最低，否则再英明的帝王，也难抵长时间脱离中枢带来的连锁反应。

　　得知赵俣要回东京，张纯看着赵俣，大点其头。

　　见此，李琳问：“你好像很赞同官家回京？”

　　张纯直言不讳地说：“官家这是明君的表现。”

　　李琳问：“为什么这么说？”

　　张纯说：“官家登基时，外有青唐反复，西夏、辽军联合压境；内有新旧党争，国库空虚，士绅大族占田无数，百姓无尺寸之田，贫富差距极大，军人和官员数量太多，为了养活他们，朝廷不得不花费巨额钱财，导致财政严重超支，使大宋积贫积弱，形势如此之差。”

　　“官家登基第一年就把欠将士的军饷全都给发下去了，第二年就将欠官员的俸禄全都给发下去了，登基十五年，彻底解决了大宋三冗两积的沉疴积弊，而且还已经给百姓免了三十几次税，平均一年免两次。”

　　“政治上，官家登基以后，新党旧党他都用，新党旧党他又都不用，全看能力说话，最后是，新旧两党全都让他给驯服，只会搞党争没有能力的官员全都让他赶出朝廷，我大宋政治一片清明。”

　　“这非常高明，以明末的崇祯皇帝为例，他一上来脑袋一热就把魏忠贤给办了，没想到呢，党争是没了，可东林党一家独大，没人牵制了，到最后崇祯也控制不住了，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最后只能说要是魏忠贤还在，朕也不至于如此呀！”

　　“中兴之主的标配应该是变法，变法的目的是为了搞钱，手段是把土地从地方豪绅那里拿回来，重新分配给百姓，这样朝廷还可以重新收税，就像官家推行《士绅一体纳粮》和《摊丁入亩》。”

　　“你我都知道，在推行《士绅一体纳粮》和《摊丁入亩》之初，改革遭遇重重阻力，无数士绅豪强暗中串联，妄图以各种手段破坏新政，但官家意志坚定，毫不退缩，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与税收不均的问题，还废除了压在百姓头上一千多年的人头税，使百姓终于迎来了分盼的喘息之机，不再因繁重的赋税而流离失所、卖儿卖女，大宋也得以逐渐从积贫积弱的泥沼中挣脱出来，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而崇祯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魄力。大明朝最大的地方豪绅是朱元璋的那些朱子朱孙，比如蜀王朱至澍，当年四川百分之七十的土地都在他手里攥着；河南的福王朱常洛更要命，全河南的税收都不够他一个人花的。崇祯一个也不敢动，对他们是唯唯诺诺，然后对百姓重拳出击，经常是正常赋税之后，还要各种苛捐杂税，就三饷一项，每年就从江南额外搜刮六百万两白银。”

　　“对外打仗就更能看出一位皇帝的水平。”

　　“崇祯是出了名的没有军事才能瞎指挥，明军野战打不过清军，据城坚守是最好的选择，可崇祯非让卢象升跟清军野战，最后全军覆没，卢象升战死，他害怕了，赶紧把孙传庭和洪承畴从陕西调过来，结果呢，当时只剩十八骑的李自成逃出生天。”

　　“为了抗击后金学谁不好，学历史上的赵佶，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跟蒙古林丹汗合作，史上第二次联蒙抗金，结果呢，林丹汗首鼠两端出工不出力，还让蒙古骑兵劫掠边境，他也只能全当没看见。”

　　“还重启了秦朝的军功制用来鼓舞军心，结果呢，是清军一个没少，大明朝境内的流民乞丐全都没了。”

　　“你自己能力不行，你倒是放权啊，让底下人干，结果崇祯到死也不放权，弄个太监在那监军，前线将领上个厕所都得汇报，这仗能打赢吗？”

　　“本来就没钱打仗，还非得搞两线作战，这边打满清，那边打起义军，根本就不会远交近攻。”

　　“咱们官家呢，从收复青唐时起，每次用兵都选择最合适的将帅，充分信任他们，不管形势多糟，都没有临阵换将，充分放权给前线将领，从不越级指挥，就要结果。”

　　“而且不管形势多好，从来都不飘，就像当初官家御驾亲征，形势那么好，为了大宋不陷入两线作战，为了彻底收复西夏，毅然决然地放过了辽国。”

　　“还有这次灭金，形势已然如此之好，国库充盈，兵强马壮，还有强大的火器，按照你和很多人所想的，就该平推了金国，可官家却选择了炮楼战术，不给金国任何机会。”

　　“这样沉稳的战略定力，才是一个千古一帝该有的表现。”

　　听到这里，李琳也是感慨万千。

　　作为军人，尤其是一个对现代化武器非常有信心的军人，李琳是不同意大宋打这种呆仗的，因为这太慢了，也体现不出来他们这些善战之人的水平。

　　可话又说回来，李琳也不得不承认，赵俣最终决定的方案，确实是会让大宋稳胜不败，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这才是最稳妥的。

　　等到大宋将东北彻底拿下，那时的大宋在这个世界将再也没有对手，再学汉唐也不迟。

　　张纯继续说：“还是以崇祯为例，崇祯在位十七年，内阁换了五十个辅臣，史称崇祯五十相，他谁也不信，他还前后发了五次罪己诏，自己抽自己嘴巴，可过后就全忘了，该干嘛干嘛，杀袁崇焕寒了将士们的心，虽然袁崇焕自己有问题，但是你给活剐了，这就太过了，你让吴三桂这帮人怎么想？”

　　“再说咱们官家，登基到现在，就用了两位宰相，章惇还是老死在任上的，宰执也是，几乎都是因为年老而致仕，哪位宰执离开朝堂时，不感激官家的知遇之恩？将领也是，无一不心悦诚服地追随官家左右。这份胸襟与气度，远非崇祯之流所能及也。”

　　李琳插话道：“你说得没错，可我印象当中，崇祯好像也没那么差吧，不都说他有道无福，在位十八年，旱九年，涝九年，才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好像崇祯还恪业勤政，不贪杯好色，品德高尚？”

　　张纯笑着摇头：“这个没用，如果按照你说的标准来评定皇帝，那么排在第一的是王莽，那是个完人，道德典范，可你能说王莽是一个好皇帝吗？”

　　顿了顿，张纯又说：“是，崇祯最后几年赶上了全球小冰河期粮食欠收，再加上北方一场大瘟疫，但这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大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要不是，最后崇祯选择了在煤山自缢壮烈殉国，给他自己和大明找回了点颜面，他在历史上的评价，都比不上赵佶，应该跟赵桓画个等号。”

　　说到这里，张纯总结：“好皇帝就得像咱们官家这样，有点缺点甚至是缺陷没什么，关键是，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就像现在，官家就该凯旋回京，坐镇中央，不给任何人、任何事撼动自己皇位、撼动大宋江山的机会。”

　　“用崇祯的所作所为与官家这十五年的表现一对比，谁是昏君、谁是明君一目了然，明君的标准也就有了。”

　　张纯看着赵俣的背影，满眼迷恋地说：“真不愧是我选的和我一手调教出来的皇帝，就是这么完美无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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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1章 微服私访

　　…

　　这些年跟在赵俣身边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了之后，张纯渐渐明白，她可能当不了太后。

　　此太后非彼太后。

　　要是当个普通的太后，她的儿子是一个孝顺的明君，张纯自觉肯定没问题，而且她有信心比别的太后当的都好。

　　张纯没把握当的是吕雉、刘娥、慈禧那样执掌一个国家的太后，也就是他没把握当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因为张纯渐渐发现，出主意其实不难，承担风险、做决断才是最难的。

　　就以赵俣为例：

　　每每有事尤其是大事发生，赵俣身边给赵俣出谋画策的大臣、谋士，少时几十人，多时几百人，就算是最少的时候，都有上、中、下三策来供赵俣挑选，关键他们给赵俣的建议五花八门不说，有时候还相互矛盾，关键的关键，他们说的好像全都很有道理的样子。

　　这就得赵俣从这么多建议中挑出来真正对的那个。

　　选对了，大臣、谋士有功领赏。

　　选错了，尤其是错狠了，赵俣就得身死族灭，搞不好就会像历史上靖康之耻时的赵佶那样，自己被敌人掳走囚禁起来，自己的子孙、族人也是一样，自己的妃嫔、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儿媳，自己族人的妻妾、女儿、儿媳，全都成了敌人的玩物，甚至不仅自己、自己的儿孙、自己的族人受尽屈辱，自己的朝臣、工匠、艺人、宫女、太监也都一同被金人掳去北地，受那亡国之痛，最后自己还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永远也下不来。

　　更关键的是，他们的退路永远比赵俣多，觉得赵俣不行，大可以卷铺盖另寻明主，比如荀彧说袁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转身就投了曹操；还有陈平先跟着魏王咎，魏王咎兵败自杀后，他果断投靠项羽，最终在楚汉战争期间转投刘邦。他们像良禽择木，不合则去，不用为前任主公的失误买单。

　　再比如说她张纯，真要是有一天赵俣遭遇了靖康之耻，她被女真人抢走了，她也有把握说服完颜宗翰、完颜宗望之流重用她。

　　而赵俣就不行了，他肯定没有跳槽的余地，因为他就是那棵“木”，他麾下的文臣武将、谋士妃嫔、治下的百姓、打下的基业都是缠在他身上的藤蔓，他只能往前扛，赢了，众人论功行赏，他是能拿到最大的好处；但输了，众人可以做鸟兽散，而他必须承担最大的恶果。

　　说到底，张纯他们拼的是“智”，而赵俣拼的是“胆与责”。

　　张纯他们能在沙盘上推演千万种可能，赵俣得在千万种可能里先一条路，然后赌上自己的一切往前走。

　　这世上不缺能出主意的人，但很缺能把主意变成行动还敢为行动负责的人。

　　再者，赵俣虽然不像张纯这么前知一千年后知一千年，但赵俣无疑是一个最杰出的政治家，除了决断和魄力，赵俣还有超强的资源整合和驾驭能力，以及超强的人格魅力，他能把脾气各异、哪怕是互相看不顺眼的人拢到一块干活。

　　就像刘邦能把市井混混、贵族后裔、敌方降将捏合起来一路打到咸阳城；朱元璋能将淮西老乡、浙东谋士、前朝旧部聚集一起打下大明基业；李世民能平衡关陇集团、山东士族、寒门士子、异族精英等等多方势力二十八岁通过“玄武门对掏”拿下皇位，而后开创“贞观之治”。

　　这靠的是对人性、对政治的深刻洞察。

　　说白了，一个成功的皇帝必然是顶级的政治怪物。

　　经过这么多年对政治的深刻接触，张纯不得不承认，她不是这样的政治怪物。

　　倒是赵俣真可以跟刘邦、朱元璋、李世民比一比。

　　也正是因为见识的多了、懂的多了，张纯才越发地欣赏这些年干得真不错的赵俣，越发地喜欢赵俣，越发地爱赵俣。

　　——或许，张纯在赵俣身上看到了那个她理想中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