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她们穿越到北宋 第491节

　　赵寿的第一个主张就是，人才首位晋升制度。

　　也就是，在人才选拔上，赵寿不看出身，不看父辈是谁，不看是哪个世家大族出来的，唯才提拔。

　　科举取士之外，他更设“乡野荐贤令”，鼓励州县官发掘民间有识之士、技艺之人，哪怕是佃户之子、市井工匠，只要有一技之长、可用之才，皆可入朝为官或委以地方之职亦或进入大宋“国企”人尽其用。

　　受惠于这一制度，大宋的本土没有因为皇帝从赵俣换成了赵寿，就出现人才匮乏的情况，相反，很多赵俣他们这些穿越者因为先知先觉而错过的人才，反而被没有历史干扰的赵寿给挖掘了出来。

　　赵寿这一手，确保了大宋至少几十年内不会缺少治理的人才，哪怕大宋的版图扩张了六七倍，还有大量的诸侯国，以及海外殖民地。

　　赵寿干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他在他父皇搞的改革《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的基础上，将土地税的实际税率，硬生生降到了百分之三。

　　大宋在赵俣一朝之前，两税正税的名义税率就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再加上支移、折变、加耗、斛面等附加盘剥，实际税负常常达到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五，江南富庶之地甚至能冲到三成以上。

　　这使得百姓苦不堪言，流民四起，历史上爆发了一起起农民起义。

　　赵俣登基后，力推改革，废除了千年人丁税，将丁银摊入田亩，又打破了士绅免税的特权，让税负趋于公平，此时土地税的名义税率稳定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实际加耗控制在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已是历代少有的轻赋。

　　可赵寿觉得，这还不够。

　　他深知，百姓是江山的根基，休养生息的核心，就是让民有余粮、家有余财。

　　“父皇革除弊政，是解民之困；今日朕再降赋税，是予民之利。”

　　赵寿在朝会上掷地有声地说：“田税定三，永不加征。凡地方官敢私设附加、暗增税额者，以贪赃论，抄家流放；凡士绅地主敢趁势抬高佃租、盘剥佃户者，夺其田产，分给无地之民……”

　　在这个时代，准确地说是赵俣一朝以前的时代，人头税和土地税是百姓的两座大山。

　　一座压在人身上，不问贫富，凡成丁者，上至耄耋老者若未脱丁籍，下至垂髫稚子若入征税之册，皆需缴纳。

　　秦汉有算赋、口赋，丁男每年缴钱，孩童亦要纳银；唐宋存身丁钱，哪怕佃农无立锥之地，也得变卖家当凑齐税额。

　　更有甚者，人头税常与徭役捆绑，交不出税便要亲身服役，往返路途耗时数月，家中农桑荒废，往往一趟役差归来，家徒四壁。

　　为避此税，百姓或隐匿人丁，或投靠士绅为奴，甚者有溺婴之举，只为少一张要缴税的嘴。

　　这人头税，硬生生地把人命逼成了负担。

　　赵俣在大宋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名声、这么强大的统治力，与他废除了人头税脱不开干系。

　　另一座大山就是土地税。

　　赵俣一朝以前的土地税，正税本就分等征收，可支移让百姓自费运粮至千里之外，折变令谷米折绢、绢再折钱，几番折算，税负陡增数倍；加耗、斛面更是巧立名目，大斗量粮、堆尖不计，正税一石，实际缴粮往往近两石。

　　哪怕是自耕农，守着几亩薄田，刨去种子、口粮，缴完正税与附加，丰年尚有余粮，灾年便只能卖田鬻子。

　　而那些占田千顷的地主，却常借士绅特权隐匿田亩，将自身税负转嫁给佃农，最终土地税的重负，还是尽数落在了底层耕者身上。

　　赵俣推行的《摊丁入亩》和《士绅一体纳粮》，实际上已经大大改善了这种现象。

　　如今，赵寿更是在这个基础上将土地税定为固定的百分之三。

　　这不论是对那些自耕农来说，还是对被赵俣强迫背上土地税的士绅来说，都是大大的好消息。

　　更关键的是，历朝历代，百姓的苦难大抵皆源于这两座大山，轻则流离失所，重则揭竿而起，多少王朝的覆灭，皆因这两座大山压垮了民心，而赵寿能在赵俣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弱土地税，可以说，是给足了大宋百姓休养生息的空间。

　　仅凭这一件事，赵寿这个“大宋新的最高统治者”其实就能立住。

　　更何况，赵寿干得可不只这一件事。

　　——他的宗旨就是，轻徭薄赋，于民休养生息。

　　当然，这也是因为，他父皇给他开辟出来了足够多的财路，才让他可以不靠传统的土地税来充当财政收入的主体。

　　也正是因为如此，赵寿收获了很不错的评价。

　　总之，赵寿以极大的热情率领彻底进入和平期的大宋本土再一次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

　　赵寿的激情让人惊讶，他甚至表现出来了几分属于诗人的理想主义气质，让人们不得不承认，他确实不是一个平庸的君主，他的能力和才华到这一刻才得到了真正的绽放。

　　赵寿承上启下，发扬了赵俣创造的所有优良传统，他还重用新人，开启改革，而且他刚毅而不保守，稳健但又敢于创新。

　　虽然在赵寿的手上不可能走完现代化进程，但是现代化的道路却是由赵寿拓宽的。

　　人们“常用虎父无犬子”、“陛下选对了皇储”、“太子将来也必是一代圣君”等不吝赞美的词语来形容赵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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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3章 十字军

　　…

　　离开大宋后，赵俣有意识地减少对大宋本土的控制，给足了赵寿发挥的空间。

　　也正是因为如此，赵寿才能按照他的心意让大宋休养生息。

　　与此同时，赵俣也终于将自己的精力主要放在了西征上。

　　接连击溃了塞尔柱突厥、伽色尼王朝、花剌子模等中亚的一众国家、部族、势力后，大宋就成了中亚的霸主。

　　不过，这并不是说，大宋就彻底占领了中亚。

　　塞尔柱帝国和伽色尼王朝的王室和宗室几乎全都被宋军给捉了，其国的主力也被宋军击溃了，暂时可以不管。

　　但花剌子模的王室，准确地说是他们的王，并没有被宋军捉到。

　　花剌子模原来也是塞尔柱突厥的附庸，是塞尔柱苏丹图各鲁保一个奴隶出身的警卫员建立起来的国家。

　　不过这些年来塞尔柱帝国越来越没落，被花剌子模趁机坐大，摆脱了附庸的地位，并成为中亚地区的一个强国。

　　花剌子模国王的称号叫“沙”。

　　此时花剌子模沙是阿拉丁·艾特西兹。

　　这阿拉丁·艾特西兹也算是一代枭雄，就是他摆脱了花剌子模的附庸地位，并将花剌子模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历史上，阿拉丁·艾特西兹所率领的花剌子模，最终取代了塞尔柱突厥成为中亚的霸主。

　　只可惜，这个时代的阿拉丁·艾特西兹，生不逢时，跟赵俣他们这些穿越者生活在了一个时代，而且赵俣想要中亚来分封自己的儿子们。

　　简而言之。

　　赵俣的一众儿子挟大胜之威，一路所向披靡，以雷霆万钧之势向花剌子模杀了过去。

　　阿拉丁·艾特西兹自然不甘心他好不容易才经营好的花剌子模被赵俣的一众儿子给灭掉，哪怕他也知道，先后灭掉西喀喇汗国、伽色尼王朝和塞尔柱突厥的宋军根本不是他的花剌子模能敌得过的，他也要与赵俣的一众儿子一战。

　　结果，双方连战三场，花剌子模军全败，赵俣的一众儿子也直奔花剌子模的都城杀去。

　　在最后一战当中，阿拉丁·艾特西兹败北了之后，带着一万多人马一路向西逃窜，最后逃到了小亚细亚，并在那里号召圣战，让中亚各国、各部落、各势力全都起义赶走大宋这个侵略者。

　　阿拉丁·艾特西兹的号召，通过商路、宗教驿站与部落信使迅速传遍中亚及周边区域。

　　这一号召以宗教认同为纽带，直指大宋对中亚的军事征服与领土管控，将宋军的西征定义为异族的入侵，呼吁所有信仰同源的势力摒弃前嫌，联合反抗。

　　塞尔柱突厥溃散后散落于阿姆河两岸的部落联盟，因王室被擒、牧场被划属大宋而积怨已久，纷纷集结青壮年组成骑兵分队参加圣战；

　　伽色尼王朝覆灭后仍保有影响力的宗教团体，在各大清真寺与圣地发起宣讲，动员信徒加入“护教”行列，大批农民、商贩放下生计，携带简陋武器向小亚细亚靠拢；

　　部份原本已向大宋表示臣服的中亚小城邦与绿洲势力，见圣战声势浩大，暗中倒戈，向联军提供粮草补给与宋军布防情报；

　　甚至远在小亚细亚半岛的罗姆苏丹国，为遏制大宋向西扩张，也派遣三万精锐骑兵加入联军，形成横跨中亚与小亚细亚的庞大军事同盟。

　　其总兵力一度达到五十万之众。

　　圣战联军的军事行动以“收复失地”为口号，首先对大宋刚接管不久的中亚重镇布哈拉外围据点发起猛攻。

　　联军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采取分散突袭、围城打援的战术，频繁骚扰宋军补给线，对边境小城池展开围攻。

　　由于联军成分复杂，战术灵活，且善于利用宗教狂热驱动士兵死战，大宋在中亚的初期防御遭遇不小压力，部分偏远据点因兵力薄弱被攻破，驻守士兵或战死或被俘，边境线一度出现收缩。

　　面对蔓延的战乱，大宋远征军并未急于全线反击，而是采取“固守核心、分化瓦解、精准打击”的策略。

　　一方面，加固布哈拉、撒马尔罕等核心城池的防御，依托城防工事与火器优势，抵御联军主力进攻，消耗其有生力量；

　　另一方面，利用部落联盟与宗教武装的利益分歧、罗姆苏丹国与花剌子模残余势力的互相猜忌、小城邦的摇摆不定，派遣使者携带金银财宝与通商承诺，游说部分势力脱离联军，同时散布谣言，加剧各方互不信任。

　　在防御稳固后，大宋西征军开始发起反击。

　　在赵俣的亲自指挥下，大宋以主力部队沿阿姆河两岸推进，清剿分散的部落骑兵，摧毁联军粮草囤积点；另以五万轻骑兵迂回小亚细亚半岛，直捣联军后方基地，切断其退路与增援通道；剩余兵力则集中于撒马尔罕，伺机对联军主力实施合围。

　　跟之前一样，中亚的军队还是打不过宋军。

　　关键，如今中亚已经落入大宋之手，大宋在中亚的治理已经初见成效。

　　关键的关键，大宋在中亚这里打的是解放战争，并且言行统一，真的将中亚这里的奴隶解放了，并且善待平民。

　　在宋军击溃中亚原有的一众国家、部落、势力后，赵俣的一众担任诸侯王的儿子，全都按照赵俣的指示，废除各地延续千年的奴隶制。

　　于是，大宋的各个诸侯国全都焚毁奴隶契约，释放被贵族与神庙控制的奴隶群体。

　　这些奴隶多为战争俘虏、债务抵押者与世代为奴的底层民众，总数达数百万之众。

　　赵俣的一众担任诸侯王的儿子不仅赋予他们人身自由，更将部分被贵族兼并的土地、牧场划分给解放奴隶，发放农具与种子，允许他们自主耕作或游牧。

　　在这期间，赵俣的一众担任诸侯王的儿子还在各城池周边设立安置点，提供临时住所与口粮，帮助他们重建生计。

　　这一举措彻底打破了中亚原有的阶层固化，让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体获得了生存尊严与发展机会，他们对大宋以及各自所属诸侯国的认同感远超任何宣传，成为支持大宋以及各自所属诸侯国统治的核心力量。

　　与此同时，大宋以及赵俣的一众当上了诸侯王的儿子对中亚平民采取全方位的善待政策。

　　战乱过后，大宋和赵俣的一众当上了诸侯王的儿子严禁将士劫掠平民财物、侵扰居所，对于因战争流离失所的平民，与解放奴隶一视同仁地予以安置。

　　在税收方面，大宋和赵俣的一众当上了诸侯王的儿子推行轻徭薄赋政策，免除战乱地区三年赋税，此后税率也远低于此前各国、各部落、各势力的苛捐杂税，同时废除贵族阶层的免税特权，实现税负公平。

　　在司法上，大宋和赵俣的一众当上了诸侯王的儿子引入大宋的成文法体系，摒弃原有的部落私刑与宗教法陋习，保障平民和奴隶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些举措驱散了平民和奴隶对“入侵者”的恐惧，让他们切实感受到生活境遇的改善，对大宋和赵俣的一众当上了诸侯王的儿子的统治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认同。